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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他毕竟是大陆没有归案板战犯。当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派人传信给卫立煌，并请他回来。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与夫人回归祖国大陆，来到广州。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卫立煌即怀着无比喜悦兴奋的心情，于16日发电报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毛泽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不胜喜悦，立即回电，表示欢迎。
电文如下：
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同时，毛泽东主席还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在此期间，卫立煌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他在告袍泽书中，高度颂扬新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揭露了美台相互勾结的本质，并以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的罪状，呼吁台湾同胞及早醒悟，与蒋介石决裂。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卫立煌上将小传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912年参加安徽革命军。次年7月，在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参加了 守和州的战斗，失败后回乡。 1914年至上海投奔合肥老乡、同盟会员范光启，随范从事反袁，曾向袁军在上海的兵营扔过炸弹。袁的爪 牙将范刺死后，卫立煌乘轮船逃至广州，于1915年初投入粤军当兵。1917年进入孙中山的卫队充当卫士、排长。1918年调入粤军许崇智部， 至1921年，因战功，升至团长。1925年蒋介石将许崇智排挤走，将队伍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卫任第三师第九
旅旅长。1926年 7月随东 路军参加北伐，至福州，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 3月，北伐军光复南京，卫率部驻镇江。 8月底，北洋军阀孙传芳进攻南京，卫率部同北洋军激战六天，收复龙潭车站，被任命为副军长。1928年，入北平陆军大学受训。1930年任第45师师长。1931年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任第14军军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4年初，参加镇压在福建反蒋抗日的第19路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 6月授陆军上将。 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积极抗战，率第14集团军进入山西抗战。
1937年10月，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兵团七个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重创进犯山西忻口之日军。1938年 2月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部在临汾以北的韩信岭阻击日军。 4月，去西安时顺访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欢迎。1939年 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指挥所部在山西中条山等地区抵抗日军。1942年1月，调任西北行营主任。1943年冬， 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署对日军作战。次年 5月率两个集团军击溃侵占滇西的日军，于1945年 1月收复畹町，同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随后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养病并出国访问。1947年10月回国。 次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到沈阳后，固守要点不出。在辽沈战役中曾抵制蒋介石的指挥。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全歼后，蒋介石诿过于他，将他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出走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3月回到广州，同年4月6日到达北京。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1月病逝。
黄埔“五虎”到“四大金刚”
“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
——毛泽东评蒋鼎文
蒋鼎文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都是被蒋介石重用的人。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么一位国民党“双料”高级将领，却被他的敌手、素有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称的毛泽东讥讽为“身为军人却不懂军事”，“还应加学习我们的兵法”。
蒋鼎文可以算是一个职业军人，早期甚至可以算的上是一个革命者。
早年，蒋鼎文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里担任上校参谋，也曾出生入死。那时，蒋介石是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是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人们习以为常地把他们俩当成了亲戚。
实际上，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离蒋鼎文的家乡诸暨县并不很远，有了老乡这层关系，加上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征时在一起浴血厮杀的老战友，“两蒋”后来以结拜兄弟相称，蒋中正与蒋鼎文两大家族，自此之后往来也比较密切。
1924年，已经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由苏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广揽革命的建军人才。蒋介石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蒋鼎文调去当了教官。
熟悉在中华民国史，了解蒋介石底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的发迹跟黄埔军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十几年的期间，替蒋介石包打天下的共有5个将领，他们是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这5个人都在黄埔军校出任过教官，最为蒋介石所倚重，当时有人把他们5人称之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这5个人中，又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最高。他同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进入黄埔军校之后出任上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既是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官拜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职务，已经是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位极人臣”，甚至在有些场合蒋、何并称，要说何应钦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也不太现实。
何应钦也是食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虽然是靠拥戴蒋介石起家，但在执掌军政大权以后，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又成了何应钦手下的“四大金刚”。
蒋鼎文上有蒋介石、何应钦扶持，左右又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铁杆兄弟帮衬，一路官运亨通，非是那些凭借战功、刀头舐血的旁系杂牌军将领可比。这恐怕也就是蒋鼎文屡战屡败，而又不断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蒋鼎文仗败令毛泽东蔑视
蒋鼎文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但在政治上反共倒是最坚决的。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鼎文的师作为蒋介石嫡系的5大主力之一，参加了“围剿”。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央红军刚刚打破第二次“围剿”，还不足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此时，毛泽东麾下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个军团，兵力只有万人，而蒋介石仅嫡系的5个主力师就有10万人。毛泽东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红军收缩集中，绕道千里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后，立即命令蒋鼎文等部，将红军压迫于赣江东岸消灭。毛泽东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指挥红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让其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
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又被蒋介石发觉，派第11、第14两师先到达富田。毛泽东果断决定兵行险招，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作战企图，毛泽东命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
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蒋鼎文做梦也没有想到，从8月4日晚开始，毛泽东的主力红军正是翻阅他驻扎的江背墟与驻崇贤的其他国民党军之间的崇山峻岭，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通过仅40里的空隙地带，逃逸出去。
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东去，命令部队尾随而去，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北，做出要北攻临川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再次迎着蒋军精锐部队，从他们的间隙中秘密穿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疲惫不堪地折回兴国时，毛泽东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月。
此时，国民党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激化，两广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时难下，实行退却。
在反“围剿”初期，毛泽东认为蒋鼎文等部系蒋介石嫡系，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不宜与其硬碰，而现在国民党军无功而返，且疲惫不堪，正是反击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焉有不抓住之理？
9月7日，归心似箭的蒋鼎文，被毛泽东在泰和县老营盘附近吃掉了一个旅。15日凌晨，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蒋鼎文师和韩德勤师，激战到上午9时，韩部被歼，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无心恋栈的蒋鼎文师也被歼灭了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足足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敢于在对方重兵集团中大胆穿插的作战风格，却给蒋鼎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上了一课。
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给先后进行了6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俘敌1万8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后人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者，认为经过三次反“围剿”，未经过任何正规军事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
第三次反“围剿”，蒋鼎文似乎也给毛泽东上了一课。毛泽东对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了解更深入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深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蔑视，觉得这些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时反倒不如地方部队。
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能征惯战的林彪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向非嫡系的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3000人，打成对峙，红军并没有讨到太多的好处。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对华北的傅作义、对西南的白崇禧、对西北的二马，这些地方部队与解放军作战，比蒋介石的嫡系更难缠，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看法。
李德不用毛泽东之计，遂使蒋鼎文成名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和平息“福建事变”中，蒋鼎文的职业军人形象似乎有了些好转。
但值得说明的是，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经被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排斥掉了。而担任中国红军作战指挥的，是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19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19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
蒋介石这时又启用了蒋鼎文。他一方面命令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部队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