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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朱元璋因而令礼官制定官民丧礼（《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江南丧葬尚且如此遵从蒙古人的礼俗，在北方流行得应更加厉害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鉴于“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令中书省和礼部定官民揖拜礼。主管官员遵令定出相应制度，于是“一切胡礼悉禁勿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这种人生的通常礼节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内容。
汉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接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唐朝式的，比较开明，干预较少。唐初统治者富有政治气魄，武功强盛，敢于大量启用少数民族成员，对被它打败的突厥人给予信任，贞观间突厥人被封为将军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员一百多人，同汉人朝臣几乎相等（《通典·边防》）。唐太宗用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为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宫禁，人们把他们的相得比作汉武帝与金日的关系（《新唐书·阿史那忠传》）。太宗任用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检校北门左屯营，即典兵于宫苑内，太宗死，他要求殉葬，可见君臣关系之深（《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太宗又用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命他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太宗死他也请求身殉（《新唐书》）。他们死后都陪葬太宗昭陵。
笔者曾于1977年秋天去昭陵参观，获知阿史那忠墓已发掘，欣赏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画。昭陵前有十四君长石像，象征着各个少数民族拥戴这位“天可汗”。唐太宗受到尊崇是理所当然的，敢于任用敌对的“异类”为自己的侍卫，可以想见他有多大的政治胆量了。有此胆识，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惧之有！所以唐初这样的君主及其开放性政策，就促进了汉人吸收少数民族文明。这种吸收是必要的，它丰富汉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化，增强中国民族活力，有利于社会进步。唐太宗这些君主有自信力，相信汉人文化的高水平，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不怕被别人同化，因而敢于采取相应的对待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政策。
另一种类型，如宋仁宗式的，害怕汉人接触、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其实，越怕越不行，北宋地大人多而国势虚弱，打不过强敌辽朝，对西夏也不能取胜，最终亡于新兴的女真人之手。所以北宋保守本民族固有文明，并没有长期保住自己的政权。相反，我们看到北宋初年对手辽朝却是比较开放的，在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允许契丹人学习汉人生活方式，并且从皇室做起。辽朝根据国情，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汉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与此相适应，官员采取与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不管官员本身是哪一个民族的人。辽太宗会同（937～945）间规定朝服，太后、北面官穿契丹服，皇帝、南面官着汉服，若契丹人做南面官，也用汉服；辽景宗乾亨（979～982）以后，举行大典时，三品以上北面官也穿汉装；兴宗重熙（1032～1054）以后，凡举行大典，所有的人都着汉装（《辽史·仪卫志》、《辽史·太宗纪》）。辽朝并不那么怕汉化，北宋何必那样惧怕辽朝的文明，这是弱者的心理反映。有恐惧感的弱者，只有摆脱自身的心理负担，奋发图强，才会赶上强者，使自身也成为强者。
