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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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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御前会议,君臣会晤,气氛相当和谐,似乎显示宫中一切风平浪静。只不过这仅是一个假象。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他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接着对身旁的皇长子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向大臣们问起“寿宫”之事,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到的“寿宫”是指先帝(明神宗)的安葬事宜,便回答:皇考的陵寝工程正在进行。他马上纠正道:“是朕寿宫。”方从哲等人马上劝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他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神情黯然。大臣们听得伤心,纷纷哽咽起来,不敢仰视。 

  正在这时,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耳语一番,皇长子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穿红衣的妇人把皇长子从皇上的御榻前拉走。少顷,皇长子被人从屏风后面推了出来。面色大变,愤愤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尚书孙如游机警地察觉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既不便拒绝,也不便完全答应,于是来个折中--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对皇上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立即起草册封仪注(按: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也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便漫声应答:起草仪注来! 

  片刻沉寂后,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说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宫内医官商量后再定。阁臣刘一璟对在场的大臣们说,他家乡有两人服用此药,一损一益,损益参半,并非万全之药。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敢明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了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的御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进来,看着他服用李可灼的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看的出来,他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毕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李可灼的红丸寄予厚望,丝毫没有怀疑会出什么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出来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欢呼雀跃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来到内阁,对方从哲说:“皇上恐怕药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让皇上服用一丸。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用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情况似乎朝着好转的方向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凌晨,形势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结果。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显然有人对于他登上皇帝宝座,有所不满,采取这种方法,把他拉下来。而时间只有一个月,短暂得不同寻常! 

  一切的怀疑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文秉《先拨志始》如此概括当时外廷大臣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言简意赅,却抓住了所谓红丸案的要害。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疾病。对此,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方从哲又有何相干?这当然是人们从他在处理此案的态度上推论出来的。当王安舜弹劾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时,方从哲仅仅票拟“可灼罚俸一年”,以后又改为“驰驿回籍”。简直轻描淡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当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时,方从哲又从轻票拟:“着司礼监议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着司礼监议处”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

  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回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疑。 

  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政府第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幸亏内阁次辅韩[火廣]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火廣]的说法,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不过,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脚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第八章 “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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