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楣螅杆浔Ｗ×诵悦殉晌被荆ナЯ死投芰ΑＱ杆淠芰烊±捅９ぷ剩导适杖肷倭撕芏唷Ｑ钢缓冒锶思医匆路媚堑憧闪氖杖氩怪彝タА＝憬阊钍缜倏吹秸庵智榭觯镏杪瓒嗾跫父銮捅Ｖの夷芗绦潦椋阋闳痪鋈坏赝ＱЯ耍⒍晕宜担骸懊妹媚昙突剐。Ω眉绦涎В荒芎臀乙谎！蔽揖」芗复瘟φ负脱慵峋霾淮鹩Γ缓煤叛劾嵘涎Я恕６业闹泄憬闳创哟死肟Ｃ牛两窕故歉黾彝ジ九＃保梗担改昵锾欤铱冀跫吨醒В笔蔽倚睦锞褪窍胱旁绲憔鸵担员阌米约旱墓ぷ始跚嵫改傅纳钛沽ΑＵ桑庖荒昙涯舅故Ψ堆Ｒ匀钪Ы鸬姆绞秸锌汲跫妒Ψ渡Ｎ揖涂仪蟀嘀魅卫鲜Γ镂冶嗣＝峁拐娴谋宦既×恕Ｔ谑Ψ堆＃凑罩泄笔贝笤窘姆绞剑缫寡埃侥甑目纬滩⒃谝荒暄АＮ揖Γ骺瞥杉ň锏接诺取Ｑ８菸业某杉ê图彝デ榭觯曳值轿业哪感！涯舅故械诙⊙ト谓蹋偷氐鄙狭死鲜ΑＵ馐焙颍抑挥校保杆辍！�
作为一个初师毕业生被分配到教学质量最好的佳木斯市第二小学任教，而且还是本校毕业生、离校仅仅两年的学生，能够胜任吗？当时我心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我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坚持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的态度，边学边做，就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于是，我每天早来晚归，认真备课，课外天天给学习成绩差的同学辅导，甚至带上针线给家庭困难的学生补衣服、钉纽扣儿。辅导时间晚了，我就把学生送回家去。我的一举一动，得到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的好评，大家都说我“有一股内在的韧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工作，我逐步成长为校内外颇有影响的好教师。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开始为我物色恋爱对象。在众多的求婚者中，我选中了人品正直、性格温和、体魄健壮的建筑工人刘清安。在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我们于１９６２年１月举行了婚礼。婚后，我搬出养母家，与婆母住在一起。我虽然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报答养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却更加强烈。还是在婚前我便与刘清安商定，要把工资收入按月寄给养父母，我爱人则完全支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１９６７年养母患肝炎病，诊治无效，发展为肝硬化，只好住进医院。当时正值中国“文革”高潮之中，医院也处于混乱状态，重病人没有家属陪护不行。我便向学校请了一个月假，日夜守护在养母身旁。喂饭喂水，端屎端尿，都由我亲手照料。养母出院后，肝病时好时坏，每次犯病，我必去看望、守护。后来一次犯病，养母干脆让养父求人赶着毛驴车，把她拉到我家，省得我来回跑。我丈夫刘清安十分理解我的报恩思想，对岳母也是百般孝敬。领到工资时总是买些水果、罐头一类的东西给岳母吃。就这样我把养母侍候到１９７４年去世。而对瘫痪的养父，也是尽心尽力，奉养到１９７８去世为止。
作为一名日本遗孤，我对故国也有一份深切的思念之情。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我曾请求有关领导帮助寻找日本亲人。１９７５年４月，我收到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山本慈昭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的父亲、姐姐、哥哥都还健在，要我寄上本人的照片，以便亲人相认。一年之后我又接到生身父亲的来信，邀请我去日探亲。但当时我的养父瘫痪在床，需要照顾，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养父去世后，我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办理了去日探亲手续，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我去日本探亲，本意是慰藉思亲之心，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而事实上却是阖家痛哭。