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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敏照办了。唐敏自认是心志极高的女子，理应不顺从。此时的顺从，带一种精致的向往。镜子里的她，顿时不同凡响。NANCY 说：“看看，不一样吧！看起来好多了吧！”
唐敏竟一句话没有。
NANCY 走之前说：“如果你不介意，你就留着这支口红吧。”
唐敏望着镜中的自己，似乎不曾相识。她是好看的。她说。
此时，她只想哭。她是好看的，她为什么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知道应该对自己好点儿呢？她又知道什么呢？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还是不知道。唐敏强忍住眼泪，离开洗手间。经过礼堂，里面正要放电影。她望了一眼，就决定不进去了。大家仍饶有兴味地攀谈着，仿佛她不曾来过，所以也没有察觉到她的走。
等到看电影的时候，人数已少了一半，美国人基本上走光了，中国人也走了不少。在国内时总在报刊杂志上看到美国掀起中文学习热，中国某电影轰动国际什么的，以为普天下都对中国顶礼膜拜。事实上，美国人学中文的寥寥无几；对国际电影，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影不感兴趣，大国意识很强。
在国内时，美国的新闻民主制度在杨一心目中顶天立地。到了美国，发现中国不见了，更夸张地说，除了美国，世界都不见了。
杨一与她的教授聊起此事，教授说，美国普通民众对国际事务，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事务并不热忱，所以在普通的电视频道上看不到。要看国际新闻，就要看像《华盛顿邮报》什么的了。
唐敏回到工作了三年多的实验室里，四周一望，很是陌生，不曾进入，如同她不曾投入到自己的生命。她生活在别处。六十年代的法国青年只是将“生活在别处”的标语四处乱贴，而她此刻正处于这种状态，从小到大，从中国到美闷。
从结婚到出国，她一直处于被动。
唐敏二十七岁结的婚，当时董浩的母亲说你们差不多该结婚了。唐敏想，是差不多该结婚了。当时她已二十七了，董浩与她同岁。如果她要嫁人的话，她是会嫁给董浩的，因为他是她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人，而且，而且他们已经有了性关系了，结婚也就成了迟早的事。于是两人就结婚了。
领了结婚证出来，唐敏跟在董浩后面，盯着他的背影，想：我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妻子了吗？真奇怪。她觉得自己心中没有一点神圣的感觉。而且当天就为了一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现在绝对想不起是因为什么事，却记得那个受伤的心情，唐敏气得扭头就跑，跑了一圈，还得回他们共同的家，池已经是她丈夫了。
她与婆婆处得也不好，婆婆三天两头到他们小家来视察工作，她觉得他们小家快成了婆婆的殖民地。
她与婆婆倒从来没有红过脸，就是冷战，自己母亲虽然常与她吵，吵完，谁也不记得，与婆婆吵一次，会记一辈子。
结婚不到一年，唐敏就来美国读书。当时她怀孕，他们决定把孩子拿掉，说是还没有条件要孩子，其实唐敏是害怕。结婚可以离婚，朋友可以断交，工作可以辞职，人生绝望了甚至可以自杀，可有了孩子就什么都不能做，连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一别就是三年，鸿雁传情。起初，唐敏是一个星期去～封信，什么都写，连吃了什么都详细汇报，末了写“想你”，有头有尾，很像回事。渐渐地，爱情像是乌龟，有点缩头缩脑。爱情以外的事情越来越多，对爱情的感觉也就越来越纯。
信越写越短，越写越艰难，时间越拖越长。只剩下末了的“想你”两个字摆在那儿，像假花。写的人别扭，看的人也别扭。再后来主要是打电话了，美国三家主要电话公司AT＆T 、SPRINT、MCI ，不知道从留学生身上赚了多少钱。
唐敏打起电话开场白千篇一律：“噢，是我啊。怎么样？”
唐敏想起那支口红，她翻出口红，打开，盯着看。回顾这些年来的海外生活，全是不堪回首的得与失。
老吕一直都说自己很会做菜，事实上，他的生活确实料理得比她好。上个圣诞节，因为过节，她买了好多菜回来，他到她家里做菜。她看着他在厨房做菜的身影，就想到那种事，心里有点渴望又有些害怕。老吕的身材相当体面，她不喜欢瘦男人，瘦男人让她觉得像生了肺痪病。后来，两个人只是十分平常地吃了饭，他说他要走，她心里有点轻松，也有点失落。
