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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也是爱服丹药的人，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食方士柳泌炼的金丹药，中毒，次年元旦不能接受百官贺礼，宦官陈弘志乘机下了毒手，结果了他的性命。他的孙子唐敬宗同样死于内监之手，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的晚上，18岁的敬宗打猎回宫，与中官刘克明等饮酒，兴致正浓时，刘克明等熄灭灯烛，把他杀害。唐昭宗、哀帝父子都是被朱温杀死的，朱温从而代唐建立了后梁。这两个亡国之君早就惶惶不宁，不知哪一天是死期，当昭宗在凤翔受制于节度使李茂贞时，要把女儿平原公主嫁给李茂贞的儿子李继，何皇后不同意，昭宗说不如此来笼络李茂贞，我们没有居停之地，只好把公主嫁了。结婚时，平原公主不能似先辈那样尊贵，如同民家女子给公公下拜，还一一向李继的族兄弟致敬。昭宗委曲求全也不可得，不久被朱温挟持东迁，何皇后对昭宗说从此我们夫妇委身于贼手了，即更得不到自由了。他们只能以饮酒麻醉自己。当朱温派枢密使蒋玄晖、朱友恭等到洛阳宫中杀他们时，喝醉了的昭宗围着柱子躲藏，当然脱不了剑下之鬼的命运，何皇后哀求蒋玄晖，得以苟活。哀帝继位，不敢为父皇举哀，宫中哭都不敢哭出声。蒋玄晖代表朱温要九锡，何皇后只好照办，并哭哭啼啼请求保全母子性命。及至朱温建梁的准备停当了，把何皇后杀掉，在哀帝退位几个月后又把他害死。上述五个皇帝被害有三种情形，一是唐中宗的死于皇室内部的争夺最高权力的矛盾；二是唐宪宗、敬宗的亡于宦官擅权；三是唐昭宗、哀帝败亡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之手。虽有三种区别，但都是夺取权力的政治斗争，所以这五个人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和牺牲品。
唐代20个皇帝，善终的、歹死的大约相当，因此我们说唐朝皇帝的晚年生活大多不幸福。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有享乐的一面，唐代皇帝结局生动地说明他们也有悲哀的一面。他们是人，就有人生的酸甜苦辣，有家庭父子夫妻关系的不协调，有主子奴才的矛盾，有君臣的对立，从而产生种种痛苦。君主并非自然会有幸福，究竟其生活如何，还要看他们自己会不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会不会争取幸福。当然，他们的苦乐绝不同于一般人，不同于人们为生活无着而忧愁，他们即使在潦倒不堪时，也能进入醉乡，普通人何从比拟？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同权力的巩固与再分配紧密联系，这自然不是一般人家会发生的事。君主的苦并不值得同情。
生育与遗胤20个帝王中除哀帝年少生育不详，其他19人子女很多，其情形是：
帝王生男数生女数合计子女数唐高祖221941唐太宗142135唐高宗8311唐中宗4812唐睿宗61117唐玄宗302959唐肃宗14721唐代宗201838唐德宗111122唐顺宗271138唐宪宗201838唐穆宗5510唐敬宗538唐文宗246唐武宗5712唐宣宗111122唐懿宗8816唐僖宗224唐昭宗171128这些皇帝中，最少的生有子女4人，最多的达59人，平均每人生有23。1个子女，其中儿子12。2人，女儿10。9人。有20多个后人，是比较多的，似乎表明帝王生育能力强。但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王多妻妾，唐高祖的22个儿子出自18个妻妾，唐太宗的儿子由10个母亲所生，唐高宗的8子有5个生母，中宗、睿宗的儿子各自出自一个母亲。玄宗30子，有7子生母不明，余下的23子系17位妇女所生，肃宗14子生母有13人，其他皇帝的儿子多缺乏记载，无法统计。但就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子的生母计算，共有皇子54人，生母43人，平均每人生育1。2人，是很少的。皇帝的多子女，实因妃嫔多造成的。