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只见３０多个迎接者，不论大人还是孩子，一律穿着黑色衣服。低着头，小声叨念着我完全不懂的日本话。翻译用汉语解释说：“你受苦了！”我知道这是我的日本亲人并不了解我在中国的实际生活，而说出的道歉话。我没有必要去责怪他们，但内心还是觉得别扭。回到生身父亲的家里，头一件事就是参拜灵堂。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看看吧，我们没有忘记你。”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块写有森实一喜名字的灵牌拿给我看，然后付之一炬。接着让我参拜生身母亲的灵牌，默祷１９４４年死在佳木斯临时住所的母亲。这次参拜，年迈的父亲和姐姐、哥哥一起痛哭，我也流下了多年少有的伤心泪。随后，我逐个拜访了日本亲友，一次又一次地倾诉中国养父母、婆母、丈夫和领导、同事对我的恩情和友善，这才消除关于“你受苦了”的误会，把亲友们的对我表示同情的眼泪，变成感激中国人民的眼泪。我在日本住了六个月，要回国的时候，父亲老泪纵横，惋惜亲生女儿不肯留在自己身边；姐姐、哥哥也潸然泪下，惆怅手足之情不得常叙。但我觉得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爱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那里才是我的家。我应该用我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培养出更多的少年学生，这是我毕生的事业！
四一盘１１年前的录音带
央视“探索与发现”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就在松田千卫来到北靠山屯之前，在１９３８年的秋天里为了给开拓团清出土地，日军纵火烧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７５里没有人烟，１００多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艳丽的名字，叫‘燕子凫水式＇。”
翻阅这段史料中，一个叫胡万林的人吸引了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日本人之手——可是，他却收养了一个日本孤儿！
可能么？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我们直抵依兰。
然而，在依兰县红星乡，我的采访受阻。
找不到胡万林。
乡政府、村委会、派出所，十几个不同身份和职别的人，却回答了如出一辙的话：“没这个人。”“不知道。”“胡万林？从未听说过。”
电话再次接到红星乡光明村——胡万林当年居住的村子。我们“小话”说了一车皮，终于感动了村主任。村主任不惜跑了几条街，找到屯子里的一个老者来接电话。
可是，我们再度失望。
“老者”的话，连发子弹一样射过来，发发击中我们的要害：胡万林死十来年了，他的儿子胡延增走得更早，２０多年前就回日本了。
我们仍不死心。
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救命稻草”，哪怕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还在，我们都会高兴地“走一遭”。于是，我们连续发问，胡万林还有什么亲戚么？他当年的邻居还在吗？他居住过的房子在什么地方，现在啥样？
“老者”一席话，令我们沮丧不已：“胡万林那一茬人都没了。现在村子里数我最老。可我，从未听过胡万林讲过‘从前’的事。啊你们问他当年的老房啊，早就扒啦！”
朱文博遗憾地说：“看来，我们十年前做这个选题就好了。”
这话提醒了辽宁社科院关亚新。
关亚新说：“我认识一个人，叫梁玉多，他十多年前采访过胡万林。”
“他在哪里？”我问。
“黑龙江省社科院。”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１９９３年秋天采访了胡万林的梁玉多。
梁玉多介绍一些情况后，打开柜子，找出一盘录音带，递给我们：“先借你们用吧，”梁玉多又叮嘱一句，“不过，可要注意保管啊。”
