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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封建经济危机丛生。商人阶层崛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与商人日渐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下层武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幕府对此毫无解决办法。而其自身的财政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和农村都陆续出现。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动摇。1837年,在大阪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由于这一暴动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因此极大地震撼了幕府统治。此后,幕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黑船”惊醒众人梦
直到19世纪中叶,历经了两百多年锁国政策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而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小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他写的《樱花歌》,将幕末日本孤芳自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17世纪之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西方列强纷纷崛起。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而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列强的视野。最先叩响日本锁国之门的是充满占有欲的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由此埋下了日俄北方岛屿之争的祸根。1792年,俄国轮船“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此后,英、美舰船也曾多次前来交涉通商事宜,但均无功而返。
外国军舰的频繁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于是发布了更加严厉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具体行动就是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大国顷刻崩塌的命运使日本充分认识了欧美列强的威力和锁国政策的局限。许多有识之士疾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两年后,幕府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并吸收改革派的意见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鸦片战争给日本民众敲响了警钟,他们积极寻求维新图存的良方。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备受推崇。正如梁启超所感叹:“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但日本寻求自保的脚步还是慢了许多。4条美国黑船的不期而至,扣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也惊破了看花众人的美梦。原来,在多次通商请求均遭拒绝之后,美国决定借助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1853年6月3日,受美国政府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士兵560人,闯入日本浦贺港。他在递交国书的同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官员怯于4艘从未见过的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迫不得已收下了美国国书,声明第二年春天予以答复。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佩里舰队叩关被形象地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春天,佩里率领7艘大船如约而至,以武力威慑迫使幕府于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日本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一条约,美国成功地为海上航线开辟了重要的补给基地,“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日本则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下,痛苦而艰难地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日本来说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衰弱到极点后再度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英、俄、法、荷等国也竞相涌来,如法炮制了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至此彻底告别了锁国的时代。对于日本开国的历史,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了评价,他认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所指的正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1858年,在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努力下,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接着幕府又毫无例外地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以上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列强的开放程度,而且丧失了制定本国税率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在“亲善”、“友好”名义的掩盖下,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体,国家主权遭到损害,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诸藩。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些藩通过改革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能够与幕府对抗的强大力量,在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起初,改革志士还对幕府抱有幻想,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府政治的落后状况,唤起人们抵御外侮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精神权威天皇和政治权威幕府之间分立的加深,改革幕府的企图招致了幕府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镇压。1858年9月,幕府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使“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这一事件让许多尊攘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反动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所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刑场上,他慷慨陈词:
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
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就义时,他年仅29岁。
正当“尊王攘夷”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而西南强藩也成为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1865年春,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了武装倒幕的决定。在倒幕维新的大旗下,以长州、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捐弃前嫌,很快结成了军事同盟,掀起了武装倒幕的高潮。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即位不久的天皇睦仁(1867年~1912年)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国等列强的默许或援助。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归天皇,并成立新的天皇政府。《大号令》对倒幕斗争的公开支持,无疑加速了倒幕形势的发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西乡隆盛的指挥下,于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与幕府军展开激战。结果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队,取得了武装倒幕的关键胜利。经过1年零5个月的战争,倒幕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场倒幕战争历史上称为“戊辰战争”。经过戊辰战争,日本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清除了维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改革派武士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为下一步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尽管其中明显包含了封建保守思想,但其历史作用更为突出,它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