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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六年前后，政治社会运动在台湾正炽烈进行着，文化团体、农工组合等像雨后春笋般抬起头来，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台湾青年会”，办“台湾青年”，暑期间回来带动巡回演讲队，深入穷乡僻壤，举行文化活动，做政治宣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十六年九月中，我自东京回到台湾，当天晚上就参加文化协会的演讲活动，随后跟着农民组合的演讲团，几乎跑遍三分之一南台湾的乡村。往往，山区几十里路才有两三处人家，必须费好大力气才能纠集起来办演讲；有时，天色黑了，正在半途中，前不着村，后不接店，就随便找个茅棚，寻些稻秆铺在泥地上过夜。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7页。
在日据时期从事农民运动，不仅仅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更要承担生命风险。为了逃避日本警察，杨逵要随时寻找树林或甘蔗园隐藏起来。炎热的夏天，躲在密不透风的地方，身上常常被蚊虫叮咬得红肿一片。有时情势紧急，眼看日本警察追捕过来，来不及隐藏的杨逵，便叫农民把他装入麻袋内，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以此躲过劫难。颠沛流离中有过多少次的生命危险，早已融进那段苦难的历史，仅在日据时期，杨逵被日本人逮捕就多达十次，进出监狱成了家常便饭。
在如此艰苦的社会运动时期，杨逵有幸认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与他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人生伴侣叶陶。与叶陶的相遇、相知、相惜，到结为牵手相伴一生，是杨逵能够度过坎坷命运的情感支撑，也是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他们两个共同书写的，是日据时期台湾革命者的一部爱情传奇。
作为从传统生活中走出来的新女性，叶陶为台湾的农民组织、文化启蒙、政治运动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奇女子，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叶陶，1904年5月25日生于高雄市旗后。父亲叶赐曾念过私塾，靠勤奋谋生，后来经营古物、杂货、米店等行业，终于白手起家。他曾被推为保正（今里长），在街坊邻里颇有影响力。母亲黄美邻，人称“赐婶”，平日为人豪爽，不愿受传统生活环境束缚，常于台湾岛内乃至祖国大陆旅游。父母开通明理，家业和睦兴旺；叶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很早就显示出性格中不平凡的一面。
叶陶年幼时，身边有婢女菊花伺奉，是一个中等家庭衣食无忧的大小姐。但她个性要强，从小不甘于人后。叶陶小的时候，按照当时风俗，父母曾为她缠足。成长的过程中，叶陶不断反抗，后来索性把裹脚布扔到旗津海里看它随波而去。九岁那年，得以天足进入平和公学校读书。日据时期的台湾，由于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和当时的歧视教育政策，女孩子入校就读者数量甚微。叶陶得益于家庭的开明风气，一方面于公学校接受日本教育，另一方面亦读汉塾，从三字经、千字文一直读到《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经文。叶陶从公学校毕业时，由于成绩出色，被送至附设于台南师范的教员养成所受训。教员养成所是日本人为培养本岛人的师资而特别设置的，学员来自台南各地，本期为二十人。叶陶性格乐观，颇有男子气；平时不甘寂寞，好强争胜，凡事常常带头，与同学相处融洽，为人仗义，颇得人缘。一年的受训结束后，年仅十五岁的叶陶于1919年被派往高雄公学校盐埕分教场任教。后因盐埕一带地皮昂贵择址在三块厝建校，成为第三公学校。时任教师的叶陶，喜欢唱歌弹琴，性格爽朗活泼，讲起课来声音洪亮，督促学生严厉认真，学生们对她又怕又爱，私下里称她“乌鸡母”，颇能传其个性神韵。
