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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的核心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人口和犯罪的社会学，论述宗教社会学的也有相当的数量，但在社会学研究的年鉴目录中，科学社会学仍然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兴趣，认为它值得加以单独介绍。
忽视这一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的迹象，可以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方面看出来。在社会科学中，专门的研究学会一般是做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反应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即使不是排他的，也是特别显著的，因为这些学会被认为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每一种“社会问题”似乎都导致其自身的研究中心的建立。于是，当公众被警告说家庭的不稳定性和离婚率 上升的时候，大学里就建立起专门研究家庭问题的学会；当世界事务的焦点集中在俄国、近东或远东的时候，大学就建立专门从事这些地区的社会研究的学会。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这些研究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相当的规摸专门研究科学社会学。
不必继续开列这种忽视的清单了。这些多种多样的证据全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呼吁对科学社会学予以专门注意的专家的数量微不足道，而其中的多数又集中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国的几千名社会学家当中，甚至只有不到一打的人宣称科学社会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的确，科学社会学已经近乎于形成，但这与其说是靠社会学家，还不如说是靠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业余偶尔从事这个学科的工作。
我们能够从巴伯先生的批判性地挑选出来的文献目录中，看到在这个领域中那些当前著名的、贡献最多的科学家。在他所描述的许多书籍和论文当中，粗略地说大约一半是由从事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科学家或者已经转向管理的科学家撰写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撰写的；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社会学家写的。假定这些数字大体上是相近的。假定这些数字也许反映了巴伯先生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偏爱于由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著作。但是，在更庞杂和更欠精确的范围来看，科学社会学的文献目录也有许多同样的性质：没有多少人完全从事这个领域的耕耘工作，而且，正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社会科学家做了最大部分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在现有的科学社会学材料的状况中留下了印记。许多人在兴趣转移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前，主要忙于别的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无法以花费大量时间的方式表示在这个学科研究上的兴趣。做为代替，他们使用手头的历史证据，写出思辨性著作与文章。因此，在这些著作中，历史上的轶事常常代替了系统的论据与见解的位置，代替了从大量文献资料中推断出的结论的位置。从几个挑选出来的例子做出概括是容易的。于是，牛顿是著名的未婚男子，那么他就是为了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而过独身生活，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伴随他的几乎有两百个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几何学家和矿物学家，由此就说这场战争一般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些著作还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同样微不足道的若干经验研究，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为数众多的结论是不稳定、不够份量的。
这个领域中的许多资料，是由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副业而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这种情况留下了另一种标记，巴伯先生试图消除掉这种标记。与在牢固确立的学科中的模式不同，在科学社会学中，事实一般是与系统的理论相脱离的。经验的观察和假说并不能相互提供支持。如果不直接影响有助于积累知识的理论主体，自然科学的此时彼刻的经验研究就导致了一些浅薄零散的发现，而不是密切相联的一系列发现。
做为所有这些的后果，科学社会学长期以来总是处于混乱状态：一方面，它过于思辨，一共只有很少被确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它遭受到经验主义的过度侵袭，因为这些事实一般形不成理论。在这个领域中，极缺乏的是富有成果的研究模式，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一模式中，人们可以从事实追究到揭示观念，或者从追究观念到揭示理论。
数年或几十年以来，在这个主题上绝没有一致性，这就导致我们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联系的知识积累得相对很少。更确切地说，这是持续忽视的自然结果。由于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不从事科学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由于那些进行这种经验研究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通常都缺乏所需的理论，这个学科领域的成长受到阻碍就不足为奇了。仅仅是献身于专门知识分支的学生数量不足以保证它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些仍然难于很快解决的问题，但是逆命题却是自明之理：如果忽视某个知识领域，它就不会繁荣。
科学社会学的缓慢、不确定和零星的发展，意味着其占有重要地位的那些思想由于重复而变得陈腐。做为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考虑一下从相同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多次独立地出现引出推论的历史。关于创新的文化背景之含义也许是不必多说的，这种含义是来自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它要在科学社会学的更重要的概念中间来发现。这些概念完全能够把下列社会学家们联合在一起。威廉·
F·奥格本（William F Og一hurn）和多萝西·S·托马斯（Dorothy
S Thomas）列举出差不多一百五十个独立重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并指出这些创新事实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就像文化继承中知识积累的某些类型一样，就像社会需要予以注意的那些特殊问题一样。