送到了门口，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臂，其实她也抓住了他的手臂，只不过他的力量大些，感受明显些。主要的是，她希望是他抓住她的，她是被动的，甚至有点被迫的，这样，就无辜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她心里很清楚。之后的事情很简单，在黑暗中，他们行了那事。
他走后，她坐在床角，痛哭不已，大脑一刻不肯放松地放映刚才的一幕，没有想到，她的生活就这样由她改写了。
她思想保守，行为大胆。她更没有想到，那种肉体的嗷纵带来的除了羞耻，更多的竟是失望。
这些事情对以前的她来说，不可思议，现在她竟在鬼不知神不觉的状态中进行了。在美国久了，她的性观念也越来越开放。这些事情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她是不齿的，难听的词会一个接一个地按上去。如今到了自己身上，却百般体恤和怜悯起来，派生出无数的理由，每一条都是那么的理直气壮。他们年纪都不大，出了事，想来也在情理之中。她想起了奶奶，那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老人。她想，奶奶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她也想到了老吕和他的太太，只是没有想到董浩。
什么是好女人？好女人应该像《红鬃烈马》里的王宝钏那样，苦守寒窑十八年，等回丈夫，也等回了丈夫的新太太，做了几天皇后，就死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薛平贵是个好人。
以后在公共场合见了老吕，既不过分亲密，也不刻意回避，说些一语双关的话，也得到一语双关的回应。事后，唐敏想想这些只有他们俩能品出其昧的言语，觉得回味无穷。
她机械地扭转着口红，转出来，再转回去，心里一种酸涩之感，她的生活是无法扭转回来的了。
她知道她并没有把董浩看得很重，没有把她与董浩的关系看得很重，所以才发生与老吕的一幕。后来老吕的太太来了，她才想到董浩，觉得对不起他。这种对不起夹杂着更多的是自我的惋惜与哀怨。
突然想起董浩，她并不常想起董浩。她几乎记不起他的样子了。他的头发是怎样梳的？是左分还是右分？好像是左分，再想想又像是右分。对，是右分，一定是这样子。唐敏这样说服自己，为求得心安，却又心安不得，因为她确实不记得董浩的头发到底是往哪边分的。
她从包里取出董浩的申请材料，一念之闪，也许，也许她根本就不想他来，否则申请材料早可以寄给董浩了。想到这儿，唐敏害怕了。她是一定要把董浩办来的，他一直很想来。如果董浩先到的美国，也一定会把她办出来。
她把材料封好，明天一定要寄了。
董浩的头发是往哪边分？唐敏又想。她从来没有这样地惦着董浩，却是因为头发引起的。唐敏盯着口红看，她的人生不曾如此鲜艳过。
此时的礼堂，电影放完了。有火吞吞口水：“菜太成了。”有人接着说：“这种活动应该备点饮料。”有人扭扭腰：“活动时间太长了。”有人接着说：“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还是不行。”大家边说边退场，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中国人的事儿到现在都做不好。”
大部分人拍拍屁股就走，只有杨一和几个同学开始收拾整理。相比之下，台湾、香港同学会好许多，彬彬有礼，学长学妹，叫得亲热。听说他们还互相传递旧考卷。
这群等革学子许多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却又许多时候让别人感觉不那么良好。
这学期开学，又听说有个新留学生同时请了好几拨人接机，结果让许多人徒劳而返。杨一父亲1993年随中国招聘团访美，采访中接触了不少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父亲印象甚佳，认为他们有思想有见解，所写出的采访报道也是洋洋洒洒。杨一此时想，如果在采访间里，我也能高谈阔论，动不动就讲几句“划时代意义”的言论，猛一听，让人为之一震。如果父亲在这时见到这群辜辜学子们，大概另有所感。
他们回不回去也罢了，留了洋，怎么骨子里的坏毛病还在？
刚到美国时，觉得美国人非常“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后来发现，中国人这一套学得很快。
人已走得差不多了。天舒这时看见唐敏的衣服仍挂在椅背上，说：“唐敏一定在实验室，我去给她送衣服。”
