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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预言者的教训是：不预言个别发明的细节——这通常是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在两件事上：第一，对现在趋势的外推（例如，已有的汽油驱动陆地运输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预言状态，这将变得有可能成功。”当索迪和丹尼尔斯以像“无论是需要几年还是几个世纪”和“将会迅速使我们豁然开朗”这样的短语来限定他们的预言时，他们两人都同意这一建议。
只要考虑预言的第二个问题，即预测某些特定发现的社会后果，就会出现两个新困难。第一个是在大量存在于任何时期的短暂的新事物——它们很有可能得到发展或具有重要的社会后果——之中存在的检验的困难。这个困难一直是被提及的，但只是在斯特恩教授那里消失了，他自己在《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一书中是预言家之一。他说，“发明的编年史被创新挤满，它们起初做为划时代的成就而受到欢呼，然后逐渐变成零。”甚至很难知道它们已经出现过。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甚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领域”（例如像物理学或化学这样的大领域）的专家，足以知道所有最近的重要发现。不可能想像生物学家会知道发生在化学知识前沿上的事，物理学家对生物学领域中类似的事也不甚了了。检验并报告在科学之不同领域的重要新事物最好必须由完整的一群机敏的专家来执行。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会有其局限性。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是一样的。尽管在这方面或许弱一些，但他们倾向于对他们密切注意的那些发现的重要意义和潜在后果抱有热情。在专家的圈子中，每一位专家都会因为他把他自己与其他专家联系的“训练有素的能力不够”而丧失洞察力，科学家们不可避免地会有夸大他们自己的技术专业的倾向。
即使在一项创新已经发展到明显将有深入的社会影响的地步时，在预言上也仍存在第二种困难。例如，就像奥格本教授已经尝试过的那样，在预言飞机——一项明显的重要发明——的社会影响时，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可以以一种相当不确定的方式随着他说，飞机将有重要的社会后果，但是对这些后果将是什么做出确定的和有用的陈述，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飞机的发展及其使用同许许多多不同的社会因素有关，我们不能假定这些因素将保持不变，就像考虑影响美国出生率趋势的不同社会因素时我们可以假定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后一项趋势外推，因为有关的社会因素是恒定的，即使我们不完全知道这些因素，但是对于飞机我们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在增加或阻止其使用的社会因素中有巨大的差异。如果飞机的作用与社会条件的反应使得另外的发展进程有更大的范围，那么不可预计的“阻力”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然而，这并不是说发展的进程完全是不确定的，只是说它的确定性较弱，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少的趋势远比像人口趋势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能够预测的。的确，即使对于人口增长，我们所掌握的确定性程度也是相对的。让我们举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即原子能的例子。纽曼和米勒在他们关于原子能的书中说：“众所共认的是，最博学的核科学家和关于核物理科学的未来发展及这种发展之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预言能力并不惊人。内阁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很少但却笼统地（注：非常不确定的陈述）在起草法案上帮助他们，以面对新的技术时代以及在社会制度上可能的革命性变化。证词所提供的分析对妨碍变化之本质的揭示，与判定这些变化将要到来以及将具有重要性的断言相差无几。”显然，我们还没有对于那些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重要发现做出长期预测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其他重要的事情。我们依然可以采纳比较适度的目标，来利用我们做出一系列短期预测所必须具有的知识，或许我们因此可以建立起我们的知识，以便我们可以最终使预言的范围不断扩展。让我们注意：这并不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劝告，而是一种建议，它对于有用地预言发现与发明的社会后果的可能性持审慎的悲观主义，处在我们知识的这个阶段，这一点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预言的特殊特征，它将使我们都更加倾向于做短期预测而不是长期预测。正是社会生活之特殊的条件，就是说，做为物质与生物环境的对立面，使得预言本身变成了影响科学创新的发展与后果的互动着的社会条件系列的一部分。因此，关于某种发现将有某种特定影响的预言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对那种影响的认识。如果是这样，它就是所谓的“自我期望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或者，与此相反，对某种影响的预言可能会刺激一些“障碍”，以减慢其实现，甚至完全同化之。社会预言的这种效果一直被称为“自杀性预言”（“suicidal
prophecy”）。当然，并非所有的预言在社会过程都有同等效力。某些在改变历史进程中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因素。例如，据说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就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这些预言可能已经阻止了革命，至少在德国和英国，马克思曾预言革命会在这两个国家突然爆发。大多数社会预言在与其他社会条件的互动中，影响的程度似乎要低得多。然而，因为预言本身有这两种不同的后果，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做出连续的短期预测方面，我们确实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评价存在着的新环境，因为它不仅与以前的存在因素互动，而且与预言本身互动。
