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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子默不作声。然而，这一回却是象在思考什么似的、迟疑不决的沉默。电话机里不绝地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吉他声。
“这很难办啊。”电话里响起桐子的回答，听口气却不象刚才那么强硬。
“怎么说都不答应吗？”阿部心想还得再加把劲。
“是。”桐子说，“再见了。”
桐子打声招呼挂断了电话。阿部耳边久久回想着最后那句告别声。阿部想既然如此，那就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非见上一面不可。阿部也固执起来。他一心想弄清案件的真相，此刻也顾不得其他了。那时，桐子对着电话嚷：“我哥哥是无罪的！”从阿部的直觉判断，他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阿部就是这个脾气，一打定主意，就急不可耐立刻想干。校对结束之后第二天是休息，阿部焦躁不安地打发时光，他看了一场兴味索然的电影，又无聊地跑了一两家酒吧，好容易挨到十一点半。“海草酒吧”地处银座地带的冷僻角落，附近有许多大楼都没灯光，显得格外暗黑。阿部伫立在胡同口对面马路边，背后是幢银行大楼，正好隐没自己的身影。当他抽上第三支烟的时候，见胡同口走出好几个女招待的姿影，阿部踩灭纸烟，定睛细看：一共有五个女招待，三个走在前头，一路嘻笑打闹着走了，后面两个就是信子和柳田桐子。无论怎么暗黑，阿部相信自己一眼就能认出桐子的身影。阿部从大楼的暗处走出，他早就计划好，要不露痕迹装作从哪儿回家的路上偶尔撞见的。看来，信子在一旁更好，他们俩住在一块儿，桐子又是来东京投靠信子的，邀了信子，桐子也只好跟着去。眼前这两个女人站住了，信子对桐子在说什么。这时，阿部出现在她们面前。
“嗳。”阿部故意先向信子打招呼，“你回家啊？”
“哟，”信子转过身，凭借着街灯的光亮瞧见阿部，很快地认出是昨天晚上西本带来的那位客人，立即很热情地回礼。“昨天晚上，多蒙照应。”
桐子显出惊讶的神色，但只得随着信子低头致意。阿部心想，机会来了。
“店刚打烊？”
“是啊。”信子回答。
“我晚到了一步啦。”
“那么，明天晚上请早点儿光临。”信子用老练的口气笑着说。
“我特意赶来，就在这附近喝点儿茶吧？理惠小姐也同去，行吗？”
“谢谢！不过，我今晚还有点事……”信子微笑着说。
“哎哟，你是不愿赏光啊。”
“不，不是那么回事，刚才我还跟理惠说来着。理惠，你怎么样，陪这位先生去吧？”信子瞧着理惠，但理惠好象很为难似地耷拉着脑袋。
“这是西本君的同事，不会有什么事的。”
“哎哟，你的包票打得真有趣。”阿部笑了。
“这说的是实话，要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客人，我才不会把理惠留下来呢。这是阿部先生。那么，理惠就拜托您啦！”
“没想到全仗着西本君的面子呀。”阿部有点自我解嘲地说。
信子要把理惠交托给阿部的缘由，不一会就明白了。这时驶来一辆出租汽车在三人身旁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见里面坐着位乘客，并没下车，只是起身子挪到门边向信子招招手。
“信子。”声音虽低，但听得出是位年轻小伙子的声音。
信子朝那儿点点头，又向阿部和桐子说声“失陪了”，提起衣裙钻进车里。坐在车里的青年把身体往里移了移，信子随手把车门“砰”地关上。阿部无意中透过车窗看了一眼车里的那位小伙子，借着车内微弱的光，看清是位二十七、八岁光景的青年。可对方发觉阿部的视线，把脸扭了过去。信子伸出手挥了挥。那辆车亮着着红色尾灯，拐个弯消失在昏暗的街头。
一瞬间，阿部呆呆地伫立着，桐子也站在一旁。街上已没有别的行人了。
“那个小伙子是信子的恋人吧？”阿部想找个话头，来解除一下桐子的戎备心理。
“嗯，我不太清楚。”桐子的回答很暧昧。
阿部迈开步，桐子犹犹豫豫地跟了上来，阿部这才算放下心。
“这个人在哪家公司做事？也是你们店里的客人？”阿部走着，还把信子的那个恋人当作话题。因为方才见那人穿了件讲究的西装大衣，这也是为松弛一下紧张气氛而故意东拉西扯地说着。
“不，不是客人，是我们店里老板娘的弟弟。”
“噢。”阿部做出副意外的神情，其实他对此毫无兴趣。这时，已经走到一家灯火明亮的咖啡馆门前。阿部用肩推开门，桐子正象他希望的那样跟了进来，阿部这时心里才落下块石头。
