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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行动，但在欧洲本土及有关敏感地区则要谨慎行事。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839年开始，法国军队在比若元帅的率领下对阿尔及利亚展开全面的征服行动。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也在这一时期相继落入法国人之手，如西非的达洛亚（象牙海岸，1842年）、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1842年）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1842年）等；另外在1844年还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相比之下，在欧洲本土，七月王朝则显得颇为中庸。1831年比利时国民大会决定将王位献给路易？菲利浦的次子，但被路易？菲利浦拒绝；1831年波兰人发动反俄起义，路易？菲利浦也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在对英关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为上的政策。七月王朝的这些政策不能说完全一无是处，但法国诸多阶层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指责它不顾其他民族死活，有的指责它对外软弱无能。其最终结果便是加重了法国人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失望。
因此，政治的僵化、社会的停滞以及外交的无能成为压在七月王朝政府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作为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首相基佐并没有意识到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不过统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却预感到了危机，如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在众议院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革命果然爆发了，七月王朝在这场“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了。
1848年的“二月革命”令七月王朝猝不及防，而随之而来的共和制也是出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预料的。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让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然而随着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民主试验的失败，工人阶级愤恨不满、农民阶级也是满腹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几乎发挥了与街垒起义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与共和国“劣迹”没有直接关系的路易？波拿巴靠着民众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在随后的几年中，以恢复其叔叔的帝国事业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碍，在大众的山呼万岁中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帝国皇帝，历时4年的共和国旋即成为明日黄花。
重蹈战争覆辙的第二帝国
虽说第二帝国的历史是从1852年拿破仑三世戴上皇冠算起，但是体现帝国特征的政治统治模式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就逐步形成了，因此第二帝国与第二共和国历史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更何况这二者的最高主宰还是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这位以怪异著称的路易？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国的政局经历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作为欧洲众多君主中的新成员，拿破仑三世的皇帝身份受到了其他君主的质疑，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愿将君主间传统的称谓“我的兄弟”用在这位法国皇帝身上，而只是不痛不痒地称之为“我的朋友”， 拿破仑三世对此倒是安之若素，他宣称自己是被一条新原则的力量推上了旧王朝才能拥有的崇高地位，这条新原则就是全民公决，就是人民的意愿。尽管到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时，各国的君主像雨点般降临到法国，但最终历史证明这些带给拿破仑三世的所谓国际地位优越感都是些虚幻的东西。
对于第二帝国的历史来说，其对外政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拿破仑三世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要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进行国际政治重组。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其二，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例如他与曾经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1849年他甚至提议英法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然而在强权政治的时代，他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与之周旋的皆是加富尔、俾斯麦等极为精明且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几乎都得到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实力和地位却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对外冒险中突如其来地被画上了句号。
当然仅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业绩来看，第二帝国不乏得意之处：在北非，1857年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1859年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1869年完工后，运河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法国从中获利甚丰。在亚洲，1857年应英国“邀请”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库赞率几百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败了清军，随后又与英军一起洗掠了圆明园，通过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和经商的特权，同时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结局颇为满意，库赞也因此成为参议院议员并被封为“八里桥伯爵”（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此外第二帝国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如果说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拿破仑三世为法国抢来了一些比较持久的利益的话，那么在欧洲大国角逐方面，他则是在一系列虚幻的光环下将法国一步步送进孤立无援的陷阱。其实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格局还算明朗，即由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手防止法国可能会给欧洲秩序带来的威胁。第二帝国开始后，与英国的关系还算是差强人意，因此，法国当时面对的主要国际障碍就是大陆上的俄、普、奥三国。