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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如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吐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
李泌受任后，与李晟、马燧等进见唐德宗。唐德宗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时，就该做这个官，你一定不肯做。现在我用你为相，要同你定个约：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代报。这几句话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报恩报仇，滥行职权，损害皇帝独掌的赏罚权。他用李泌，但并不了解李泌的为人。李泌说，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今天，我倒要和你定个约。唐德宗说，可以。李泌说，愿你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害他们，内自宿卫，外至方镇，那个不愤怒，恐怕中外叛变，大乱立刻到来。你能诚心对待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出去征伐，无事在朝内任职，不是很好么？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无事了。唐德宗听说，答应不害李晟、马燧，二人也涕泣拜谢，表示感激。一个紧急关头就这样平稳地渡过去。李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唐德宗坚决反对和回纥，经李泌反复开导，才决定与回纥和亲。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得唐许婚，非常喜悦，愿为庸牵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诏国也脱离吐蕃，与唐恢复亲善关系。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与吐蕃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与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李泌常与唐德宗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一次，一个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告诉他，吐蕃将要来寇，自起能替国家守卫西边。本来，吐蕃侵边是常事，唐守边兵把它赶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边上战胜看作白起的功劳，要在京城立白起庙。李泌说，我只听说过“国将兴，听于人（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上谁还肯杀身御敌？请外兵和请鬼神，都是贬低功臣的一种手法，李泌这一驳议，正打中唐德宗的隐情，白起庙只好作罢。有一次论到卢杞，唐德宗说，人都说卢杞奸邪，我觉得不是那样。李泌说，让你一个人不觉得，正是他的奸邪处。如果你早觉得，何至有奉天的祸难。唐德宗说，那是天命，术士早就说过，与卢杞不相干。李泌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说天命，那末，礼、乐、刑、政还有什么用？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这样亡国的。盾德宗说，卢杞小心，我说的活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驳，我常常觉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弱点，按照昏君的意图来顺从，这是奸人得宠的秘诀。卢杞为相，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在奉天危城中还是如此，唐德宗却始终信任，原因就在卢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坏了，宰相受朝臣们斥责，绝不推辞，唐德宗自然认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驳说，凭着言无不从，就得称忠臣么！“言而莫予违”，正是孔子所谓“一言丧邦”呵！庸德宗说自己为什么能接受李泌的谏诤，因为李泌说理深透，态度和顺，使人信服，不能不从。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欢谈神仙怪异，自称是道教徒，从反对立白起庙、反对信天命看来，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是“子房（西汉初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可谓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
（一）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
（二）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ī，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 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 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