到这一点，我们刚刚谈到同对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控制有关的事情。现在，我们不得不来考虑一群科学家，他们认为科学在现代世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直受到过多的控制。这一群体就是所谓的“科学人文主义者”，他们抱怨“科学的挫折”。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数由英国科学家组成，其中许多是相当著名的，但也有一些美国人持同样的态度。“科学人文主义者”，主要是那些做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渴望更好地通过所有科学的手段和可能性来体验人性。他们直接了解科学改善社会的实际与潜在的力量，他们知道这一点，并且想使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最大化。但是在追求这一理想（这一直是许多其他科学家共同具有的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把科学本身做为一种价值而绝对化，或者他们至少忽略了科学同一个社会的许多其他需要和价值的相互依赖性。“科学人文主义者”把所有对科学与发明之充分潜力的阻滞都视为弊病。尤其自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以来，他们把这些阻滞视为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没有看到，在我们的社会，许多对科学的“阻滞”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提出的。他们没有看到，在所有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对科学的阻滞，因为科学在几个重要的社会目标之中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因此它必须同这些其他的目标分享可以获得的人与物资的社会资源。不能假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存在对科学的阻滞，尽管这种阻滞也许有可能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少。但是这种可能性不能被视为必然性，就像某些“科学人文主义者”在近几年中从他们以前的理想——苏联——中已经了解到的那样。当然，迄今为止，“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一种令人难忘的有利社会环境。
除了这些，“科学人文主义”提出的科学观，是一种我们在现代世界中不太具有的科学观，至少是相当最近一段时间才具有，是一种断言其活动的“精神性”以及对科学的“挫折”的科学家们的观点。我们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错觉，是认为科学完全是一种精神活动，科学家们自己曾经同外行人一样持这种观点。但是在“科学人文主义”那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前面的第四章中强调过的东西，即科学建立在一系列确定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这些价值最初是与“自由”社会之整体的价值相联系的。因此，在经常被提到的科学与其他社会价值的“冲突”中，“恰恰不是科学和道德在冲突，而是科学的道德与日常行为的道德在冲突。”当然，这种冲突是存在的，而且不可能只由良好的愿望解释清楚。的确，对于这种冲突的存在有更多的理由，因为科学的确是在其本身的精神价值中产生的，而不是产生于一系列临时原则，这些原则在面临来自其他社会因素的反对时也许会更容易屈服。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其批判理性对其他社会活动的传统道德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后果不是故意的，它是科学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这种精神是完全得到坚持的，它必定会得到表现。这是精神的本性。科学的精神与其他社会伦理之间的这种非故意的冲突，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内在的特征。
但是这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有非常之多的科学家不承认其他价值在我们社会中的重要性，他们那些外行兄弟也许比他们更甚。一种明确的实证主义偏见的被害者如此之多，确实，他们甚至否定科学本身是建立在这些价值之上。这种偏见有时使他们不正确地假定科学的方法是一种人类判断之充分的、唯一无二的形式。与十九世纪末相比，我们现在已经更无疑地看到这不是正确的。如同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试图表明的，我们看到做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价值之上的，而科学总是在这些价值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些社会价值提出某些非经验的问题，即意义、邪恶、正义和拯救的问题，只关心经验问题的科学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在面对竞争性伦理时，科学的热情在对所有伦理进行某种衡量时是一种普遍的特征。如果这个事实被理解，那么如果不是全部，我们也可以避免所引起的某些道德冲突。
B．科学的社会责任
因为我们对科学的社会后果的认识不断增加，所以最近在所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对于我们所谈到的科学的“社会责任”的关心的扩大与加强。在科学家们自己当中，当然，特别是在核物理学家们（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最明显地与原子弹有紧密的联系）之中，这种增长了的关心最明显。李·杜布里奇（ Lee
DuBrid－ge）是我们早些时候曾提到过的，在战争期间任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院主席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实验室主任，他因此成为一名在其同事中广为人熟知的科学家，他近来谈到了他们态度的改变。他说；“我想，战争的最后结果是，今天的科学家比战前略微更情愿做为市民而发挥他们的作用。”然而，在这一普遍的态度变化之中，不同科学家的特殊反应有所不同。所持观点至少已经有了三种类型，做为一种对科学的社会责任的分析，没有一类观点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但是每一类观点都揭示了科学的某种特点，这些特点应该包括在一种更确当的陈述之中。
一种为许多科学家所持的观点是，他们对于他们的发现与发明的后果具有某种一般种类的社会责任，因而从一种更精确地确定这种社会责任的观点出发，他们马上就有责任来重新考虑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观点由一个我们在第五章中曾提到过的组织——原子科学家联盟——以其最有组织的和最活跃的形式表达出来。阅读并编辑《原子科学家通报》的科学家们也持这种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原子科学家联盟的成员。持这一立场的科学家们已经做出了非常热心和非常有益的尝试，试图向普通公众澄清新的利用原子能之可能性（例如，氢弹）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意见和警告做为由科学家们站在一种特殊的立场做出的权威性评论，已经广泛发表在报纸上，以使公众摆脱偏见。
另一种反应是相当明确地承认对于科学之社会后果的总责任，并且试图阻滞其中某些最令人憎恶的后果。持这种他们对社会负有道义责任的极端观点的科学家似乎很少。最著名的例子是诺伯特·维纳教授，他公开宣布他不打算发表任何“可能会在一些无责任感的军事家手中造成伤害的”未来的工作。许多科学家也公开批评维纳持这一立场，说他的行动完全是不现实的，即使他的打算完全是善意的。对维纳的批评正确地指出，要实现他的目的，他就不得不完全停止他的科学工作，因为他不可能预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