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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有资财，自然要借以改变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们往往不怕服色逾制，要同贵人比高低。东汉仲长统说大商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后汉书·仲长统传》）。商人没有爵秩，甚至连啬夫、伍长也不是，可是竟然穿着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图案的贵人之服。东汉正式确立十二章服制度，天子衣服绘画12种天象、动物、器物的图像，三公诸侯是九种，九卿以下官员是7种，庶民没有（《后汉书·志·舆服》），商人穿章服违制，所以仲长统说是怪现象。南朝刘宋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说，当时“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后妃”（《宋书·周朗传》），可见商人及其家属在服制和住宅方面都不守定制，好为华丽之服和雕梁画栋之宅。唐高宗给雍州长史李义玄下令，严厉管制服色与丧葬违制的人，因为“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旧唐书·高宗纪》）。在这里商人是服色、丧葬逾制的主要成员。
明人吕坤说织金妆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实政录·禁约风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违制者。这类记载甚多，不必胪陈，反正是商人不安于本等服色，竞着新丽之衣，政府禁止，只有一时的效应，不久商人又逾制了，商人与政府在服制上不停地斗争。
以往人们总以“商人奢侈”来谴责他们服色的逾制，如果我们承认商服制度是重农抑末政策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就不必对商人服装违制那么痛恶了。
着斗笠蓑衣者穿什么衣服，本来是生活上的事情，但历来被人们看得很重要，原来它关系到等级制度的根本问题，具体到商人又关系到崇本抑末的重大原则，所以统治者历来重视，抓住不放，总在服装上整人。由此我们知道服饰制度不是小事，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认识历史，不可不注意服饰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商人服饰史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再一个启发是总在服装问题上指责人不一定有道理，你给人统一服装，而人各有个性，各有爱好，各有审美观，你何必多所指斥，乃至归结到政治上，岂非大有“服色违制”的味道吗？然而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骨董，难道还应当把它视为宝物而舍不得扔掉吗？服饰制度既然表明人的等级身份，人们就以衣帽观察他人的社会地位。这个观念再衍化，就是以人的衣饰的好坏决定对他的态度，穿戴华丽贵重者尊崇之，穿戴平常者鄙视之，而不管其人的品德如何，事业如何。以衣饰取人，作为等级制的服色制度的产物是要不得的，今人不应当再有意无意地使用它了。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五节 为人贱视的更始衣冠
绿林军及其所拥护的刘玄，经过洛阳到长安，取代王莽新朝，建立更始政权，任职的官员多半来自社会下层民众，是普通农民、厨师、商人。这些人原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名望，让人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足以当大任，就连更始的军帅将军李淑都说：当今位至公卿和重要官职的尚书，都是打戴帻劳动者仗出身的士卒等平凡的人，他们的资质当个亭长，捕捉小盗还可以，但不是掌握纲常的辅弼材料，因而要求重视百官的任用，改聘英才。百姓也对更始官员的状况表示失望，形成俚语：“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讽刺更始官员的出身卑下。
人们对更始官员的这种观点，还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卑微出身造成的，同他们不注意衣着仪表也有很大关系。
更始的将领从平民上升为将军，然而还是根据原来的习惯穿着。他们戴帻，穿诸于，绣，襜褕，锦裤，绣面衣（《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传》）。帻，前文业已提到，这里略作申述，据应劭的《汉官仪》讲，是“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蔡邕的《独断》说是“古者卑微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它是不做官的百姓和虽在公府而不配戴冠的胥役所戴的，换句话说，戴帻的人不是官，是庶人和同于庶人的人。诸于，是袖子宽大的上衣，像妇女穿的褂子，所以记载说更始将官“服妇人衣”。绣，亦写作“绣”，是背心，穿时套在褂子上。锦裤，锦色套裤。襜褕，短衣，不是朝服，汉武帝时外戚汉代女直裙武安侯田恬穿襜入宫，被认为不敬，取消他的侯爵封邑（《史记·武安侯传》）。更始将领的这种衣帽，是平民百姓的服装，不是贵胄官僚的品服。
我们知道，比较定型的官服是在东汉年间形成的，但在周秦服制已经建立，周朝已有九章服，汉承秦制，自身也订立了一些衣冠制度。官服与民服绝对不同，这一点不待到东汉已经很清楚，绿林军打了天下，建立了政权，却没有像西汉官员穿起官服，更没有自己的服饰制度。而这个制度，如我们在《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篇所说，是为“别贵贱”，“辨等威”，是崇爵显官的，更始官员没有相应的服饰，如何显出尊贵和权威呢？在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的情况下这尤其成了问题。当长安的官吏和士人代表出关迎接更始队伍时，见将领们穿女式平民服装，大失所望。一些人看不起这种装束的将领，心里笑话他们，还有人从而认为更始政权成不了气候，不会长久，给它做事，将来会倒霉，因而逃到别处，不与更始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刘秀到洛阳，按照西汉规矩办事，人们看着心气顺，有人感动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有的人进而倾心刘秀集团（《后汉书》）。这是人们因为官员着装而对政权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相应的对待态度，更始官员的平民装束建立不起权威，失掉一些人的拥护，成为更始政权迅速失败的一个因素。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权草创或初建时继承前朝的服制，稳定后就根据本朝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和补充，他们对于皇帝、贵族、百官以及这些人的妻子的服饰制度规定得不厌其详。因而我们在二十四史的《舆服志》或《礼志》、《仪卫志》看到大量的资料。他们如此用心，就是给这些人树立相应的权威，以使他们行施职权。