皇子是金枝玉叶，绝大多数物质生活很好，但并不就是幸福的，有的人却有着平民所没有的烦恼与痛苦。如武则天称帝时，把李氏皇室子孙“壮者诛死，幼皆没为官奴，或匿人间庸保”。皇子们就怕政治变化，一遇到这种事，不沾边的也要遭殃，沾边的就是人头落地的问题。前已说过，中宗的儿子李重润被武则天杀害，李重俊反韦后被戕。李重福在戍所，当朝廷大赦时，犯十恶罪的得到宽宥，被流放的回籍，而李重福不在赦中，上书父皇中宗请求赦宥，说：“苍生皆自新，而一子摈弃，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他连编氓都不如，境遇何其悲惨。文宗有两个儿子，其一是王德妃生的李永，被立为太子。后来王德妃失宠，杨贤妃得幸，她怕太子将来不利于己，向文宗进谗言，诬陷他，加之李永行为不检，文宗要废黜他，他也不对谗言进行辩白，就突然亡故。以后文宗看演出，台上少年做动作，台下有一老者总围着他转，文宗一打听，知道老者是少年的父亲，在台下活动是怕儿子失手以便保护。
文宗触景生情，哭着说“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就杀几个搬弄是非的宦者、宫女以解恨。听信谗言的昏君文宗其实就是杀子的罪人。昭宗子李裕幼年为皇太子，宦官刘季述发动政变幽废昭宗，强立李裕为皇帝，政变破产，昭宗复位，有人以李裕附逆，要求昭宗杀掉他。昭宗看得明白，且有父子之情，说太子年少，贼人逼迫他，他有什么罪，拒不惩处他。李裕长大了，朱温怕将来不好控制他，通过宰相崔胤要昭宗杀掉李裕，昭宗不答应，及至朱温杀昭宗，把李裕及其6个兄弟同时杀害，投尸于水中（以上资料见“两唐书”《本纪》；《新唐书》后妃传，皇子传，公主传；《旧唐书》皇子传）。
说来奇怪，皇子不能受父皇的保护，这是政治变动造成的，皇子的命运捏在他人手里。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善于自处，看来也很重要。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七节 北宋不能治家的官员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端正己身为根本，在家管好家庭，出仕理好政事，造成太平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为后一个的前提，齐家与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就有几个官员因不能治家而遭到谴责，甚至降职。
薛居正，自后晋开始做官，北宋初任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18年，对老人讲究孝道，生活简朴。不过他的俭约可能与受制于妻子有关。居正妻是凶悍的妇人，丈夫有姬妾，不让接近。是这位夫人患有不育症，还是居正不能生育，记载不明，反正他们没有儿子，所以居正收养惟吉为子，从小溺爱。惟吉少年就有大力气，不喜欢读书，好游玩，听音乐，常同优伶在一起，又爱蹴鞠（踢球）、角抵（杂技、摔跤），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是纨袴子弟的行为，居正对此并没有察觉，更无从教导了。与居正同时任宰相的卢多逊、沈伦的儿子，都被宋太宗不秩拔擢，任为秘书郎，惟吉因不能做文章被用为武职。等到居正亡故，宋太宗亲临吊唁，向居正的妻子说：你那个不肖的儿子如果不改变行为，你的家业恐怕传不下去。惟吉听到这话，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认真读书，多与文士往来，于是得到知过能改的好评。
宋太宗因而任命他为澶州知州，但是《宋史》说他同乃父一样“御家无法，家人争财致讼，妻子辩对于公庭”（《宋史·薛居正、惟吉传》）。所谓妻子辩对公庭，指惟吉死后其寡妻柴氏与子安上为家产打官司的事。这事牵涉到向敏中和张齐贤。张齐贤是“四践两府（指中书省、枢密院），九居八座（指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的人，且其为人“姿仪丰硕，议论慷慨”，很有风度（《宋史·张齐贤传》）。在他任右仆射、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时，寡居的柴氏看中了他，两厢情愿，商议结婚。齐贤的二儿子、太子中舍宗诲支持乃父，赞助其事。柴氏无子，安上见柴氏出嫁，将把薛家的财产、书籍、文告带去，不同意这门婚事，打起官司。到了公堂，柴氏说以前向敏中要娶我，我没有同意，我不是随便想嫁人。向敏中也是宰相，租赁薛家宅第居住。宋真宗于是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向说我妻虽然最近死了，但并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可是又有人揭发他已与河南尹、保国军节度使王承衍议定，要娶他的妹妹（《宋史·向敏中传》），显然他是说瞎话，但是柴氏的婚事关乎大臣体面，宋真宗不愿深究，惟指责向敏中“廉洁之操蔑闻”（《涑水记闻》卷七），降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降为太常卿，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看来柴、张的婚事也没有实现。
