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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庞大的商船队，控制世界海洋的航运，进行垄断性的世界贸易取得商业霸权，荷兰采取了排挤日益衰落的葡萄牙、西班牙的势力的策略。在亚洲，葡萄牙的势力几乎被连根拔掉。在南部非洲，荷兰也与之展开争夺。在海上，1628年荷兰在古巴的马坦萨斯港将一支西班牙船队俘获，1631年在斯拉克又将西班牙的另一支船队击溃，1636年围困西班牙占领的敦刻尔克港，1639年荷兰海军上将特龙普在英格兰的当斯港取得对西班牙舰队的压倒性胜利。这次战役标志着西班牙重整海上声威的希望彻底破灭，也表明荷兰作为第一海上强国的地位得到确认。
在与英国的商业贸易竞争中，荷兰人有多于英国5倍的商船。荷兰有6000艘船只在波罗的海航行，封锁了英国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地的贸易；荷兰还利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国内的动乱局面，夺取了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进一步加强了海上贸易；在地中海和西非沿岸，荷兰商人到处排挤英国人。
到17世纪中期，世界商业强国的荷兰在航海业和世界贸易方面达到极盛时期，取代了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称霸海上。
五、在竞争中衰落
荷兰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商业，尤其是船运业，也就是对外转口贸易。本身无资源的荷兰过多的依赖于对外贸易，说明了其经济基础相当的脆弱。银行的放贷对象多为各国君主，在战乱频生，各国经常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贷款常常收不回来，这不能不深深地影响荷兰的经济，进而影响到其他方面。
脆弱的经济基础。荷兰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源以及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虽然它成为世界霸主，但发展后劲是不如英法的。它过于依赖外贸的脆弱的经济基础也十分容易受到打击。当18世纪时，西欧各国逐渐从内部混乱中抽出身来，他们采取高关税和对本国企业进行高额补贴的办法与已占据垄断地位的荷兰展开竞争。荷兰的优势被迅速削弱了。根据通过波罗的海门户松德海峡松德海峡是波罗的海的门户，荷兰早期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是通过此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的记录，1497年，通过的荷兰船只是567艘，1597年是3908艘，1697年超过了4000艘。从此以后就开始下降，1781年就只有11艘了，以后虽有好转，但也不到先前数目的一半。这反映了商业全线的衰退。与南美洲的贸易也于1713年被英国垄断。曾经非常赚钱的渔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在1736年有219艘渔船，10年后就只剩下144艘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东印度公司的高股息政策也坚持不下去了，董事们采取金融欺诈的方式来使收支平衡。为了维持高股息，使股票保持高价位，公司往往宁可以3倍于国内的利息借债也不让国内的人知道公司缺钱。1780年以后，它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大量贷款成为坏账。由于经济的极度繁荣，18世纪的荷兰成了全世界的大借贷国。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荷兰就是一个由舰队守卫的帐房。但问题在于，荷兰向每个国家贷款时，还意味着它必须和每个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若与英国或法国开战，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立即停止支付大部分的利息，因而对总体的繁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更糟糕的是，不管荷兰卷入与谁的战争，将都意味着它在与自己的资本作战。出于这个原因，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都必须不借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但现实是，荷兰不断地卷入战争中，不仅支出大量军费，也损失大笔的利息。法国大革命，也让荷兰损失了一大笔收入。
在国外大量的投资，对国内的产业而言就意味着直接的损失。生活费用在繁荣的尼德兰要大大高于周边国家。当各产业被迫与海运商船竞争时，产业主必须付更高的工资才能得到人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也就意味着投入的资本只具有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出于投资者的本能，当在国外十拿九稳可以得到6％或7％利润的时候，便不会以4？5％或5％的预期利润在国内投资。这表明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当来自国外的竞争开始严重影响荷兰的市场时，荷兰的制造商无力扩大生产以迎接这个新的竞争的挑战。
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投入不足。在荷兰，海军的作战费用属于特别开支，不能由常规的税收负担，需要由联省议会特别拨款。但当时有5个海军部，各自都有独立性，当执政在时，可能还会协调一致行动，当没有执政时，就陷入了混乱。17世纪晚期的持久战争产生了巨额费用，但在战争就要最后结束时，执政威廉去世，各省突然停止提供经费，结果各海军部面临破产。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海军部便得到允许借钱。一些爱国者愿意以9％的报酬借钱给海军部。但在借了大笔款项之后，仅荷兰省的3个海军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时候仍欠债达1000万荷兰盾。军官和水手被解雇了，他们或者过起了市民的生活，或者移居别的国家，为能付得起报酬的外国海军服役。从1713年到1770年，除荷兰省以外的６个省没有为舰队投入一分钱。作为以航运起家的荷兰来说，这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纷纷拦截荷兰船只，海盗也对荷兰船只情有独钟。
安于现状的国民精神。靠利息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的荷兰人，丧失了前辈们的进取精神，贪图享乐，安于现状，对于不断增加的衰退信号无动于衷，只要今天还能舒舒服服，就不管明天怎么样。这样的精神状态，哪里是生机勃勃的英国人、法国人的对手？
被战争拖垮。1650年和1651年英国为削弱荷兰商人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中心地位，曾两次颁布《航海条例》。1650年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允许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1651年的《航海条例》又规定进口到英国的产品只准使用英国船只或生产国的船只进行运输，从英国出口的产品只准使用英国船只运输。荷兰宣布拒绝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英国在1652年到1673年间先后发生三次英荷战争。
1675年荷兰海军又与西班牙海军联合镇压西西里岛起义。此后，一直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荷兰一直处于四处作战中。频繁的作战耗光了荷兰的财富，英法的竞争又使财富来源减少。