各个民族都有其优秀文化，都有可供他民族吸取的东西，汉族从少数民族文化中补充养料，少数民族汲取汉族文明，互相取长补短，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结果，包涵了各民族的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尽相同，水平也不一致，因而使一些汉人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少数民族缺乏文明，其实是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古代就有民族文化融合的事实，就有汉人积极接受少数民族文明的事实。只看到少数民族文明中落后的成分，不作全面认识，是缺乏知识的表现，切勿以己之无知误认他人为愚昧！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传统，需要很好地发扬。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八节 会稽公主与刘裕纳衣
会稽公主，名刘兴弟，父南朝宋高祖刘裕，母刘裕嫡妻武敬臧皇后。她是长女，刘裕建宋后封她为会稽公主。
魏晋劳动者装束刘裕，丹徒人，青年时家境清贫，打芦草，捕鱼，以维持生活，欠人家社钱还不起，穿的是妻子臧氏做的“纳布袄”。
他在东晋富贵之后以及做了皇帝后，生活上清简寡欲，官员给他做脚蹬子，要用镀银的钉子，他不允许，说用铁钉就很好了。他的女儿们出嫁，送钱不多，也没有锦绣金玉的妆奁。他的整个生活是“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武帝纪》）。侍中袁赞扬他节俭，他却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非常满足他的物质生活了。臧氏当了贵妇人之后，也是“器服粗素”（《宋书·后妃传》）。刘裕地位变化，怕后人不知省俭和谨慎，特意把旧的纳布衫袄交给会稽公主保存，同时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宋书·徐湛之传》）给长女教导弟妹的权力，并以往日的贫苦作为家训的资料。会稽公主于是将纳布衣珍藏起来。
会稽公主出嫁徐逵之。徐逵之是秘书监徐钦之的儿子，东晋末年任彭城、沛二郡太守，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掌握东晋实权的太傅、扬州牧刘裕进攻晋宗室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徐逵之率领精兵作为前部先锋，但不幸阵亡。战争胜利后，刘裕命太傅府内直督护丁濬主持徐逵之的丧事，会稽公主把丁濬叫到阁下，询问丧葬安排，每问一事，就叹息叫一声“丁督护”，声音异常悲哀，后人根据她的悲鸣，谱成曲子，她的侄子宋孝武帝刘骏配了歌词，这首乐曲名叫《督护》，到唐朝还流行（《唐书·音乐志》）。就此一事，充分反映会稽公主与徐逵之是对恩爱夫妇，她对丈夫的永逝怀念不已。无可改变的事情是她成了年轻的孀妇，儿子徐湛之还幼小，不过这倒使她有精力照顾娘家的家务。
刘裕称帝三年就亡故，继立的少帝只一年被废，由文帝刘义隆继位。在皇室中，会稽公主居于嫡长女地位，文帝很尊敬她，宫中的大小事情都要征求她的意见，然后才能实行。元嘉三年（426），文帝亲征荆州刺史谢晦，请会稽公主入居宫中，总管宫内事务。公主在家务事里，或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号啕大哭，文帝也畏惧她。
公主子徐湛之，因年幼丧父，特为外公刘裕所钟爱，封为枝江县侯，文帝任用他为散骑常侍、骁骑将军、秘书监，并受到舅舅、彭城王、司徒、大将军刘义康的喜爱。
