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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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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很是细致: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识,姓名生疏,大都也记不得了。他又讲到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请求旌表具呈人的母亲的节孝,有的文字还写不清楚,有将旌表写作旅表的,想见是穷乡僻壤的愚人,却是那么的迷信封建礼教,想起来实在可叹。也有呈文写得很促狭下流的,显得是讼师玩笑之笔,是《新青年》里“什么话”一栏的材料,这里只好从略了。
  当然,兄弟间那时也有共同出游的乐趣,兄弟俩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周作人是常伴随哥哥出入于古董商店的。《鲁迅的故家》介绍道:
  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有两次,到琉璃厂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时候起床,吃过茶坐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都不记得了,那里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碑,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比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他也看旧书,大抵到直隶书局去,可是买的很少,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从厂西门往东走过去,经过一尺大街,便是杨梅竹斜街,那里有青云阁的后门,走到楼上的茶社内坐下,吃茶点替代午饭。那里边靠墙一带有高级的座位,都是躺椅,鲁迅不但嫌它枕垫不洁,而且觉得那么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懒洋洋的样子也很难看,所以他总是挑选桌子坐的,靠边固然更好,否则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没有什么关系。泡茶来了之后,照例摆上好些碟子来,这与南京茶馆的干丝相同,是堂倌额外的收入,鲁迅不吃瓜子,总适宜的吃他两三样蜜饯之类,末了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无不及吧。从青云阁正门出来,便是观音寺街,买点日用什物回会馆去,已是二时以后,来谈闲天的客人也就渐渐的要到来了。
  读这段文字,觉得周作人很平淡,对其兄的行止,所述不夹带过多的感情。其实,那段生活,可写、可纪念的很多,诸如怎样修改文稿,讨论文章,怎样出游,那些快慰的事情,他记叙得很少。周作人很少直接写感激鲁迅那样的文字,几乎从未冲动地为文,但细读那冷静、平实的文字,感怀的痕迹,还是隐隐地含于其间的。他从未真正的冲动过,这或许缘于他的性格,说其境界冲淡,大概也在其理。但他晚年写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文字,我想,那其中是有他的无尽的怀恋吧。
  周作人不是一个能很好处理家庭事务的人。如果不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几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难有周转之力。这是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学问,家中诸事悉听别人。鲁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为满意,有一段时间,还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来同住,这虽有妻子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以他那样的个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间生活,似不成问题。何况还有鲁迅这样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倡导日本的“新村主义”,那种浪漫的调子,和他的某种单纯的信念,不无关系。倡导“新村主义”时,他刚准备和鲁迅迁至八道湾,正要过着其乐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1919年的周作人,还是很有些乌托邦色彩的。家庭的团圆,工作的顺心,事业的丰收,使他多少有种踌躇满志的样子。读周作人那时写的《访日本新村记》,不知怎么,便想起他与鲁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构建新生活的一种信念。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1918年,他买了若干亩田地,创建了“新村”。“新村”提倡“人的生活”,“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这很有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生活的意味。周作人从日本人的实验中,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类的前景。这理论与实践,令他颇为鼓舞,马上就介绍到中国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不久造访了周作人。从倡导“新村”的过程,能见到他精神的温和、理想的一面。我常常从他的这一面中,去理解他对自己的大家族的态度。这大概可以找到某种互证的因素。鲁迅似乎从未这样理想主义过,“新村”精神的提出,鲁迅却冷冷的没有反应,可见出他对黄金乐园的另一种看法。周作人后来反省自己,提出“新村主义”,多有宗教式的情绪,有许多稚气在里面。但这种反省,或说理想主义的破灭,也是在与鲁迅分手之后才出现的。从个人生活的经历,来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观,或许有臆断的因素,但我确信,他后来的悲观主义的出现,与他的大家族的崩溃,也是有关的。从与鲁迅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反目分手的过程,正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过程。此外,很难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北京和鲁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大致是快活的。在八道湾期间,两人创作十分丰厚,成绩卓著。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小说,出版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等译著,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定稿,杂文的数量更为可观。周作人则有《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这一时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香山养病期间,周作人的情调虽渐露出悲观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闲雅,不像后来那样浓厚的绅士味。“五四”时代,周氏兄弟是以一体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那时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文章中亦这样亲切地描述过他们。查鲁迅、周作人的日记,常可以看到两人一同出席《新青年》杂志社、北京大学学生中社会团体的活动。他们轮流做过《新青年》的编辑,在文坛与高校讲坛,引起广泛的注意。周氏兄弟这一段美好的历史,如今想来,很有回味之处。命运把他们拢在一起。后来又把他们分开。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开,也是必然的。就大局而言,搞启蒙,开民智,改良人生,他们没有歧意。而就具体的生存方式、价值方式、情感达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处,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人生不在于结局如何,倘有过美好的过程,哪怕仅点点微弱的火花,亦足够珍贵的。这火花曾照亮过他们的生活,在寒夜有过温和的暖意,给寻路的兄弟,带来了一丝快慰。我觉得,在他们的晚年,回首当年的岁月,定会有无限感慨的。至少是周作人,从那散淡的、寂无声息的文字中,可看出这一点吧?
  注 释
  [1]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八卷,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2…2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知堂回想录》,26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转引自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录》,284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录》,27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1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黄遵宪周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叹。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叹异常的。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著作,亦格外注意。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黄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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