1785年，荷兰的处境已经很糟糕了，公共债务增加到几乎付不出利息的地步。国家一片混乱。1795年1月初，法国革命军攻入荷兰，1月18日，荷兰最后一位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几个星期后，荷兰共和国就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法国附庸的巴达维亚共和国。
六、启示
荷兰的成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优势的成功，再加上自由宽松的政策，远离欧洲的矛盾中心，一个一半国土在海平面以下的国家，最终成了世界的霸主。失败永远比成功要容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荷兰身上应验了，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和各行其是的地方政权使荷兰受制于人，这是荷兰走向衰败的原因。
第四章 从“快乐的英格兰” 到“日不落帝国”
位于欧洲西北端的英国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国家。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四周由海洋环绕的情形使英国人的家园显得比较易于防守——只要具备适当的防御手段和坚定的防御意志的话。海洋作为英国的天然疆界曾帮助英国人成功地抵御了来自大陆的入侵者，如16世纪的菲利浦二世、17~18世纪的路易十四、19世纪的拿破仑。因此海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古代社会因海的便利带给不列颠人开放的文化价值观，近代不列颠人为寻求财富而通过大海走遍全世界。海的便利和屏障作用同在，21英里（34公里）宽的英吉利海峡使英国既容易保持独立，又避开了岛国常出现的孤立、封闭和停滞。
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居于“文明世界”的边缘，文明的进程也多次被外来入侵者所打断。但正是这样一个在北海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小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也很有限，却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并且最终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此时的世界地图似乎为它悄悄重新画过，英国从地理的边缘变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地缘的中心实则就是文明的中心。凭借这种新文明，一个小小岛国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领头羊，这其中的因缘，让我们一起去探寻。
一、在风雨中磨炼
远古时代的英国是何等景象？温斯顿？丘吉尔用浪漫的笔触描绘道，这个岛离欧洲大陆只有一水之隔，它的西部和北部群山起伏，东部和南部则地势平缓，都是树林密布的河谷、一望无际的丘陵和水势缓慢的河流。在和平时期或战争年代，不管是海盗还是商人，不管是征服者还是传教士，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这块土地。……当我们透过历史长河上的雾霭回首凝视时，旧石器人和新石器人依稀可辨，也可看见远古巨石纪念碑的建造者，还可以看见带着酒杯和青铜工具离开莱茵兰的移民。
入侵者的熔炉：英国民族的形成
如同美国的崛起是一部移民者的历史一样，早期英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入侵者的历史。在11世纪以前，由于自身防御的虚弱，英格兰经历了无数次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入侵者把不列颠群岛当做了自己的家园，并起而抵抗新来的入侵者，直至被新来者征服或将入侵者同化。这个长达一千多年的循环往复的进程使不列颠容纳了各种各样的民族，并且最终糅合成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因此，将不列颠称作“入侵者的熔炉”是恰如其分的。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很难自称是完全脱离于大陆的独特民族。
英国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英语作为官方用语的确立。1066年威廉征服后，诺曼人所操的法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英国的官方语言，但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所谓“英语”却并没有因此消亡，它作为普通民众使用的语言有着广泛的基础。即使是作为统治阶层的诺曼人也大多能听懂甚至会说英语，教士也往往能用英语布教。13世纪中叶，英语开始成为辅助性官方语言，到13世纪末英语在官方场合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格兰民族的象征。故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在第一次英国议会上便用语言作议题来煽动臣民反对法国的热情，指责法王“正试图要将英语从地球上清除掉”。此后英语实际上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1362年英国颁布一项法令，明确规定英国所有法庭的辩护和判决都须用英语。这标志着英格兰统一民族性的成熟。大约在1300年前后，英语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英格兰民族”的词语，稍后在1336年，英国官方文书中也首次使用了“英格兰民族”一词。大体来说，到13~14世纪之交，英格兰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已经形成。
征服与扩张：中世纪的英国
在历史上，“英国”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汉语将“不列颠”（Britain）通称作“英国”的习惯性错误，更加深了“英国”概念的模糊性。严格来说，“英国”只是“英格兰王国”的简称，但实际上它往往用来泛指英伦诸岛，即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甚至有时也包括与英格兰隔海相望的爱尔兰。当然在中世纪时，英格兰王国在英伦诸岛（不列颠群岛）中一直发挥着绝对主导的作用——威尔士在13~14世纪之交并入英格兰王国；苏格兰在1286年曾一度臣服于英格兰，至1603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王国联合并在1707年正式合并；爱尔兰则在1170年遭英国入侵，其后基本上作为英格兰王国的属地存在，直到1937年正式脱离英格兰独立。因此，“英国”或“英格兰王国”往往被当做可与“不列颠”互换的概念。15世纪后期，人文主义学者首次使用“中世纪”一词，那时它是指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结束的一千年。然而当视线集中到不列颠时，“中世纪”则通常是指1066年诺曼底征服到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
作为入侵者的后裔，英格兰王国的君臣身上流淌着好斗天性的血液，尽可能地开疆拓土和扩充势力是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中世纪的英国尽管处于欧洲文明圈的外端，但它却在欧洲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英格兰王国在不列颠内部的扩张告一段落时，它又将目光投向了一海之隔的欧洲大陆，毫不夸张地说，从中世纪开始，英国对外政策中就充满了浓重的“大陆情结”。英国的“大陆情结”首先来源于此前一千多年里来自大陆的历次入侵，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