刘义康总揽朝政，不顾文帝的权威，又同他原来的长史、欲为宰相的领军将军刘湛等结党，党人中有的人以给刘义康谋取帝位为政治目标。元嘉十七年（440），文帝先发制人，杀死刘湛等人，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徐湛之与刘湛关系密切，在刘义康被拘留时又去看望他，因此在审理这个集团时，牵连到他。宋文帝发怒，将要处他以极刑，湛之害怕，毫无办法，只好告诉母亲。会稽公主爱子心切，听了这话，立即翻腾出她父亲的纳布衣，带到宫中，见到文帝，也不行臣子之礼，放声痛哭，随手把纳布衣扔在地上，指着它对文帝说：“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饭，便欲残害我儿子！”这里说“汝家”如何，“我”如何，是把自己与娘家分开，好像是站在客观立场看问题。她以父亲旧日贫贱时的遗物，教训做了皇帝的弟弟，让他富贵了不要忘掉贫贱，不要不认亲戚，反对杀害徐湛之。文帝处理兄弟刘义康，本是骨肉相残，姐姐提出父亲的事，于是也悲哀起来，决定不再处分外甥了，并任用湛之为太子詹事（《宋书》）。会稽公主干预这件事情还没有终止。刘义康被遣出京城，去了江州，过一段时间，文帝到会稽公主家，在宴会非常高兴的时候，公主离席，不停地行以脑门碰地礼，悲伤得不能自制。文帝不知她要干什么，只得亲自来扶她，她于是叫着刘义康的小名“车子”说：“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了又痛哭，文帝也感动得流泪，告诉她不必有这个忧虑，又指着埋葬刘裕的蒋山发誓，绝不加害刘义康，如若违背诺言，就是对不起亡故的父皇。
说着就把刚才喝的酒派人赐给义康，还在给他的书信上说：“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宋书·刘义康传》）公主在儿子事情上是撒泼，到弟弟事情上以骨肉柔情面貌出现，纯是就事而发，以期达到目的。文帝关于义康的允诺只是一时的，后来公主死了，有人造反要奉戴刘义康，事关九五之位的大事，文帝就将他赐死了。徐湛之一直为文帝信任，官至尚书仆射，文帝长子刘劭杀害其父，同时杀死湛之。
历史上有几个开国皇帝爱回忆在民间时的困苦，刘裕给会稽公主的任务表明他是一个。朱元璋也是一个，他的上谕，口口声声“朕本淮右布衣”，并在《御制皇陵碑》里讲家世和本身的苦难，以教育后世子孙。不过他们的愿望总是落空的。会稽公主用刘裕的纳布衣去救犯罪的儿子，并没有用到正途上，而文帝、刘义康、刘劭兄弟父子相残，哪里有骨肉至情。至于朱元璋，死后不久就发生靖难事件，四子燕王朱棣竟夺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和朱元璋的期望更是背道而驰！皇子皇孙的境遇，与出身寒微的创业君主的经历有天壤之别，使他们的思想认识有截然的不同，已经处于优越地位的后辈，所想的、要的、做的与先辈不一样，生活方式也迥异，因此老人欲以往日的苦制约后人的思想根本做不到，只不过是空想、妄想。
老人愿意回忆往事，叙述旧日的苦，也表现出他对自己改变自身地位的能力的赞许，他从社会低层走上高层，他是可以欣慰了，他的回忆对他来讲是有价值，可是这种回顾是向后看，对别人不会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刘裕、朱元璋忆旧落空，就是明证。
最后要考察刘裕的“纳布衫袄”的纳布是什么？《庶物异名疏》认为它是一种布名。许慎《说文解字》讲“纳”字：“纳，丝湿纳纳也。”明人《正字通》：
“纳，衣敝补也。”即谓“纳”是补衣服。《新方言》：“今淮南吴越谓刺绣为纳绣，直隶谓粗缝曰纳。”“纳”是刺绣，或是大针线缝衣。《玉篇》解“纳”，“或作衲、”。这些说明，仍使我们对纳布不甚了了，不过可以综合一下，刘裕“纳布衫袄”的“纳布”，有两种解释，一是纳布的衫袄，二是打了补钉的衫袄，我们认为后一种理解或许是正确的，更符合于刘裕当年的衣着情况：贫穷的刘裕穿百衲衣服。如果是的话，这篇文章的题目可改为《会稽公主与刘裕百衲衣》。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九节 女将军和女扮男妆出仕者
女子从政的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如何，是个大问题，其间情况复杂，难以简单说透。概略言之，有正式称皇帝的，如武则天之建周；有垂帘听政型的，如果从西汉吕后算起，到清末西太后，许多朝代都有；有后妃通过皇帝干政的，历朝有出现，西晋惠帝贾后可称为代表；有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执政者或实际掌权者，如明代瓦剌部的三娘子（开始在呼和浩特建居民点房舍的人）；还有非正式政权，比如农民起义，不乏妇女当首领的，有的人公开称皇帝，像唐代的陈硕真；大多数不建帝号但在那里指挥起义军，也要处理民政，这类人不少，自西汉末年的吕母始，至清代中朝的王聪儿，中有杨安儿、唐赛儿等人；还有血战沙场的女将军、女扮男妆的出仕者。这里所要叙述的是后两种人。
武都氐族人杨大眼妻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领兵的将领。杨大眼仕拓跋魏，历官直阁将军、征虏将军、东荆州将军、武卫将军，屡次出征，与萧梁及荆州少数民族战斗。潘氏武艺高超，善于骑射，自行来到丈夫军中，身着戎装，当厮杀时和丈夫一起与敌军刀剑相交，当游猎时并骑出入丛林。战斗或打猎完毕，回到军营，夫妻同坐幕中，与部下将领、幕客随意交谈，笑声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