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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4期-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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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见了,从此,我跟姐姐被扔在中国的荒野大地。当时我5岁,姐姐7岁。我跟姐姐白天出去找吃的,晚上回到母亲的尸体边睡觉。过了几天,母亲的尸体开始腐烂,那臭味跟死去的动物一样,直刺鼻子。可我们还是舍不得离开母亲。我们依旧搂着母亲的尸体睡觉,就像母亲还活着一样……” 
  内海忠志擦一把眼泪,接着说:“几天后,一个路过的中国人发现我们,我已经饿昏了,神志模糊。当时,我被蚊子咬坏了,全身无一处不肿,到处都淌脓淌水……” 
  内海忠志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儿,他才把他最不爱说的结果告诉我:“我被救了,可至今也不知道我姐姐的下落……” 
  那时,在同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更小的日本孩子,在离内海忠志不远的地方挣扎着。他叫席静波。现在,他仍生活在中国黑龙江省林口县。 
  1945年8月14日,当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路过“西大坡”,三四岁的席静波正在他妈妈的尸体上哇哇大叫。一堆尸体。满地血水。妈妈睡了。怎么也喊不醒。妈妈的脸铁青色。变形了。但席静波还认得她。席静波一刻也不离开妈妈。哭了睡。醒了再哭。三天了,一直没有离开过妈妈。抗联战士发现他时,他的两只小手一直在撕扯着妈妈的衣服。嗓子哭哑了。身上红肿,成片成片蚊虫叮咬的大包,到处都是脓水。可他,还在嘶哑地喊着,喊着…… 
  席静波为了报答中国妈妈的恩情,始终没有回日本。他卸任林口县教育局长后,又在他当了多年教师、校长的刁翎中学任教学顾问。 
  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灾难,秋山三重子母女4人却以另一种形式上演了与内海忠志、席静波“殊途同归”的悲剧。秋山三重子的母亲带领三个女儿从死亡中逃出来后,又再次投进死亡的怀抱。 
  逃出“西大坡”后,3个女儿走不动了。她也走不动了。看看蓝天,看看大地,看看不远处的屯子,一切都那么陌生。大山连绵不绝,道路遥遥无尽头,她绝望了。她们母女4人,如同4只蚊虫,无法飞出大山,无法飞过漫长的道路,无法飞过不知道在何方的日本海。她哭了一阵后,命令孩子们站好,别动。她给小女儿的脖颈套上绳子,女儿以为妈妈跟她玩呢,还笑了笑。她突然双手用力,小女儿甚至没来得及叫一声,脖子一软,头垂落下来。姐妹俩呀呀啊啊一阵叫,引起一个中国矿工的注意。那个矿工疯一样奔跑过来,她已经把绳子套在大女儿的脖子上——为了抢救这个生命,矿工一边跟她厮打,一边抢下孩子…… 
  矿工救下了秋山三重子姐妹俩。 
  奄奄一息的母亲死了。 
  在日本横滨,秋山三重子对我说:“咳,这个噩梦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一直想念我的母亲。我至今仍记得我母亲的样子,”她指一下屋子中央的供奉着母亲遗像的佛龛说,“这不,我每天都向母亲供水果和鲜花。” 
  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哪个母亲,心甘情愿杀死、丢弃自己的孩子? 