叶陶后来走上社会运动的道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民主与民族自决风潮愈演愈烈，叶陶受其影响，对封建的“三从四德”发生怀疑，开始关心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命运。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以强劲的文化启蒙运动唤起民众，性格一向豪爽、追求个性解放的叶陶，得风气之先，有了一种生命的觉醒。特别是她几经转调，到高雄第三公学校服务后，与简吉成为同事，开启了她投身社会运动的楔子，也种下了与杨逵相识相伴的机缘。简吉作为那个时代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一向勤于吸收新知，喜爱研究孙文学说，热衷于中国大陆的革命事业，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现状与社会前途甚为关心。叶陶在其影响下，开始接受新思潮，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天地展现在她眼前。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底层农民的困境，台湾社会的命运，使叶陶深感日据时期知识分子为社会、为乡土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当简吉放弃了教职，与黄石顺四处奔走组织凤山农民组合的时候，叶陶也毅然于1927年辞掉教职，前往凤山参加农民运动。从此，在社会运动的街头，在农民聚集的场所，开始活跃着叶陶勇敢的身影。
杨逵与叶陶的初次相识，是在1927年秋天凤山农民组合的一次欢迎宴会上。叶陶比杨逵早一步投身于农民运动，而杨逵是带着各种新知识和新信息刚从东京返回台湾，受简吉邀请新近加入凤山农民组合的活动。当晚的聚会上，大家都喝了酒，气氛非常热烈。叶陶拿出一把扇子，请杨逵题字。想起日本殖民政府专门对付反抗运动者的《匪徒刑罚令》，有感于叶陶女中豪杰的气概，杨逵大笔一挥，开玩笑地在扇子上题了“土匪婆”三个字，众人哄堂大笑，杨逵也在叶陶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踵而来的，是杨逵与叶陶在南部台湾农村为期三个月的巡回演讲。他们根据农民运动的需要四处奔波，风餐露宿，穿山越岭，在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斗争中加深了解，彼此亲密起来，由知心好友而结成终身伴侣。
共同的革命志趣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把杨逵和叶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尽管他们之间的性格并不相同。杨逵内向、安静，更适于伏案沉思，挥笔成文；叶陶则是外向的性格，挽着一个简单的发髻，身着一袭素朴衫裙，踏着一双放大的天足，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演讲时英气勃勃。他们不计较得失，不分内外，不分你我，而是积极地走同一条路，从事共同的事业，这使两个人反差鲜明的性格，反而有了一种互补，彼此非常合得来。朋友们常以“叶陶兄”和“杨逵嫂”的戏称，来调侃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与人生弥合。正是这种精神与灵魂的默契，支撑了杨逵与叶陶多灾多难却又忠贞无限的漫漫人生。
作为日据时期走在社会运动前沿的革命伴侣，杨逵和叶陶的前卫意义还在于他们对封建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的大胆反叛。当时，这对恋人的感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杨逵的父亲说，儿子找了叶陶这么一个四处乱跑的“鲈鳗查某”，无法过日子；叶陶的父亲也说杨逵是个“罗汉脚仔”，既没职业，也无家产，不能托付女儿的终身。特别是到了1928年，杨逵与叶陶在彰化组织读书会时的租房同居，更让双方家长感到大逆不道。而在他们自己看来，“我们只问是否相爱，是不是好伙伴，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我们对制度和形式并不重视。人的结婚，最要紧就是双方谈话会投机，兴趣相同，志同道合。这样结婚仪式就不重要了。”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7—168页。
