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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善论性恶论归根只是说，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对善人用礼乐，对不善人用刑法。礼乐刑法历代有变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无法得到适合当今的礼乐刑法。荀子改为法后王，理由是天地过了长久的日子，眼前的却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种的治道，合时的却是后王。荀子斥责俗懦，说他们粗略地取法先王，扰乱当世的法制，议论谈说，实际上无异于墨子。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为他们标榜法先王，无异于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赞美的大儒是法后王，重礼义，轻诗书，划一制度，辅佐当今后王统一天下，这大概是说荀子自己的志愿。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谓王道，荀子法后王，是要实行战国末年已经成熟了的中央集权制度。孔孟政治学说经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阔难行的儒学了。
荀子人胜天地万物说，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造出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当时也是适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认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本性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为统治阶级要利用命运、天地、鬼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义、性善来文饰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来实行专制主义，是和王霸杂用的统治术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还是孔孟传统儒学，而荀子在儒学中地位不得不落后于孟子。后世孔子庙中没有荀子的位置，虽然专制主义是他倡导的。
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 《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韩非继承荀子的哲学与政治学，推进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为刑（形）名法术之学。
韩非是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在荀子门下为大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及韩非。韩国衰弱昏乱，韩非屡谏韩王任用贤人，富国强兵，韩王不能用。《韩非子·问田篇》载堂谿公劝韩非不要得罪昏君权臣，遭受祸害。韩非回答说“我不怕昏君权臣，宁愿遭死亡的祸害，一定要替众庶百姓谋利益”。韩非所说为众庶谋利，实际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坚决反对残余领主的腐 朽政治。韩非著书十余万言，传到秦国，正合秦国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韩求韩非，前二三三年，韩非入秦。李斯怕韩非得信任，进谗言杀害韩非。
韩非子是战国末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东周以来郑国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构成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荀子依据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旧说，主张人君对士以上用礼义，对庶民用刑罚。韩非子废弃礼义，主张人君对臣民一概用刑。韩非思想的基础是更加扩大的性恶论。韩非推崇老子，全书多引《道德经》语，但老子宗旨在柔弱无为，韩非却主张刚强有为。《解老》《喻老》两篇，阐发道德本意，语甚详备，但其中无一语说及无为柔弱，可见韩非仅取老子的法术，并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术、势三派。李悝、商鞅一派专主用法。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国富兵强。他们所主张的法是君主制订法令，全国臣民无不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一人所说出的话是最高贵的话，说出来就成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适当的事，定出来就成为法。一国里面，不许有两个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术的一种。所谓形名，就是“循名以责实”，要臣下名（言）实（行）相符。尹文说，有形的（实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义、言论），有名的却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实，不一定被言论到，但事实仍是事实；有了言论，是否真合事实，不可不根据言论去检查事实。所以君主必须根据臣下所言，检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专主用势。势是凭借权位，有重权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着要等待贤智。韩非综合三派学说，以为君主当乘势执术，臣下当守法奉令，不可偏废。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是韩非学说的本旨。但君主一人决不能有这种无限的智力，照韩非说：国君一人力不敌众人，智不胜万事，与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国。用一国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国的耳朵听，听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尽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欢人的力，上君能用众人的智。用众人的方法是“听其言必责（检查）其用（实用），观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韩非子·六反篇》）。
韩非思想是荀子思想进一步的发挥，以此为基础，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术（形名），慎到的势，造成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当春秋后期农民地主两个新阶级开始产生的时候，与领主对比，势力自然是微弱者。孔子主张复兴周道来求政治上的统一，正反映了那些微弱阶级的政治要求。战国前期，两个新阶级力量增加了，孟子主张行仁政、保民而王，说明地主阶级向领主要求统一，还不能离开农民阶级的援助。战国后期，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公然和农民阶级对立，它的代表人荀子主张用专制主义来求统一。到了韩非学说的出现，说明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期，地主阶级成为主要的统治阶级，同时农民阶级也成为主要的对抗阶级。
