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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47页。
《光复进行曲》的戏剧背景发生于荷兰据台时期的台湾农村，它以郑成功驱逐荷兰入侵者的过往场面，来影射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史实。在剧中，荷兰侵略者串通汉奸，打家劫舍，掳走村女，激起了全村农人的激烈抵抗，双方对峙之中，国姓爷郑成功的军队登陆，逮捕了荷兰人，农人欢呼雀跃，当即决定杀猪宴请国姓爷，并为村中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合婚。剧末国姓爷对百姓说：“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大家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开垦的，给红毛番侵占很久！”这里写的虽然是脱离荷兰统治的台湾，却也不妨理解为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
《胜利进行曲》写的是终战前夕的福建沿海，老农民的三个儿子皆被拉伕当兵，老农民夫妻俩只好负犁荷锄，在残破的荒园上耕耘。
在日本人的阵地上，有日本兵和台籍日本兵在看管中国劳工在挖战壕、修工事。当一对青年夫妻劳工在这里不期而遇时，连讲几句话的自由都被日本兵用武力剥夺。被激怒的台籍士兵与大陆劳工愤起反抗，日本兵遂带领人马前来报复。这时国军赶来，将日本兵全部抓获。剧中以台湾士兵之口，传达出战争期间台湾人民心系祖国的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与同胞爱，也反映了殖民地台湾深刻的历史痛苦：“台湾原本中国地，满清卖阮做奴隶，几百万民都明白，希望早日回祖家。”“你们受的苦还不到八年，台湾人被日本仔凌治，已经快要五十年了，谁会甘心做牛马奴隶。”杨逵：《胜利进行曲》，原载《自立晚报》1989年4月18日；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88年6月版，第26页。
从上述街头剧来看，反抗异族反迫、渴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憧憬民族复兴与大同世界的戏剧主题，贯穿剧本始终；紧凑集中的故事情节，充满力度戏剧动作，构成颇有感染力的剧场情境；加之民歌素材的大量运用，为剧本带来生动鲜活的乡土气息。
歌舞剧是杨逵为之倾心的一种戏剧形式。有感于台湾丰富鲜活的民间艺术资源，杨逵不仅在很多剧本中穿插了民间小调、歌舞片断，还尝试创作了歌舞剧《丰年》（1956年）。这出戏在单纯而明快的戏剧场景中，表现丰收之后的农家情感生活向往。一对农村老夫妻由30年前他们海誓山盟的往事，联想到两个儿子的现实婚事进程，心中很是放心不下。经过暗中观察，发现两个儿子已经在村姑阿腰仔和阿却仔那里分别找到自己的感情归属，于是欢天喜地，准备杀猪宴请，为两对青年完婚。《丰年》为台语剧，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喜剧氛围浓郁。短短一台戏中，穿插了《百家春》、《丰年舞》（一）、《丰年舞》（二）三支民歌，以熟悉的民间曲调传递了60年代台湾农村的生活情趣与丰年景象，充满欢乐色彩的载歌载舞表演特别突出了它作为歌舞剧的功能。
事实上，杨逵的其他剧作虽然不是纯然的歌舞剧，但都尽可能多地融入了民歌民舞的片断，体现出杨逵对台湾民间艺术资源的钟情与发掘，也可看出他对戏剧娱乐民众的功能的重视。杨逵的中文剧作里，附有词、谱的歌曲有：
1。 《牛犁分家》：有《牛犁分家主题歌》一首；
2。 《光复进行曲》：有《收工》、《情歌》、《驶犁歌本曲》、《春天花》（即《四季红》）、《杀汉奸》五首；
3。 《胜利进行曲》：有《透早就出门》、《做牛拖犁》、《奴隶的喊声》、《思想起》、《看国旗风翻》五首；
4。 《赤嵌拓荒》：有《驶犁歌序曲》、《驶犁歌本曲》、《四季红》、《丰年舞》、《捕鱼歌》五首；
5。 《丰年》：有《百家春》、《丰年舞》（一）、《丰年舞》（二）三首。
其他剧作虽然不曾附有歌谱，但杨逵经常使用《思想起》的曲调，自己创作歌词，让剧中人物根据剧情需要，随时随地可以吟唱。杨逵的十三种中文剧作，除了《睁眼的瞎子》、《婆心》以及《乐天派》之外，其他皆有歌曲穿插。其方式不仅有独唱、合唱、轮唱、对唱，甚至大量运用吟唱代替独白、对白，为剧作带来强烈的音乐性。