1929年2月11日，杨逵与叶陶共同列席台南总工会会员大会，并发表演讲。预定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返回新化镇举行结婚典礼，不料是日凌晨，住在文化协会台南支部的杨逵与叶陶双双被捕。他们被脚镣手铐紧铐在一起，从警察署押送台南监狱，再转至台中监狱。一路上，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还以为他们是因为私奔而被抓的。在这场全岛性的大检举中，农民组合总部与各地支部遭到日本警察的大规模袭击，三百多所住宅被搜查，二百多名领导干部包括十三名中央委员锒铛入狱，全省被捕者共有四百多人，农民组合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杨逵与叶陶这对原本要进入洞房的新婚夫妇，却被双双关押牢房十七天之久。出狱一个月后，杨逵与叶陶在家乡新化镇结婚。起初暂住新化杨家，遂转往高雄定居。每每杨逵回首这段经历，会幽默地称之为度过了一场“官费的蜜月旅行”。这也是杨逵的第九次被捕坐牢。
在充满腥风血雨的日据时期，杨逵与叶陶双双出入于农民运动的身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担任农民组合政治、组织、教育部长的杨逵，与担任妇女部长的叶陶并肩战斗，以巡回演讲和发表文章来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当时，日本的大资本家或大商社，如三井物产会社、三菱财阀等，往往倚仗财势向台湾总督府申请土地，以强制手段把农民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霸占；或以微不足道的金额收购稻谷、甘蔗、香蕉、凤梨等农产品，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强势的经济剥夺，不断引起争议案件，杨逵与叶陶常常潜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为争取应得的权益与日本殖民者展开斗争。当时影响较大的争议案件，诸如因日本拓殖会社所有的三千甲土地引起的佃农争议，南投农民反对山本农场承领九百四十五甲林场的斗争；嘉义农民阻止日商赤司在番路庄承领地强种五百八十八甲凤梨园的斗争；以及其他由大日本制糖、新高制糖、盐水港制糖所引发的纠纷和斗争，杨逵与叶陶都参加进来，搞演讲，造舆论，策动农民奋起，反对日本的殖民掠夺行径。
在社会运动的舞台上，沉静内敛的杨逵也会大声热辩，激情澎湃；明朗、果断的叶陶，更是雄辩过人，豪气冲天。叶陶演讲的时候，每次总有日本刑士守着，但他们听不懂台语，只好找人翻译。而叶陶故意说一些无法翻译的台语，让日本人干瞪眼。叶陶讲，“日本人说，日本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变好，变富足了。不错，你看，我们现在吃的是‘珍珠糜’、‘凤眼饭’（饭里掺地瓜），住的是ㄊ悒狮瑷逦荽讼堤ㄓ铮馕岸＿宋荨保嘎┯甑奈荩葑勇┯晔毕炱鸬蔚未鸫鸬乃＃┑氖谴蚪嶙锌恪薄Ｑ钏鼐睿骸缎慕笊系陌谆ā罚亍读衔难А返�1卷第8期，1985年6月版，第28页。叶陶说到这里的时候，周围的农民群众热烈鼓掌，连声叫好。杨逵与叶陶为农民运动的奔波与演讲，自然也触怒了日本殖民统治者。
1928年竹林事件发生后，杨逵到各地组织农民运动，先后于竹山、小梅（梅山）、朴子、麻豆、新竹、中坜等地，连续六次被日本警察逮捕。因为出双入对，叶陶也与杨逵一同被捕。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梅山召开的农民大会。大会通过一件抗议文，由杨逵执笔并把它寄给日本总理大臣和台湾总督府，杨逵因此被捕。经过三审在台南高等法院开庭，周围有许多民众聚集观看。当法官起立念起诉书时，竟把抗议文中的一句话“日本政府是土匪”也念了出来，当即引起满堂的掌声，令日本法官尴尬不已。这次被捕，杨逵被判决坐牢七天。但坐满刑期出狱时，监狱的看守却向狱中犯人大谈杨逵敢做敢为的风采，还说杨逵是替台湾农民牺牲的义士，要犯人们向杨逵学习，不要再做盗鸡换狗的小偷。抗日宣传活动竟然在狱卒中也发生了影响，这对杨逵来说，无异于一次坐牢“坐得非常愉快”的经验。日据时期的漫漫长夜里，杨逵因为从事社会运动而被捕，竟然达到十次之多，这在台湾文坛乃至台湾历史上，也算得上“坐牢之最”！每每遭遇生死威胁的时候，叶陶都与杨逵坚决地站在一起，或双双入狱，或独自挑起家庭重担，矢志不移地等待杨逵归来。
多年以后，曾经有人问及杨逵，他和叶陶的感情生活与今天人们鼓吹的新女性主义有何相关之处，杨逵这样答道：
新女性主义者也曾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以前的种种比现在的新女性主义更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