这种思想史从两方面说明了科学社会学进展的步伐缓慢：第一，在一代人以前，这个思想就被奥格本和托马斯强调过，但它很少得到详尽的阐述或展开；第二，关于多次重复的独立发现的社会学意义的本质上相同的思想，已得到多次阐述，特别是在本世纪之前。早在1828年，麦考利（Macaulay）在他的关于德莱登（Dryden）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发明微积分这件事，这属于一个更大一类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同样的发现和发明可以由彼此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创造出来。这一点同麦考利归因于公共知识的积累储备和公众注意的共同焦点的观点相吻合。正如他所表述的：“的确，数学科学当时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假如〔莱布尼兹和牛顿〕两人都不存在，那么在几十年之内原则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个这种人。”这种话由于不断重复现在已经成了套话。有这种思想的不止麦考利一个人，英国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有卡莱尔（carlyle）的文化英雄学说，但这种非英雄的思想被维多利亚时代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做证的制造商们看成是有用的平凡事物，他们证明，发明毕竟只是构成了现有技术中小小的不可避免的增长，正如在实际上同时却又各自独立出现同样的发明这种一再重复的例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没过多久，一位憎恶他自己的著名作家表达了同曼彻斯特制造商一样的观点，他在描写其伙伴的思想时说：“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同时，有证据表明蒂列（Thierry）、米格尼特（Mignet）、吉佐特（Guizot）和直至1850年的全体英国历史学家，都在为此做出努力；摩尔根（Morgan）发现同样的观点也证明，对它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确实也必须被发现了。”同样，基于同一类证据的相同的观念，也开始在美国得到传播。1885年，威廉·H·巴布科克（William
H．Babcock）和皮尔斯（P．B．Pierce）在华盛顿人类学会上向他的同事们报告说：“发明的同时性”证明：“某一工艺的进步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即采取一定的步骤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及“这显示出在发明中个别的人比起他周围的环境来说，重要性较小”。此后不久，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迪（Gabriel Tarde）和阿贝尔·雷伊（Abel Rey）也分别在1902年和1922年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发现和发明的同时性是文化积累之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证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麦考利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商、恩格斯或美国的人类学家们首先说到这一点，也不是说这种重复以及（在某些例子中）相同思想的独立的再发现，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为其自身的历史证明的假说。这也不是要贬低奥格本和托马斯的真正贡献，正是他们为在社会学思想中确立这个假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正是同样的这个假说一再被重复发现，特征性地缘自社会学家们对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忽视，以致于同其他社会学的专门分支相比，这一专门领域近年很少发展出新的成就。例如，很少有人探究这一假说的内在含义，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来决定（如假说所设想的）同样的成分究竟在出现相同发现或发明的不同文化中相对发达到什么程度。因而，这个假说就像科学社会学中其他的假说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质上仍然没有得到扩展。
说明科学社会学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荒漠的状态，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这种状况是特别反常的，因为人们似乎广泛地同意科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较为重要的动力之一。也许存在着一些尚未得到注意的社会与制度的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转移了学者和科学家的对某个主题的注意，而人们本来会预期这个主题在一个科学显得十分突出的世界中会得到关注。
至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这个主题的相对忽视，也许不需要做多少解释。毕竟，科学的专门化要求精力专一集中，科学社会学不是他们的专长（metier）。由于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上的勤奋工作，他们几乎不像社会学家那样能过问别的领域。而且，自然科学领域中流行的习惯和想法甚至会妨碍他们发展出对于科学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偶然的兴趣。例如，在这些科学家当中也许盛行着科学史是由一系列伟人所构成这种想法——鉴于科学史上的转折点确实是与伟大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是有理的。如果立足于这样一种假设，科学家们就很容易看不到不太明显的社会过程，而这些过程却起着它们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向这些伟人表示敬意的时候，社会可能漫不经心地强化了这些假设。实行以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对他的发现加以命名的命名法则（Eponymy），如波义耳定律、普朗克常数；诺贝尔奖金以及其他一些较次要的奖励；国家呼吁卓越的科学人才集中全力为本国做出贡献；实际上无名的第二流科学家的工作对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不可或缺的——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事实也许使得伟大的科学人物显得更加突出，并且强化对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忽视，而这种背景曾经严重地帮助或者遏止过他们的成功。
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为另外一套理由勉强去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关系。他们也许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正如巴伯先生指出的，这种事实即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以社会的支持为先决条件。这种支持的份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学工作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学发展的方向可以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或许他们的勉强来自广为流传的、错误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认为探索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就是要责难科学家的动机。但是，就像巴伯先生和其他人所表明的，这一信念是对科学家的动机和影响科学进程的社会环境二者的混淆。也可以假定科学家们一贯地意识到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考虑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怎样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以及这种影响有多深，这不是要指责科学家的动机。就像巴伯先生通过强调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而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不是使科学建制成为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建制的附属物。
不管这些是不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忽视科学社会学的理由；它们很少有可能是社会学家为什么很少注意这个领域的理由。好几代人以来，神话时代历史观很少停留在社会学家们中间——如果有的话，他们更喜欢低估社会变革中伟大人物的与众不同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家都普遍假定，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类型是对这些类型之外的行为动机加以谴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