杨逵的独幕剧创作，一向具有主题集中剧情紧凑、场景单纯、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它突出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给观众一个艺术的享受，而把他们的感情统一成一个坚强的堡垒。”杨逵：《论街头剧》，原为绿岛时期新生笔记簿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3页。《猪哥仔伯》（1936年）、《睁眼的瞎子》（1956年）、《真是好办法》（1956年）、《丰年》（1956年）、《差不多先生》（日文，写作年代不详）、《婆心》（写于绿岛监狱，年代不详），可谓这类剧作的代表。
杨逵的多幕剧创作，可以列举《父与子》（1942年）、《扑灭天狗热》（1943年）、《怒吼吧！中国》（1944年）、《牛犁分家》（1958年）、《猪八戒做和尚》（1959年）等五部。这类剧作多以较大的篇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的戏剧角色造型和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来展示杨逵的社会理想和精神指向，传达出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戏剧主题。这类剧作，当属杨逵在戏剧领域的创作重镇。
杨逵还运用电影分镜头式的手法，创作了《赤嵌拓荒》（1959年）。以这样的戏剧手法来呈现一部台湾拓荒者的移民史，杨逵的历史叙事显示出它的流贯性和独特性。
第二，从戏剧角色的构成来看，杨逵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画，来演绎丰富多彩的人生世界，这其中，又以乡土台湾的人物造型最为突出。
与杨逵的小说创作不同的是，其戏剧中的主要人物角色发生了变化。日据时期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制度，底层人民挣扎于贫困线上的社会现实，使台湾的文盲率居高不下，小说的阅读也无法超越知识分子层面。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字为创作工具的小说，均以一般知识阶级为对象。杨逵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知识分子角色，应该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
至于戏剧，因为它必须走入民众中间，表演给包括文盲在内的各种人群观看；而处在农业社会的台湾，一般大众中间，农民又占据最广大的人群，这使杨逵的戏剧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农民，故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多选择了农人的形象。
《赤嵌拓荒》中开垦孤岛的王克旺，《牛犁分家》中的勤劳的种田人林耕南、大牛、铁犁，《丰年》、《光复进行曲》、《胜利进行曲》中质朴坚忍的老农夫妻，还有剧中那些正在恋爱的乡村男女青年，他们都是来自大地的底层农民形象。在乡土家园上，他们生生息息，世代耕作，怀有一种朴素的爱恋情感和生命维系；生活中以劳动为本色，与大自然为伴，这使他们充满了拓荒者的顽强性格，成为大地基石一般的人物。杨逵怀以草根的情感，为农民们唱出了劳动者之歌：
且听《牛犁分家》启幕时，一群小孩子的歌唱：
春天到了，草木青。家家户户，忙春耕。大小动手，创造美丽的田园。
再看《赤嵌拓荒》的劳动声场面：
手拿锹头开荒地，开呀开呃开到偌大块，这块种稻那块种番麦，自由世界无皇帝。
一旦异族侵略者要来侵占这汗水浸润的田园，那些来自大地的农民方显出英雄本色，成为乱世中的希望，人格坚守的力量。且听他们在《赤嵌拓荒》中的铮铮誓言：
为着自由平等/人人武艺练得精/大家协力去拼命/不惜任何的牺牲
女性角色的塑造，也是杨逵戏剧特别关注的内容。在杨逵笔下，女性多来自乡村，她们也有险遭凌辱的或被欺压的命运，例如《睁眼的瞎子》中，采莲遭到父亲林醉生的严厉逼婚；《真是好办法》中，阿笑仔被父亲卖与吃喝嫖赌为生的小知歌为妻；《猪哥仔伯》中，做酒女的阿秀，险遭担任株式会社会长的父亲凌辱等等。但杨逵剧中女性人物性格的凸显之处，是她们绝非弱者。女性的奋争与反抗，一是面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传统压力，她们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如采莲的逃婚出走；二是在邪恶势力和金钱诱惑面前，她们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和气节，如《睁眼的瞎子》里对抗男权威力的母亲形象，以及《猪哥仔伯》中那个纵然贫病交加，也不接受道德败坏、人性邪恶的丈夫用金钱来息事宁人的妻子形象。