大冢律师查阅了柳田正夫杀死放债老妪一案的卷宗之后，发现了一些疑点。在现场勘查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间面积为八叠的房间，西墙放着一只衣柜。勘查时，见衣柜第二和第三只抽屉半拉开，露出被翻腾过的衣物，抽屉歪斜着，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衣柜右下部有两扇门，左门被撬开锁，右门未见破坏痕迹。
引起律师怀疑的也就在此。抽屉的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抽屉是歪斜着被拉开，这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开抽屉在正常情况下，拉开抽屉时总是左右平均用力，当慌慌张张或是心急火燎的时候，才会出现抽屉右端比左端多拉出来的现象。这是因为无意中右手拉抽屉的力大的缘故。但是，在现场勘查报告中，分明记着抽屉左端拉得特别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作案的凶犯在慌乱中左手无意多用了力。这就充分说明作案开抽屉的犯人是个左撇子！
还有，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左边的门锁被撬开，右边的门却完好无损。衣柜下端的小橱门靠右边，假设凶犯站在拉开抽屉的那个位置上，或是没挪几步要打开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时，惯用左手的人自然开左边那扇门，惯用右手的人就会开右边那扇门。这么推理不是合乎逻辑吗。这一点似乎也能证明凶犯是个左撇子。
这么一想，再瞧瞧验尸报告上写的：
前额左侧有拇指般大小的皮下出血点，未见骨折，左颊及皮下肌肉也有基本相同的出血点。
为此可断定伤害过程是：后脑偏右部位的挫伤骨折是当受害人向前扑倒时加以猛击造成，前额及左颊部位的挫伤是被害人仰面倒下时，从正面猛击所致。同时，还殴击第三肋骨周围部位。
用较长的棍子殴打对方，往往用力攻击对方相反的部位，就是说，用右手打对方的左侧，左撇子自然就打后脑的右侧。再看看尸体位置平面图，老太当时倒在离衣柜四十公分处，几乎跟衣柜平行。从面颊上的伤痕看，并非右颊受到攻击，是一条自左眉斜至右颊的伤痕。这伤痕不在后脑而在面颊上，所以可以断定左撇子在右侧，对受害者来说是在她左侧受到棒击的。衣柜跟尸体之间的距离很小，因此，如果用樫木棒行凶的话，不用说，挥起棒会碰到衣柜，凶犯尽可能会离衣柜远些，一般就会攻击对方的右颊。但是，验尸报告上说，左颊部位伤势严重。而且，用棒的一头垂直猛击头部，是因为当时凶手正站在被害者的脚边，这是由惯用左手的人干的。这么设想完全合理。
大冢律师正思索这些疑点时，蓦地变了脸色。从第九次审讯记录看，被告柳田正夫明明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记得报告中有被告本人的供述：“我右手握棒随即朝阿菊婆的前额和脸上击去。”如此看来，真正杀害阿菊婆的凶犯只能是个左撇子。
大冢律师又翻起厚厚一叠的案卷，好似进了密林，不放过检察官和被告一字一句的细节仔细地研究者案情。当夜，被告进入被害者家中，沾上被害人血迹这个事实，是对柳田正夫极为不利的证据。血迹沾在柳田正夫所穿的裤子卷边上，渡边菊的血型是0型，跟裤子上血迹的血型完全相同。这个鉴定是对柳田正夫定案的物证。然而……大冢沉思着，在柳田的衣着上，沾上被害人血的只有裤子卷边这一处，在检察官的公诉书中曾提到：
即使用樫木棍行凶，不一定认为血都会溅到凶手的身上，尤其是樫木棍这一类钝器殴击面颊和头部，血液极少飞溅出来。因此，溅出的血迹不多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大冢想，暂且按他这个论点凶器就算是樫棒吧，它虽不象利刃类凶器会切断血管及动脉，血是不会四下飞溅的，然而，也会有另一种看法。柳田正夫的裤子卷边处沾上血迹，但在裤子的上部、上衣上却没沾上一滴血迹，相反证明了杀害渡边菊的凶手不是柳田正夫。从渡边菊头部和面颊上流淌在榻榻米上的血并不多，但这不多的血却站到柳田正夫的裤脚上，可以认为当被害人的血流淌在地上之后，柳田正夫才进入室内在不知不觉中沾上了血迹。当时，凶犯对渡边菊的头部和面颊猛击之后，血液未必马上会流到榻榻米上，受了伤过些时间，血才会大量流出。因此，认为跟利刃凶器不同，一攻击对方，血会立即沾到裤脚上的想法太不合情理了。而且在柳田的裤脚上又沾上从火盆中飞出的灰末，这就是说：当渡边菊受到袭击，挣扎之时使火盆上搁着的铁水壶震歪，开水溢到灰上，扬起灰烬洒落在地上。这之后，柳田正夫走进来沾上灰和血。正象柳田正夫申辩时说的，他是在被害人死后进入现场的。