这是一盒普通的磁带。也许用的次数过多，录制内容一次又一次粘粘起起，破坏了带盒上的贴纸，已看不出磁带品牌了。但我却看到我最关心的内容：“采访胡万林。”
回沈阳后，我把录音带插进磁盒，咔嚓一声按下播放键子，磁带缓缓转动。一阵丝啦啦的响声过后，胡万林的声音穿越时间，跨越世纪，从１１年前来到我面前——
哦，问我岁数啊，老喽，我都７６岁啦。噢，你问当年日本人烧房子杀人的事啊（停顿一会儿，老人咳嗽一声）咳，那可是太惨啦，我不爱唠这段。哦，你要写文章啊，那我就说说吧。咳，不是我不说呀，一提起这事儿我身上就直突突，发麻。多少年了，我做下毛病啦。
那年，日本来我们屯收房照、地照，说是“给钱”，给个屁呀，什么也没给。后来干脆就撵中国人。不少人不爱走，又没地方去，就在王家庙住下了。谁曾想啊，人们前脚到王家庙，日本人后脚就撵去啦！哎呀呀，别提啦！２００多没来得及跑的老百姓啊，全让鬼子给挑死啦！
第二天，我跟卢泰山、王刚三个人去了。唉，那个惨啊，庙前庙后全是尸体啊！我们含着眼泪干了整整一天，才把尸体埋上了。
血流成河啊，别提多惨啦！
那些日子，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有时瞅哪都是红色，天是红色，地是红色，江水是红色，树也是红色。好长时间，我才恢复过来。不过，从此忌了红。红柿子，红辣椒，红山楂啊，凡是红色的我一口不动。一看见红色，我就闻到血腥味儿……
我？我也是死里逃生啊！
我当时住在东江沿，跑得快，捡条命啊。可是，唉，我的大儿子死啦。听说鬼子来了，我抱孩子跑肯定不行，眼见日本兵进屯子了，不赶趟啦！灵机一动，我想把儿子藏起来。四下瞅瞅，只有那口大缸稳妥些。我连忙把儿子扣在一口大缸里。走之前，我特意告诉孩子，鬼子来啦，千万别出声呀！鬼子听到声音，肯定会杀你的。我孩子说，走吧爹，我不出声。日本兵走后，我赶紧跑回来掀开大缸，立刻傻了，孩子早就闷死在缸里啦！
房子让鬼子烧了，我只好领着二儿子住破庙。为了活命，我弄了一条小船，上山割些条子，往依兰卖。条子不好卖，我就给人打零工。过今天少明天的日子太难了，我就回了老家。这时，我老家全被日本开拓团占了，我就给开拓团打零工。有时候，我还给开拓团摆渡，从依兰往回运大米、白面，一天挣两角钱。我还给开拓团打过苫房草，两分钱一捆，我拼命干，一天能打２００捆。我还给他们盖过房子，盖一间房挣１０元钱。噢，你问我住哪啊，住地窨子啊！我在一号开拓团附近盖了个地窨子，冬天死冷，夏天死闷，凑合着住。哪里想到，我的二儿子，却死在这里。
一天中午，有一队日本兵从这里经过，占了我的地窨子休息。歇就歇吧，谁敢不让啊？不想，我又倒霉啦——那个站在地窨子上站岗的日本兵来回走，走来走去，把地窨子上的一根木头蹬下来，一下砸在我二儿子的头上！
当时，我二儿子正在院里玩呢！
我抱起儿子，儿子头上嘴里都在流血，一句话都没说。我一看，脑门子都砸塌啦！
噢，你问我恨不恨日本人，那还用说，我恨不能把那一队鬼子全杀啦！
噢，你问我咋还养个日本孩子啊？
这——这是两回事呀！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这里开拓团的成年男人都没了，净剩些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叫大谷的人领了一群妇女和孩子。大谷有个孩子叫开水烫伤了，大谷怕他活不了，要送给中国人。我看这孩子太可怜，就收下了。我当时也想过，我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日本人之手，我的敌人就是日本人。可我又想，是日本政府、日本关东军害了我的儿子，不是日本孩子。日本侵略者有罪，孩子无罪。
这孩子叫胡延增，跟我挺近的，从不跟我分心眼。当时我也想过，我把他抚养大，老了也有个依靠。噢，你问我为啥放他回日本呢？人家是日本人，人家的家在日本，咱哪能扯人家的后腿啊？哦，我没事儿。我一个孤老头子好办，你看，我这不活得好好的么？
对喽，我还忘了告诉你啦，我的日本儿子挺孝顺的，那年我让他回国他不回，我硬把他撵走的。我想，他不回去是挂着我。可他心里肯定想回去，我哪能光顾自己呢？
噢，你问我跟日本儿子的感情啊，挺好的呀。哦你问我跟儿子有没有联系啊，有哇有哇，他总给我挂电话，我不让他挂，多费钱啊。这不，１９８９年，我还到日本看过他一回呢。
五跟孩子记什么仇？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我来到了依兰县沙河子村。这里原先是日本人开的码头，现在叫沙河子港务局。现在的港口很小，只有几个陈旧的二层小楼，我估计，整个港口的工作人员，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