冕只能皇帝用，进贤冠由文官专用，法冠是司法和监察官员用的，武冠由名称可知是给武将用的，方山冠是乐人戴的，却敌冠是皇家卫士戴的。人们看到他用的什么冠，就知道他的官职，他在执行公务时，就知道如何对待他。可见冠服有利于官员执行公务。一个政权服色制度制订得好，对于它的稳固显然是有价值的。封建时代百官服制很繁琐，形式的东西太多，那是专制制度和迷信思想造成的，不可取，但不必因此而不研究它，而摒弃它可以启发后人的因素。
一个政权制定它的公务人员的服装制度，公务人员穿着整洁的严肃的制服，会使民众尊重他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权威，使其执行公务来得顺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行施其政权职能。不懂得服饰制度的重要，是政治上的浅薄，也就是不知道从多方面来认识政治，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更始政权在服制上的失败教训应当说是深刻的，足资后人借鉴。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六节 晋唐间流行的发式和衣帽
西晋武帝立国之时，人们脚穿的屐，男子是方头型，女子是圆头型，用这样的型制既区别男女用屐，也区别男女身份，因为圆表示顺的意思，女子穿圆头屐，意味着顺从男子。时隔不久，妇女的屐也流行起方头的来了，于是男女无差别（《晋书·五行志上》）。到刘宋时，权倾内外的、被民间视为“真天子”的越骑校尉戴法兴制作圆头屐，“世人莫不效之”，从而改变了方头型的传统流行式样。
女式翘圆头鞋麻鞋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妇女束发，弄得松松的，使髻不能直立，头发遮盖额头，直到眼睛为止（《晋书·五行志上》）。几十年后女子发型发生了大的变化。太元（376～396）中，公主和贵妇们的盛饰发型是缓鬓倾髻，时行戴假发，这假发装在笼子上，用的时候戴上，称为“假髻”，又叫“假头”。贫家妇女做不起，说起来就叫作“无头”，需要用时向人家借，唤作“借头”（《晋书》）。刘宋时女子发型又一次变异。彭城王刘义康府中的妇女梳头，将头发分成三分，结成髻，向上联在一起，称作“飞天”，并流传到民间女性中（《宋书·五行志》）。
《北齐校书图卷》中人物服饰北齐武成帝、后主时期，宫中妇女剃发，带假髻，其形状像只飞鸟，以为美观，地方上妇女学习，使它不胫而走（《北齐书·武成纪、后主纪》）。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妇女作圆鬟椎髻，两鬓不再妆饰，也不擦脂抹粉，只是用乌膏涂嘴唇，令人看了是一副悲啼的面孔，这倒有点像东汉孙寿的追求病态美。白居易对这种打扮，在《世妆乐府》中有所描述：“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是成悲啼。”（《全唐诗》卷四二七）白居易赞成人类的自然美，反对违反人类本性的化妆。
唐僖宗时，宫人把头发束得紧紧的，待到黄巢起义进长安，僖宗逃到四川，宫人这种发型被当地的妇女接受，不过人们称这种型状是“囚髻”。而在长安的女子变了发式，即把头发分梳到两鬓，包住面孔，当时人管它叫“抛家髻”（《新唐书·五行志》）。
唐《捣练图》中女子服饰发式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织造毛裙，引起众人追求羽毛服的热潮。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织了两条裙子，一条献给母亲韦后，一条自用。她的裙子呈百鸟的形状，正面看一种颜色，侧面看又是一种，日光下看、灯光下看各不一样。她用百兽毛制马鞍的面子，可以看出各种兽形，韦后则改用百鸟的毛制造鞍面。安乐公主出嫁时，益州官员送给她单丝碧罗笼裙，用金缕织成花鸟。自从安乐公主有了百鸟毛裙，百官之家，有钱人家都来效法，长江、岭南奇禽异兽羽毛都被采购一空。这种奢华风气的严重，使唐玄宗即位后，“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从而煞住了采捕鸟兽羽毛编造织物的风俗（《旧唐书·五行志》）。
隋唐女子发式东晋初建时，男子的上装短，短到衣带系在腋下，穿的裤腿上下一般大，不收口，戴的帽子在脖子处系带。《晋书》的作者认为这种上小下大的冠服流行式，反映下逼上的形势，是王敦反叛的征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它不过表明东晋初年人们的审美观罢了。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9～501年在位）以游乐为务，“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南齐书·东昏侯纪》）。助他玩乐的人又制造了四种帽子，并根据形状起了名字，分别叫“山鹊归林”、“兔子度坑”、“反缚黄离喽”、“凤凰度三桥”（《南齐书·五行志》）。
唐初，太尉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制成浑脱毡帽，许多人仿造，他曾被拟封为赵国公，因此当时人把这种帽子叫做“赵公浑脱”（《新唐书·五行志》）。
唐昭宗时，十六王宅的主人们争奇斗丽，各有自己的巾帻式样，长安人羡慕不已，跟着穿戴，当去制作的时候说：
“为我作某王头。”（《新唐书》）“王头”怎么做？这话不过是说按某王巾帻的式样给我仿制，这一省语，反映十六宅诸王巾帻式样流行的广泛。
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讲东晋初年的服饰变化之快及其原因：“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高半额也。”（《外篇》卷二十六）他说人们“以同为快”，道出了中国古人“求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