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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等语。一个遁入空门的僧人，自认是个助兴者，求在大官门下陪侍助高兴，虽然品格很低，但与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还比较知道些羞耻。天竺式僧徒，实际是统治者的助兴物，口头上却狂妄自大，自尊为人天师。与灵彻同时有道标，也以诗驰名公卿问，宋《高僧传·道标传》中列举他的交游，有宰相李吉甫、中书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刘长卿等数十人。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乡里，道标广交当代名人，不仅用诗作媒介，世俗门第也可能是一种凭借。皎然诗名尤大。他出身在没落世族中，幼年出家，专心学诗，作《诗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与朝中卿相及地方长官交游。他交结官府，说是借做诗来劝令信佛，其实愿与僧徒交往的官员，大抵早就信佛，无待再劝，皎然无非借诗求名。《因话录》说他工律诗，曾求见韦应物，恐诗体不合，在船中作古体诗十数篇送给韦应物，韦应物全不称赏，皎然很失望。次日，写旧制献上，韦应物大加叹美，对皎然说，你几乎丧失声名，为什么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长处。皎然求名迫切，无异进士向名公献书。皎然死后，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烦作序，唐德宗敕与其文集藏于秘阁，这样的遭遇，文士都觉得很光荣，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唐末五代诗僧最著称的有贯休与齐己。贯休奔走藩镇问，先谒吴越主钱镠，献诗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钱镠赏识。后谒荆州割据者成汭（音锐ruì），也颇蒙礼遇，后来被人诬告，成汭黜退贯休。贯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图谋称帝，招募四方名士，贯休来投，大得王氏优待，赐号为禅月大师。一个禅僧取得大师称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为禅僧，奔走各割据者间，献诗讨喜欢，还象个禅僧么？同时又一诗僧齐己，本是佃户胡氏子，七岁为寺院牧牛，用竹枝画牛背为诗常得好句，寺僧惊奇，劝令落发为僧。齐己与湖南割据者豢养的诸名士唱和，声名颇高，割据者加以优礼，封为僧正。齐己自称爱乐山水，懒谒王侯，作诗云，“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当了僧正，还说懒谒王侯，无非是欺人而已。皎然《诗式》说，“诗人意立，变化无有依傍，得之者悬解其间”。这是心得之谈，僧人如果不忘记自己是僧人，诗是不会做好的。因为依傍着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诗自然类偈颂，索然寡味。例如寒山、拾得、庞蕴等人诗，满篇佛气，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诗人却很远。
高艺僧——唐代宗时长沙有僧怀素，以草书驰名当世。怀素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自叙一篇，显然是好名的僧人。贯休长于水墨画，曾为杭州众安桥张氏药店画罗汉一堂，奇形怪状，人不象人，与普通体制不同。唐德宗时长安庄严寺僧善本，弹琵琶其妙入神。长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养深红牡丹，一丛有花数百朵。僧徒原是游手闲人，有一艺擅长，得免闲人的恶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师光荣得多。
茶酒僧——《封氏闻见记》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只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叶，到处煎煮。从此饮茶成为风俗。自山东到长安，大小城市多开店铺卖茶供客，不问僧俗，投钱取饮。茶叶从江淮运来，色额甚多。相传陆羽著《茶经》，首创煎茶法。照《闻见记》所说，开元时禅僧已盛行饮茶，陆羽是店德宗时人，又生长在僧寺中，《茶经》记载贵族式饮茶法，正反映闲居无事的禅僧，至少在饮茶一事上与高级地主过着同样的优闲生活。
饮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严。禅宗废弃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诗话》载诗僧可朋，自称醉髡，作诗千余篇，号《玉垒集》。又释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他经常劝人饮酒，说，“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僧徒公然称颂饮酒，与魏晋玄言家有何区别？无非说明唐五代禅学与魏晋玄学都是腐朽社会的产物。
禅学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庄周怕死，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宽慰自己，听任自然。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炼成什么果（包括佛果），灵魂永远享乐。天竺传来佛教，宗派尽管不同，妄想却完全一致。禅学含有较多的庄周思想，对妄想发生疑虑，不敢肯定灵魂真能不死。牛头宗慧忠（所谓牛头六祖）的法嗣遗则说他的心得是：“天地无物也，我无物也，虽无物，未尝无物也。此则圣人（佛）如影，百姓如梦，孰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吾知之矣”。既然我与天地都是无物，怎末又说未尝无物。明明有生有死，却硬说是影是梦，把死看作影灭梦醒，借以消除对死的恐怖。圣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纷扰，自欺又欺人，归根还不是影与梦同样要死。南宗大师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象遗则那样自称吾知之矣，他在诗中描写死的不可逃避，如说，“前山后山高峨峨，丧车辚辚日日过”。又说，“世间何物得坚牢，大海须弥竟磨灭。人生还如露易晞，从来有会终别离”。全诗以“安得同游常乐乡（净土），纵经动火无生死”两句作结，也就是承认并无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夸佛法解决生死大事，比儒学道教都高妙，禅宗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尤称直截快速。无奈骗木终究不能持久，骗子终究要被事实揭穿。懒残（馋）和尚歌：“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裤。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处，更复何忧！”懒馋二字足以说明佛教的寄生性。因为禅师把佛教本质看作懒馋二字，所有戒律和经论都是装饰品，直截揭出本质来，谁还苦修求不可见的佛？宣鉴禅师说，“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只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释迦被看成与普通人无别，整个骗局破坏无遗了。