第八节 散文与诗赋
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传说：颛顼曾禁巫教。《墨子·非乐篇》说，商汤禁巫风，贵族犯禁罚丝二摇窦颖叮幌爰资芳湟幌虼嬖谧哦氛Ｊ分厝耸拢び谡魇担晃资鹿砩瘢挥谙胂蟆Ｉ坛诵殴恚追缡⑿校漓胩囟啵栉杞倒砩瘢τ行矶嗍客鲐Ｊ饭偎牵罅考坠俏淖旨窃氐笔贝笫拢执妗渡淌椤づ谈贰ⅰ陡咦陔廊铡贰ⅰ段鞑琛贰ⅰ段⒆印返绕谴筇迳媳３衷创蔷涞纳淌芬盼模瓤杀蟆Ｒ谰菡庑┪钠纯矗梢酝浦坛延邢嗟背墒炝说纳⑽模部梢酝浦邢嗟背墒炝说氖瑁胛髦艹跄甑氖挠τ型乃健�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掌记事也兼作诗歌（诗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史官世代专业，儒家所传经书，其原始部分大都是两周史官旧藏的典册。经书文辞分散文与诗歌两类。散文分质言文言两体。质言如《周书·大诰》、《康诰》、《酒诰》等篇，直录周公口语，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凡朝廷诰誓、钟鼎铭文多属质言体。文言如《周书·洪范》、《顾命》以及《仪礼》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制作，条理细密，文字明白。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篇》）凡史官所自作，多属文言体。鲁史左丘明采集诸侯国史记，作《左氏春秋传》，创文言体散文的极致。诗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诗。体裁分风雅颂三类。《周颂》是配合宗庙祭祀时所奏音乐的诗篇，辞句最朴素。西周贵族美（赞美）、刺（讽刺）王政，用西方古音乐歌唱的诗篇叫做雅诗。东周时宋国作《商颂》，鲁国作《鲁颂》，从章句形式看来，可能是用雅诗同类的音乐。《国风》是用各国地方音乐歌唱的诗篇，多采取民间歌谣，贵族所作也不象雅诗那样严肃。风诗吟咏情性，文学价值特高，最为流行。战国初魏文侯听古乐想睡觉，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因为郑卫音乐繁音急促（“烦手踯躅”），是一种悦耳的音乐，和它相配合的诗篇，也是一种悦心的文学。
两周散文与诗歌，经孔子删订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学。传经师儒，或阐发经义，或讲明训诂，与文学完全绝缘。文学的主流诗歌被尊为经，失去了活力，儒生只能背诵古诗三百篇，不能创作新诗一篇。孔子以后，学术由贵族转移到士阶层，诸子并起，各述所闻，散文因诸子著书而发展起来。首先是墨子，用质言体著书，引用古语，多译成当时庶民口语。墨家以外，诸子都用文言体著书。战国时孟子、庄子，《战国策》所载诸策士口说，都是议论风发，文质并胜。荀子、韩非子说理精密，不重文采。诸家文风不同，却都是优秀的散文作者。
诸子著书，重在谈论政治，阐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话、隐语，往往隽永有味，类似文学。诸子中专有小说一家，采取街谈巷语，反映民间风俗，最有文学意义，儒家说它道听途说，小能小善，对大道有碍。战国小说因不被重视，全部亡佚。或说：《燕丹子》是战国小说的仅存者，确否未可知。
诗歌与音乐互为影响，不可分离，民间永远在创造新音乐新诗歌，新的流行了，旧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说，周时国家养活贫穷无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乡间采取新诗歌。从乡送到邑，邑送到国，国君送给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乐官叫做太师。太师选择新诗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乐，给天子演奏后，流传到四方。《诗经》十五国风中很多诗篇是这样得来的。最晚的风诗是陈灵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时诗，此后不再有新篇。当时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并战争愈益激烈，公田制改变为税亩制的时候，这个养老人采诗制度势必废弃，民间新诗歌新音乐不能通过乐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记诵，传到后世来。儒家反对新声，以为郑声淫，郑卫宋齐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卫）是亡国之音。墨家非乐，以为“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篇》），道家以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儒家守旧，墨道二家反对音乐。儒墨道三大学派都是新乐新诗的障碍，但民间创造并不因此停止。孟子记录孺子《沧浪之水歌》，想见东周后期至战国，四言诗正向五言诗发展。
东周时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赋是一种声调，与歌不同，与诵相似，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就是不用音乐，随口朗诵几句古诗，表达自己的意旨。东周列国间有时用廋辞（廋音搜sōu谜语）来测验对方君臣的智力，战国时有所谓隐书，记载各种谜语，不读隐书，就会答不上廋辞。荀子用赋的声调写廋辞，作《礼》、《智》、《云》、《蚕》、《箴》（针）五赋，形式缺乏变化，含义也只是些儒家常谈，虽是新体裁，却少新意义。荀子又仿民间舂米歌调作《成相辞》，每章四句或五句，音节短促，所讲又都是儒家训条，和五赋同样，有新体，少新意。
北方学士无一人从事韵文文学，荀子独作赋与《成相辞》，应是受楚国屈原的影响。《成相辞》作于春申君死后，五赋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师仿赋诗声调作赋，用北方音韵，说儒家教义，因而看不出受《楚辞》影响的形迹来。
新体文学的创造在南方楚国，屈原是最大的创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又巫师行术，唱禁咒辞，句尾用“些”字。民间歌唱，句尾带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离骚》、《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国方音，修改民间流行的曲调，变成新创造。《吕氏春秋·侈乐篇》说“焚之衰也，作为巫音”，可知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前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顷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两个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优愁烦乱，作《离骚》。他热爱楚国，他同情楚国人民，《离骚》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创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洁行芳。《离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向前大进了一步。屈原所作，据传说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篇。最后作《怀沙赋》，投汩罗水自杀。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纯用楚国方音，自有声调，称为“楚辞”，与赋异体。汉人用赋的声调读楚辞《离骚》、《怀沙》等篇也就被称为赋，统称为辞赋。汉武帝时，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