其一，拿破仑三世显示帝国权威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直接参与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的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年~1856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以10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巴黎和约》的签署，其中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存舰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维持领土完整。这一结局对拿破仑三世的鼓舞是巨大的，因为俄国似乎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遏制，而且巴黎再一次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活动中心，皇帝本人也似乎成为高人一等的欧洲仲裁者。实际上，欧洲其他各国对法国皇帝这种“仲裁者”的地位并未当真。其二，拿破仑三世打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奥地利，由于当时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仍然占有大片的领土，因此法国的打击行动是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控制这一看似正义的方式进行的。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就打算为“意大利做点什么”。1858年他与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联合对付奥地利的密约，1859年法撒联军与奥地利的战争开始，联军不断获胜。但出乎撒丁王国意料的是，在奥地利尚未被完全打败的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却于1859年7月与奥皇签署了停战协定，加富尔闻知后一度想自杀，但撒丁王国还是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关于停战的缘由，拿破仑三世这样说：“为了对意大利独立尽责，我违背欧洲意愿进行战争；一旦我国命运受到威胁，我就媾和。”从根本上说，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最终产生了与原先设想背道而驰的结果：对奥地利的遏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意大利也没有停留在邦联式的四重格局上，以撒丁为主导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几年之后，意大利的统一终告实现。其三，如果说在意大利问题上拿破仑三世只是一次“失算”的话，那么，与普鲁士的争斗则是他的一次彻底的灾难。从中世纪起，法国与德意志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就一直存在，到第二帝国时期，则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法国方面，拿破仑三世竭力推行的基本构想就是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阻止德意志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由于法国历来都是将奥地利视为“大德意志”地区内最具威胁性的头号强国，因此，自以为判断准确的拿破仑三世对于普鲁士的发展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的态度，这样在德意志地区就出现了两强相争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德意志的分裂和软弱就将继续下去，法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也就有了保障。不过这只是拿破仑三世的一相情愿。从普鲁士方面来说，在1815年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中，普鲁士在领土、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就已具备了一定优势，1866年普奥战争胜利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进程不断加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已近在眼前，拿破仑三世的德意志政策有如意大利政策一般又一次满盘皆输，法国国内的情绪出现剧烈的波动。皇后欧仁妮认为，这一局势是“王朝末日的开始”，马涅则在给皇帝的信中这样说：“如果法国人从干预中归根到底得到的只是在侧翼拴上两个因实力过度增长而变得危险的邻国（意大利与普鲁士），民族情感将深受伤害。所有人都感到，强盛是相对的，当新的力量在周围积聚时，一个国家原地踏步就可能被削弱。”马涅的话为拿破仑三世勾勒出一幅可怕的图画：拿破仑一世的失败使法国侧翼出现两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英国与俄国；而拿破仑三世政策的失败则会使法国侧翼又出现两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国家——意大利与德意志。而结果正是如此，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拿破仑三世率法军投降而结束，皇帝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一群共和派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第二帝国就此灭亡，君主政体在法国也就此绝迹。而1873年拿破仑三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围绕那场让他的强国梦想灰飞烟灭的色当投降：“我们在色当不是怕死鬼！”
最后的辉煌与没落
1870年巴黎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1940年）其政治寿命长达70年，在这段时间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法国有两大忧患，时至今日，这两大忧患依然未消。忧患之一是德国，1871年德国打败了法国，兼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忧患之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后一种忧患与前一种有关，但忧患的内容更广，更难以名状。这种忧患意识在法国政治家与文人的作品言论中随处可见，并激发了像戴高乐（生于1890年）这样的年轻人的“忧患爱国主义”。法国自第三共和国以来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它讲述了法国领导人为了对付东面强大的邻国以及威胁到法国世界地位的力量而奉行的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遇到的一个转折点，战后法国的形势既微妙，又险恶。这既是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最后希望，同时也因法国致命的劣势而无一丝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法国是战胜国，它报了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的一箭之仇，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部分受到肢解，军队被遣散，政治上动荡不安。新独立的波兰成了法国的保护国，法国还与新成立的部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结成了同盟。它夺取了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前德帝国的部分地区，扩大了自己帝国的版图。但这只是法国作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最后辉煌。因为在另一方面，法国的胜利代价沉重，150万法军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法国的人口状况急剧恶化。法郎因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战后的重建而变得疲软。法国人的两大忧患并没有从此消失。德国受到重创，但它没有伤到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的地步，而是发誓要一扫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甚至法国发现其外交环境还不如大战爆发前的1912年或1913年。它失去了俄国这一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