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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它是小的、无文字社会还是大的、“文明”社会，都存在着某种劳动分工和某种职业功能的特化。然而，这种分工和特化的程度在已知的社会之中是极其不同的。例如，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劳动分工可能只是在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的工作职能之间存在差别。但是，即使在这种相对没有分化的结构中，群体之特殊的成员在某些工作中具有的技能或技巧通常是得到承认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些人在群体职业工作中被非正式地承认为领袖。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特罗布兰德岛民之中，有在建造装有舷外铁架的独木舟上具有较高经验和技能的“独木舟专家”，他们因而在任何这种事业中都是领袖。只有在很小的群体中才有我们刚刚描绘过的最简单的劳动分工。就是在一个中等规模财富与技术亦有中等大小之积累的群体中，劳动分工也使许多特化的职业角色相分离。这样一些职业角色通常以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方式同其他的社会角色相溶合。这就是说，它们并非是典型地从手工艺人所具有的家庭角色分离出来的。例如，手工艺人的工作技能和农夫的工作技能是从父亲转给儿子并因此转给下一代的。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体现在工作场所上，因为在这种其他类型的社会中，工作场所和家庭居所不像我们那样是分开的，而是在同一个地点。
现代工业社会则很不相同。它已经把劳动分工推进到一种极其专业化的程度，这种专业化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中不为人所知。例如，举美国为例，由美国劳工部就业管理局编写的职业名录辞典花了一千多页的篇幅来列举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不同工作的名称和情况。该辞典收录了一万七千个不同的工作，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录。单在美国纺织工业，就有大约一千八百五十类特殊技能。而且，在理想上，这些工作的分配是建立在忽视家庭联系之差异的基础上。它们应该是一个仅仅基于功劳的职业成就体系中分散的点。这种专业化的、与家庭分离的职业体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是一个后来发生的现象，它对于一种工业化类型的社会之成功的运行是极其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纳粹企图重建“种族”和家庭的标准以安排职业的功能，是对其工业体系的一种威胁，无论怎样纳粹都不可能有意识想使他们的行动形成这种结果。
从我们刚刚描述过的劳动分工的多样性来看，科学家之职业角色，决不是“自然”出现的，更不用说科学之极其专业化的子部门了。除了在近几百年内，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专心于其他工作的职业角色的副产品，而不是由技术观测设备来检验的普遍性概念框架之发展的副产品。在从事其他工作时，手工艺人经常产生实实在在的理性经验知识，有时是完全无意的，有时是有意识的。但是，只有在现代工业体系中，随着其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社会才承认并非常赞同为那些其职业（也只有这个职业）是了解科学并促进科学发展的“工作人员”所安排的位置。事实上，直至近代科学兴起之后，这种职业位置才大量涌现。我们已经看到，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是典型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那些经常把科学做为其非本职工作的人，而无论他们对科学的热忱到底怎样。那些当时从事科学的人经常靠其他办法谋生，他们从事科学工作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是一位做出了伟大的科学成就的人。如果“业余爱好者们”特别幸运，他们或许能找到一位赞助者，此赞助者崇拜科学，并因此会给他们提供研究资金。社会作为整体并没有明确规定并普遍赞同科学家们的职业。就像我们将在以后详细看到的那样，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才为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大量科学家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在二十世纪，大量科学家的职业角色，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获得社会赞同的，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由于其不同类型的职业非常之多，由于其极其专业化，由于其进入专业协会的内部组织（我们将在以后更加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精致的科学之职业结构现在已成为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复杂的劳动分工之基本的一个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工业社会同对于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自由工业社会是同样正确的。科学之持续的进步有赖于社会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大量专业化的职业角色。因而，这种角色之数量和这种专业化的任何削减，都将会潜在地削弱科学。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之进步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与复杂的劳动分工相联系。不仅科学及其成果是高度专业化的，而且工业与技术的精致的专业化也必须利用科学的成果。塞格弗里德·杰迪恩（Siegfried
Giedion）在其极具洞察力的著作《控制机械化》中已经阐明，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工业技术做为一定种类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同做为一定种类的科学知识的功能是一样多的。例如，工业装配线是在劳动分工中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发明，无论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多么多，没有这项发明，现代机械技术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科学和技术现在是极其相互依赖并且彼此促进的，两者基本上都依赖于伟大的劳动分工的维持，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更能代表现代世界而不是其他社会之特征的阶层体系的类型，即社会学家们所称的“开放阶层”体系，也就是相对大量的社会升迁受到赞同的一种体系，也同高水平的科学之维持特别意趣相合。这是因为社会流动性使社会具有这种功能。这就是说，不论原因可能是什么——这些原因似乎部分是遗传的，部分是社会的和心理的，在任何既定一代中，某一社会的社会精英并不完全在下一代中再生产出它的后继者。这一点是正确的，不管精英必须具备的技能是什么，无论是军事的、行政的、科学的，还是其他种类的技能。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某种形式的精英之社会复制是必需的，这一点在不同社会中通过不同数量与类型的社会流动来实现。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流动的渠道（例如）近乎封闭，那么精英可能就不能以足够的数量再生产出其本身，其后果是损害社会的有效运行。