  但,在1945年秋天,母亲们变了。如秋山三重子母亲一样的人比比皆是。母亲们纷纷把自己的骨肉杀死、送人、丢弃。对此,我曾对她们抱有深深的成见。但当我采访了太多的人,从中国妈妈及活下来的日本孤儿的叙述中,我才知道,母亲们遇上了太多的“万不得已”。 
  只是,她们没有想到,无数的中国妈妈,捡拾起已被她们丢弃的生命。 
  在我采访的事例中,类似的情形不下数十个。在此,我仅选取一个片断——六个孩子吊在一棵树上。 
  黑龙江省桦南县半截河村。 
  这里的日本开拓团曾经“星罗棋布”。在史典上留下名声的“千振”、“弥荣”等大规模的开拓团本部,也离此很近。 
  可想而知,这一带的开拓团曾“繁荣一时”。 
  然而,1945年秋天,这里也是日本妇女儿童的重灾区。 
  自杀者无数。 
  那是一个苦难连绵的日子。天怒人怨,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落难者寸步难行。秋风萧瑟,冷雨纷飞。大批大批的妇女儿童,拖着疲惫的身子,蹒跚前行,如同受伤的蚂蚁爬行在无际的沙漠上,到处都弥漫着绝望。冷雨鞭子一样抽在脸上,也抽在心上。她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半截河村,企望从这里取道依兰,再设法绕道回国。那时,她们还不知道依兰如松田千卫那样的难民,也同她们一样,怀揣着一线希望,踏上另一条不归路。 
  她们还算幸运,没碰上前野良山、贝召洋二那样杀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她们九死一生,是刽子手屠刀、子弹下的“漏网之鱼”。 
  路边,不时出现几个同情她们的中国妇女,发出声声叹息。 
  一位善良的中国母亲,手捧两个刚刚从火盆里扒出来的热烀地瓜,送给一个饿得不行了的日本孩子。男孩身边走路里倒外斜的母亲,竟为这两个地瓜,“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中国母亲磕头。中国母亲们急忙扶起她,陪她流泪。两个素昧平生的“敌国”的母亲,就这样“相识”了。用眼神儿,用泪,用心。尽管,只有几分钟。在中国母亲看来,她们失去了土地、粮食、财物,还有亲人的生命。但,抢她们杀她们的不是这些妇女和孩子啊! 
  战火刚刚熄灭,家家都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吃的,最为宝贵。可中国妈妈认为,能救人行善,宁可自己挨饿…… 
  不要问她们从哪儿来。也不要问她们到哪里去。这些人类中最弱的群体,遭此苦难,足以拨动中国老百姓的心弦! 
  突然,王凤君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杨树惊骇地问:“媳妇你看,那是什么?” 
  “呀,孩子,那是孩子啊!”妻子说。 
  夫妻俩跑过去一看,脸都吓白了——一棵大杨树上,吊着六个孩子,一个妇女! 
  王凤君搓手跺脚地叨叨:“作孽啊,作孽啊!” 
  此刻,我的心也如王凤君一样在抽搐、滴血。这个妇女怎样把六个孩子一一吊了上去?如果孩子们四下逃散,她撵得过来吗?当她把第一个孩子吊上去,另外五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何等的残酷啊!吊上去的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最后一个孩子吊上去之前,哭没?瘫没?挣扎没?孩子死前,她向他们说了什么,是留给这个世界的不解之谜。我们可否这样理解,她曾跟孩子们说,这样,我们就“回家”了。无论怎样,我们都沉痛不已。我曾怨恨过那个女人。可指向又不那么明确。这个悲剧,像似这个女人导演的,又好像不是;这些孩子,是这个女人杀的,又好像不是…… 
  六朵花还没开,就谢了。六盏灯刚一点着,就灭了。六个生机勃勃的青果,一下子,离开了母树…… 
  王凤君妻子啪地拍一下大腿,指着孩子对“傻了”的丈夫说:“还愣啥呀?快看看有活着的没,”她一边落泪一边感叹,“太可怜啦!太可怜啦!” 
  王凤君挨个检查,发现那个4岁左右的男孩子还活着。 
  无法辨清这七个难民是不是一家人。可能是母亲亲手勒死她的孩子,然后自缢身亡;也可能她是受人之托,本想保护这些孩子逃难,在走投无路时下此狠手…… 
  但王凤君夫妇能“辨清”一件事,“把孩子抱回家,当亲儿子一样抚养。” 
  这个男孩子叫王洪德,现为桦南县曙光农场工程师。 
  王洪德工作时,曾有“革新大师”、“猛士”的称号。 
  他曾驾驶过拖拉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任包车组长。 
  王洪德苦苦钻研技术。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业余机械修理工”,还是一个名震农场的“革新大师”!当那台C-4老掉牙的机器故障连连,眼睁睁看着小麦掉粒、大豆炸荚,他把收割机的“悬臂式”推进器改为“整体偏心式”推进器;把大豆收割机“纹杆滚筒式”改为“封闭滚筒式”;为了增大吞吐量,改装了玉米脱粒机等。此外,他给“康拜因”加配茎秆还田器,扩大了农场茎秆还田面积,为改良土壤做出很大贡献。 
  至于连续七天七夜工作,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已属“家常便饭”。 
  他那一大摞子红彤彤的技术发明证书、奖励证书,埋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啊! 