杨一对此及时地进行了肯定：“天舒最好。没有车，还想着运输。”
天舒说：“哪里，反正设事，我想回实验室，顺道嘛。”
杨一问：“过春节也不休息？”
“嗨，在美国哪里顾得上过春节呀，实验室一大堆事没做呢，再说一个人也没什么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陈天舒到了实验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哭声。她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见唐敏伏在桌面上，哭泣着。
“唐敏，你怎么了？”天舒轻轻地走近她。
唐敏抬头见是她，欲止，抽泣了几下：“噢，是你。没什么。”
“我是来给你送衣服的。你忘拿了。你真的没事吧？”
唐敏突然又止不住了，索性抱着天舒大哭起来。
她的手里仍握着那支口红。
第五章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达到的目的，都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出国读书，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我个人认为：青年的时候，可以学一点儒家，积极进取；中年的时候，就学一点道家，能进能退；老年的时候，要学一点佛家，四大皆空。
以后我是打算回去的。我这个人有时候爱讲些大道理，所以我一说以后要回国，就容易被归类与定论。我不喜欢这样，关键在于，我这人不想强调什么，更不想被别人归类和定论。我想回国完全出自一种自我的愿望与需求，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富有理念了。
—杨一
1 房东一家亲
春节晚会结束，大家如鸟兽散，杨一最后一个回到家。
她住在一户美国人家里。这里的地点不好，在美国买房子讲究三点：一是LOCATION（区位），二是LOCATION，三还是LOCATION。
房东的家由于位置不好，房间很难出租。正因为这样，房租便宜，杨一图的也就是这个，住在这里有些日子了。
房东是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八岁的男童和一个六岁的女童。
房东自认是个SINOPHILE（中国迷）。杨一刚搬进来的第一天，她指着客厅里一堆的摆设对杨一说：“我喜爱中国的东西。”又指着一个日本木偶说，“可不可爱？中国女孩子都这么可爱。”再问杨一许多中国问题：“中国遗弃女婴现象到底多严重？”“中国除汉族和藏族，还有别的民族，真的吗？”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好莱坞，与气功、乒乓球、小脚、辫子、长城、大熊猫、人权、性无能、吃狗肉等交汇在一起，感觉神秘，而且许多美国人也只愿意这种远距离地想象中国。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感受还来自唐人街。其实杨一到了旧金山的唐人街，也觉得是在“考古”。偶尔去一次，竟然在大街上看见吹吹打打的出殡队伍，那里比中国还中国。他们说着她不懂的广东话，脸上的神情更是她不懂的古老。所以对房东他们，杨一完全可以理解。
杨一不理解的是美国人并不为这种对中国的无知害羞。
她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一个女同学谈起某届美国总统，杨一问，他是谁呀？女同学讥笑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当时杨一很窘，是呀，一个泱泱大国的前总统，她怎么可以不知道？显然，美国的孩子不会有这种窘迫。这才是真正的差异。
房东家里有两间空房，租出去也是一笔收人，楼上的一间租给了杨一，楼下的那间大些带卫生间，一直租不出去。
直到最近有一个叫哲平的日本学生住进来，房东才了了一桩心事。刚把草坪上一直支着的那块“ROOMFORRENT（房间出租）”广告牌收回来，杨一又提出下个月要搬走，房东一边急匆匆地将“ROOMFORRENT”的广告牌支出去，一边对杨一说：“如果你认识的人有想租房间的，请告诉我。”一副的持家不易。杨一想，我自己都要搬出去，到哪儿给你找人啊？
房东不富裕，杨一知道，可是以她的收入应该过得比他们的现状好。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精打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