王宾，宋太宗朝任亳州监军，当时规矩监军不许带家眷到任所，王宾妻子凶悍，怕丈夫在外有婢妾，违法跑到亳州。王宾向中央作了报告，宋太宗把她召进京，打了100板，发配给忠靖军的士兵为妻，她就在当天的晚上死去（《宋史·王宾传》）。
王举正，宋仁宗时官给事中、参知政事。妻陈氏，妻父是宰相陈尧佑，伯父尧叟，也是宰相，叔父尧咨官至节度使，兄弟中有十几人做官，陈家“荣盛无比”，“推为盛族”（《宋史·陈尧叟、尧咨传》）。陈氏可能凭借娘家势力，对丈夫毫不客气。王举正做官，有时好讲直理。御史台推荐李徽之做御史，李是举正朋友的女婿，举正不帮忙，且以给事中的职责在掌封驳，认为李不合格。李因此仇恨举正，并控告他：“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在家连老婆也管不了，如何能管理好国家，言下之意举正认为他不能做御史是不对的。这时知制诰欧阳修也认为举正懦弱不称职，举正不得不自动要求离职，宋仁宗遂撤掉他的副宰相职务，以礼部侍郎职衔出知许州（《宋史·王举正传》）。
陈执中，以向宋真宗建议立太子，获得继位的宋仁宗的信任，这是他敢于干预皇家事务而得福。他历官右正言、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集庆军节度使判大名府。他做官有业绩，在丰年时征发民夫，修筑被冲决的河堤200里。他不徇私情，宰相曹利用的女婿卢士伦派任福建运使，嫌边远不愿去。曹利用替他求情，改派京东，右正言陈执中就此弹劾曹利用，曹利用报复他，让他离开中央，出知汉阳军。他给仁宗张贵妃治丧，张贵妃是仁宗宠妃，死后仁宗要以皇后礼安葬，执中不加劝谏，依仁宗之意而行，并对给仁宗出主意的王洙、石全彬加以委任。在家中，执中与妻子感情不好，使妻子不敢理家，生活也很简单，而执中爱妾胡作非为，痛打婢女，竟至死亡，这是在家内不能使妻妾名正其位。御史赵挷巫嘀粗邪颂踝镒矗渲邪ㄦ蛩琅臼拢擦盅颗费粜抟才浪Ｖ梁腿辏�1056）春天大旱，谏官范镇、御史中丞孙挼嚷至鞯乐粗校首谀私粗邪障啵哉蚝＞诙仁辜尜裰葜荨Ｖ粗兴篮螅幸槠溱趾牛窆倬退ダ癫侔煺殴箦ノ窈筒荒芾砑伊郊麓蠹优昊鳎骸疤熳右院蠊ィ士梢栽峒乐瘢粗形簧舷啵荒茏苈嗜核究颊堑洌紊セ室欠擎捎瘢凡嵛缓庞诠怯邢樱碛美钟庾孀诰芍疲园锥兄瞬恢抑笳摺９朊胖冢穹植幻鳎蛉苏沂璞∽早撕芬莶恢疲渲渭椅拮阊哉摺Ｔ紫嗖荒鼙缆世瘢砥爰摇敝髡旁谮址ㄖ斜岢馑６哉殴箦缋裼庵疲撬稳首诘氖拢枷虏桓遗谰鳎粗芯痛芄恕＜彝ノ侍猓肥鞘率怠Ｖ粗械亩邮廊骞俟硬┦浚钠拮永钍嫌胧替旧彼朗廊宓纳福廊宀渭幽币椋路⒑螅急徽妒祝ā端问贰こ轮粗写罚！ �
在古代，把理家看作与治国同样的大事，官员甚至因理家好坏而升降官职。然而治国与理家是两种能力，应当有所分别。刘邦以匹夫而打天下坐天下，但家务事处理不好，对太子的废立就拿不定主意，实际上受吕后的干扰。死后爱子赵王如意被吕后杀害，爱妾赵姬被吕后解肢为“人彘”，他在家中保护不了子、妾。唐太宗、康熙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废立太子的事也伤透了脑筋，乃至太宗欲拔剑自刎，康熙耽心被太子谋害而无有宁日。这些英主处理不好家务，益发说明理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应当讲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忽视它，越是社会上层越应如此，因为这种家庭家事处分的好坏，不仅是自家的事，还影响到社会，所以讲求家法更重要。社会上层人士因为政务或其他社会事务的繁忙，可能没有精力料理家务，这是客观原因，但这不能排除主观上不重视家政的误失。重视理家是一回事，能否料理好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自觉地增强理家的能力，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学习，来实践。如此看来，古人把齐家与治国联在一起有一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