  有一个他用生命换来的故事,我不能不告诉我的读者。 
  这天,王洪德正在车库修车。一位同事粗心,把一个装满汽油的大盆烤着了。“噗”地一下,火苗蹿起老高。在场之人当即傻了。上有木质天棚。几步远就是车,那里停放着十几台车啊!王洪德抱起一条保温被冲了上去。油盆上边压着保温被,保温被上压着王洪德。火焰一次次从保温被中挤出来,又一次次被王洪德的身体挡回去! 
  王洪德的手太快了,被角当刀,一下下割断火焰,也割去一个让人后怕的事故。 
  这一切,王洪德只用一句话概括:“报效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1996年6月,王洪德赴日寻亲。人们以为他将一去不返。然而,他回来了。王洪德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可我更爱中国,爱中国的黑土地。如果不是那亲爱的养父母,我有几条命也不可能活下来。养母去世了,我要守在养父身边,为老人尽孝。”  二日本遗孤福地正博的讲述 
   
  我叫福地正博,中国名字叫王久德。1938年3月出生于日本国青森县。生父叫福地正造,1943年率全家来到中国黑龙江省讷河县。父亲在县城中学当教员,母亲在北学田开拓团小学教书。1945年7月21日,关东军将已经35岁的父亲征入部队(此时,离“波茨坦协议”只有17天,离日本裕仁天皇“8·15”投降日,只有24天!作者注)。 
  日本战败投降后,母亲率全家随开拓团向南徒步逃跑。途中带的钱花光了,带的东西也卖的卖、扔的扔。逃亡路上十分艰苦,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1月,难民们被迫在一所空房子里住下来。当时东北的天气很冷,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又没有吃的,传染病很快在我们这群逃亡者中蔓延开来。我2岁的弟弟、4岁的妹妹、6岁的弟弟和母亲相继得病去世,五口之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1946年1月,我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继续向前走。我的双脚都冻坏了。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每走一步都疼得要命。一天我们走到一座县城,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住在龙华路民航大院,这是专为收容日本人而成立的临时收容所。这里集中了100多个日本难民,大多数都身患重病,当时我也病得只剩一口气了。3月5日,收容所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准备领养一个小孩。她看到我重病的样子十分难过,便问我愿不愿意到她家去。难民们劝我说:“去吧,到中国人那里,把病治好了,就留条命。”这样,我便被那位中年妇女领回家。她就是我的养母安淑卿。我的养父叫王玉山,那年已经52岁,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我来到王家虽然使养父母有了天伦之乐,但也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 
  养母把我领回家时,我是一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病孩子,而且得的是伤寒病,是一种忽冷忽热的恶性传染病。我经常大喊大叫,说胡话,吵得四邻不安,更不用说整日守护我的养父母了。当时养父母家生活困难,只靠养父摆小摊维持生活。他们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却东挪西借地为我求医治病。我吃不下饭,就给我订牛奶;睡不好觉,养母不怕传染,每天都搂着我睡。这一切就是亲生父母也难做到啊!在养父母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终于痊愈了。但此后却留下了身体虚弱的毛病。二老为了让我吃得好、穿得好,能够健康成长,他们风里来,雨里去,顶酷暑,冒严寒,在街上摆小摊,卖香烟和凉粉。为收养我这个日本孤儿,二老多吃了多少苦啊!我的身体一天天康复了,1947年又重返小学读书。在学校,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日本儿童,但没有人歧视我。学校成立少先队的时候,我是第一批队员,先当中队长,后当副大队长。 
  在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练单杠,不小心大头朝下掉在地上,摔伤了胫骨。后来又得了骨结核,全身许多关节都烂出窟窿,总往外流毒水。这可把养父母急坏了,养父为了多挣点钱给我治病,不顾年老体弱,只身到牙克石林区给人家做饭,结果得了一身重病回来了。回来后,还得带病上街卖菜。养母从我得病那天起就没闲着,领我南跑北奔,求医求药。有时钱花光了,就给医生磕头,前额都磕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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