为了对比正面人物以突出他们的不幸遭遇，反派人物的角色塑造，与正面人物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真是好办法》中的小知歌，吃喝嫖赌，夜夜寻欢。自恃“阮祖传的事业就是酒赌阿片，讨查某”，却用“三从四德”来训斥和规范独守空闺的妻子。《猪哥仔伯》中那个担任株式会社社长的猪哥伯，是个常常光顾酒家的好色之徒。没想到前来应征酒女的贫女阿秀，竟是猪哥伯多年前抛弃于乡下的亲生女儿。《父与子》中的资本家陈不治，则泯灭良知、自私虚伪，抛弃了自己私生子。这些人物或代表男权专横的霸权主义，或代表灵魂卑污、心态阴暗的丑恶人性，作者对他们的嘲讽和鞭挞，表现于字里行间。
另一类反派人物，则是民族侵略者、汉奸走狗、贪官污吏等等。凶狠、残暴，贪婪、好色，强权霸道、鱼肉百姓，是他们共同的行为特征。《光复进行曲》和《赤嵌拓荒》中的荷兰侵略者，《胜利进行曲》中的日本兵和《牛犁分家》中的日本警察，《猪八戒做和尚》中那个昏庸无能又贪得无厌的州主，以及《牛犁分家》中竭力推行“皇民化政策”的课员、税吏，《扑灭天狗热》中欺压百姓、充任殖民当局走狗的李天狗等等，皆为此类人物。
总之，杨逵笔下的戏剧角色，体现了作者褒贬好恶的鲜明价值判断，也承载了他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艺术性表达。
第三，以戏剧的内容、主题以及创作特质来论，杨逵的日文剧作重在社会写实，矛头直指日本殖民统治和社会丑恶现象；中文剧作则以台湾抵御外侮的历史为中心，表现台湾民众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向往。喜剧的创作，也构成杨逵绿岛时期戏剧创作的突出特点。
首先，对日本殖民地统治包括一切外来侵略的抵抗意识，是杨逵戏剧贯穿始终的主题。《扑灭天狗热》、《怒吼吧！中国》、《光复进行曲》、《胜利进行曲》、《牛犁分家》、《赤嵌拓荒》等剧作，都强烈而鲜明地传达了这种主题意识。
《扑灭天狗热》写于1943年“皇民化戏剧”甚为喧嚣的年代。杨逵以天狗热（恶性疟疾）影射专放高利贷、危害乡邻的李天狗，表面上是顺应当时国策，消灭猖獗于农村的流行病，实际上则是借打倒“皇民化运动”的拥护者、吸血鬼李天狗，曲折地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对此剧有过专门评论：
杨逵所创作的，作为“皇民化剧”、岛民剧运动之一的两幕戏剧《扑灭登革热》（笔者按：即《扑灭天狗热》），表面上说的是扑灭流行于台湾贫穷农家之间的登革热运动，但实际上是包含著杨逵所特有的痛烈的讽刺，矛头指向压榨农民的高利贷者李天狗的淋漓尽致的作品。
其演出内容，实际上强烈地贯穿著台湾人的、具有阶级性的尖锐视角。在当时的台湾，有因为“皇民化”而苦恼的作家，但与之相反，也有像杨逵这样的作家。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高利贷者的同时，也即指向了日本的统治。杨逵以写“岛民剧”的手来反击，这就是他深邃、迂回的抵抗方式。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94—195页。
《怒吼吧！中国》是杨逵于1944年改编并排演出的剧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对同盟国英美宣战，及至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反攻，战火燃烧到台湾岛附近，反英美也成为“皇民化运动”的任务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杨逵改编自俄国剧作家的剧本《怒吼吧！中国》，因为原来的戏文内容主要是反对英国，符合当时的日本国策，遂得以演出和出版。
《怒吼吧！中国》改写本表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故事。一艘英国炮舰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