在任何既定的一代，精英集团之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性，对于科学似乎同对于其他任何活动一样重大，也许是更加重大。因为科学家们必须具有的高度发达的和高度专业化的才干，科学的进步，要求科学是一个“向才能开放的职业”，在其中出现在较低阶层的才干可以升迁到专业科学阶层之中。在现代世界中，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如果科学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平庸之辈，其职业位置仅仅是基于家庭出身而归于他们的，那么科学不久就会停滞不前。除家庭以外的其他特殊标准对于科学是同样危险的。无论“种族”，国家集团还是阶级，对科学才干都不具有专利权。由于这个原因，当纳粹把所谓的“非亚利安人”排除在科学职业之外时，科学就遭受到很大的危害。一个开放阶层体系，向所有的才能提供机会以表现其自己，这与科学的进步最意趣相合。当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由于科学在每一代都提供一定数量的对成就开放的受到高度尊重的职位，它为一个开放阶级的社会扮演着一种重要的合法化功能。我们可以说，哪里的人们必须并且可能升迁，哪里的社会与种姓等级制度之观念就将更加难度时光。
在现代世界中，科学与开放阶层体系有另一个重要的联系。尽管把人们吸引到特殊的职业生涯有许多不同的动机，但是在开放阶层体系中授予任何既定职位之声望的程度，在人们对向他们开放的各种职业之中做出选择时是一个重要的特别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中，科学阶层具有较高的声望。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在关于职业可能性之天平的公众评价上，科学家之职位的等级近乎顶端。确实，社会对科学及其实践者的尊重即使是在那些相当忽视科学之性质与功能的集团之中也是普遍的。我们将看到，这种对科学阶层的一致意见也是苏联社会的特征，尽管对于个别科学家们的活动存在干涉。相反，在纳粹社会中，至少对于科学家们的声望存在一种矛盾心理，甚至存在一种大大降低科学家们社会地位的敌对行为。当科学的社会声望降低时，它所吸引的人就更少了。从整体上来看，科学家在现代世界所具有的高社会地位，表明公众承认科学家之功能的社会重要性，没有哪一个现代工业社会能承受得了大大降低其地位或忽视其功能所造成的后果。
如同一个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和开放阶层体系一样，权力集中程度不大的政治体制类型也特别与科学意趣相合。当然，这种“自由”类型的政治体制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体制来说是现代社会之独一无二的产物，尽管它的范围即使在现代世界也只是部分的。如同我们在以后将更加充分地看到的那样，在经验科学现在已经达到高度发达的国家中，科学之有效的运行除了有限的几种外部控制之外需要很大程度的自由。没有大量的自我控制，科学就不能前进，我们所指的是由职业科学家们自己在其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组织中所实施的控制。总的看来，这种基本的自主性在现代世界中已经给予了科学。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这种自主性与教会的等级制宗教组织不相容。最近，对科学之自由的威胁最经常的是来自等级制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在纳粹德国和苏联。那里的科学工作不是按科学活动的准则而是完全以极权政府的政治与社会需要来评判，哪里的科学进步就受到妨碍。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现代社会都为科学提供同等有利的政治条件。
在我们关于科学之社会方面的六个主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像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科学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科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绝对不受社会中其他因素（当然，包括政治因素）的一定控制。科学的自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自我控制之特殊形式的问题。在整个这本书中，分析这些特殊的形式，阐明它们对科学进步的作用，这将是我们的目的。相应地；这样一种分析将指出哪些种类的控制对科学没有损害。我们不能把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科学社会学的工作是确定二者间最有成效的联系类型。
此外，科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换其特殊的形式，尽管对于科学之相对自由的一般要求未变。这样一些变化需要基于理解之上的调整。例如，在美国社会中，尽管科学的自主性一直具有高的水平，但是科学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近二十年。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科学在其社会影响和社会有用性上的扩大，科学进步的结果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地并且在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上关注科学的政治问题。这种关心程度在战争期间明显受到限制，尽管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美国政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多少有点关心科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因为科学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很密切，所以科学与政府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种变化引起了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的注意，他本身在这种关系中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和有力的参与者。他说：“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的文官已经卷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之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于科学和工程问题的评判。无疑，政治与科学，曾经是相当分离的活动，现在已经变得相互嵌合了，而齿轮的磨擦却对常产生奇怪的和令人厌烦的噪音。”关于这些新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我们将首先在我们关于美国政府中科学的地位，其次在关于科学的计划的讨论中予以考虑。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