起诉书中说，渡边菊等待被告的拜访，这天晚上备好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还在火盆边上放了陶壶、茶叶罐，水壶里煮了开水。可是，被告柳田正夫为欠债未还，曾受到渡边菊当面辱骂，柳田正夫屡屡求情，并没有将债还清。所以，就算柳田说今晚来送欠款，渡边也不见得相信柳田的话，不会把他当贵客来招待。因此，渡边菊等待的来客不是柳田。
现场的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可以推断是主客两人所用。所以，来客是一个人。然而，象渡边菊这种老太太，在待客时，自己会坐那只特意备下的坐垫吗？一般说来，往往会用自己常坐的那块坐垫，甚至不用坐垫坐在榻榻米上，而让来客坐在垫子上。这么看来，来客不一定是一个人，更有可能是两个人。大冢钦三对此还存有疑问。
被告在陈述中这么说：
我到渡边菊家，见大门敞开，里面的拉门关着，屋内有灯光。我以为阿菊婆还没睡下，正在等我，觉得过意不去，就叫了两三声：“晚上好。”但没听见有动静。我想阿菊婆年纪大了，也许正在打盹儿吧，于是，把拉门扯开，见左边八叠那间屋门拉开着。到门口一瞧，只见渡边菊躺在衣柜边仰天睡着了。我想她果真是睡着了，喊了几声，不见她醒来。瞧见火盆上的铁壶歪斜着，开水都溢出来，榻榻米上满是洒落的灰。
渡边菊的脸上也淌满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赶快报警。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动不动是被人杀死了。
警察一来搜查，我的那张借据就会公布于众，大冢都会知道我借高利贷这件事。这样，无论在学校、家长会还是社会上，我都没脸见人了。心里一下子起了个念头：快乘机拿走我的那张借据！
我就脱了鞋跨进房间……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边菊己被害身亡，竟然会为偷借掘撬开衣柜，若无其事地逃回家中，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学生的信赖、在学校和家长会中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教师。他从渡边菊处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渡边菊又常常守候在路边当面催讨，破口骂人，使柳田苦恼不堪。对柳田这么个老实正派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准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该从这种心理状态去分析他的行为吗？当他见到渡边菊的尸体时，恐怕在他的脑子里一味想警察一来，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就会公开的可怕后果。就是说，他窃走借据并不一定有赖债的意思，而是想隐瞒借高利贷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边菊催讨欠款，纠缠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据。柳田的这个动机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让警察知道一个小学教员借高利贷到期不还，传到社会上，没有比这更为羞耻和可怕的了。如果这么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柳田发现尸体在惊愕之余，还会走近尸体从衣柜里取走自己那张借据，这个举动不能说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为吧。柳田正夫的供词开始否认杀人，后来又承认，到审决时又翻供。为什么他要承认杀人罪呢？看来是该怀疑这供词的可靠性。
大冢钦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点，要有怀疑也一定会在记录上流露出来。然而，他看了当时律师的辩护要点，对以上大量疑点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认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