有些禅师虽然已经看穿了骗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骗局来欺人，自己却不愿再受欺，因此，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这些话见于南宋初临济宗禅师宗果的语录中，其实，寒山诗已说“又见出家儿……愚痴爱财色”等句，拾得诗也说“我见出家人，总爱吃酒肉”，又说“我劝出家辈，辄莫染贪淫”。足见唐时禅僧早就饮酒食肉贪财贪色。禅僧如果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可以消灭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灭禅宗本身。禅师如怀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险，造出清规来约束僧众，阻止祥宗的崩溃。同时，禅宗的家族式组织，大有利于本宗势力的扩大。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关系，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禅宗的寺院里充当住持，得充住持后，便父子相传，变成禅宗的世袭财产。第一个住持，即成这个寺的创业始祖。道一门下被印可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们依仗道一的声势，不难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如此代代扩展，几乎所有寺院都变成禅宗的寺院，例如天台国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据地，智觊四传弟子玄觉转为慧能弟子，成禅宗中人。华严宗大师宗密也转成禅僧。其他宗派因禅宗势盛，自动投靠禅门的人大概不少。唐武宗灭佛以后，各宗派大体归于消灭，只有禅宗却兴旺起来。禅宗相继成立五个宗派，最先是义玄（八六七年死）创临济宗，良价（音介jiè八六九年死）与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创曹洞宗。灵祐（八五三年死）与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创沩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五代时文偃（九四九年死）创云门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创法眼宗。五宗中只有临济宗在河北，其余四宗都在南方。九五九年周世宗灭佛，临济宗在北方依然盛行。南方诸国，如闽国主王审知，吴越国主钱镠父于，南唐国主李昪、李煜、李煜等都崇信禅教。乱离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来麻醉自己，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够比其他宗派保持较长的流传。
第三节 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
唐朝是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创造新境界。佛教方面，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创汉化（玄学化）佛教，倡导杀佛杀祖，足以解脱处于奴仆地位的无数佛教徒。儒学方面，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限于训诂名物，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因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明经专习儒经，进士也必须习儒经，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认是儒生（自认为佛道的是少数），有所议论，总不敢违背儒学或违背过远。唐朝儒生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议论比较肤浅，这种情形与《五经正义》有密切关系。清儒对孔氏《正义》多有贬辞，不知有了正义，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一扫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从此失势。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时分儒经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这是朝廷颁行的官书（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必须诵习儒经，义理全依据《正义》所说，否则就成异端邪说。《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所谓首丘归根，就是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做疏不破注。孔颖达奉诏撰定的《五经正义》是《周易》王弼注、《尚书》伪孔安国传（传即注）、《诗》毛传、郑笺、《礼记》郑玄注、《春秋左氏传》杜预注。孔颖达作疏，多据南北朝儒主的义疏，如《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本于刘悼（孔颖达是刘焯的门人）刘炫，《春秋左氏传正义》本于刘炫，《礼记正义》本于皇侃，孔颖达自己并没有新说。《周易正义》不言所本，《正义序》说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孔颖达采录诸家旧说，编缀成书，所以《五经正义》中，《周易正义》最为空疏，宋儒为《尔雅》、《论语》、《孝经》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与讲章无异，这种陋习是从《周易正义》开端的。
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经学统于一尊（注家），所有东汉以来诸儒异说，全部作废，儒学内部互斗不决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对宗派林立，说各不同的佛教，在斗争中，统一的儒学处于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却不敢非议儒经，因为儒经从文字到解释，都有标准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的功令。
《五经正义》是奉敕撰修的官书，此外还有几部私修的经疏。唐高宗时太学博士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二经《疏》。二经都用郑玄注，与《礼记》郑玄注合称三礼。孔颖达撰《礼记正义》，与贾公彦共同商定，足见他是三礼专门。《周礼疏》不知所本，《仪礼疏》则是依据齐黄庆、隋李孟悊（同哲）二家之疏。朱熹说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朱熹评论是允当的。与孔颖达同时的杨士勋撰《春秋谷梁传疏》，唐后期人徐彦撰《春秋公羊传疏》，《谷梁传》用范宁注，《公羊传》用何休注，作疏体例全同孔疏，不过远不及《左传正义》的充实，这是因为魏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