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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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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之间,形成了层层压迫和制约的关系。杨逵对殖民者、压迫者丑恶嘴脸的勾勒,又以“四脚仔”、“三脚仔”这类人物形象的描摹用力最多。 
  凡是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人都会知道,“四脚仔”、“臭狗”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称。在殖民地台湾,日本警察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法律的化身自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直接体现了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强权政治、经济剥夺、法律不公、教育差别等一系列压迫。而日本产业公司的老板、工厂主、校长、公医等人物,多是这个阶层的延伸,他们与日警合谋,共同代表殖民者的利益。在杨逵笔下,那些逼着乡民低价“卖地”的山村经理、警察分所主任(《送报伕》);嘲笑、“欣赏”自杀农民尸体形状的左藤警长和井上公医(《死》);因为强迫百姓修路、建沟、修铁窗栏而升迁的木村警长(《模范村》),还有《鹅妈妈出嫁》里那个强行夺取孩子们心爱的母鹅的医院院长,以及《顽童伐鬼记》里凶神恶煞、常常唆使恶犬扑咬儿童的工厂主,他们都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直接体现者、实施者,也是殖民利益的拥有者。这样的日本人往往被台湾老百姓称为“四脚仔”、“臭狗”。杨逵小时候,在家乡台南一带,就流传有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舍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由此可见日警形象的蛮横以及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仇恨。 
  “三脚仔”的形象,是杨逵小说着力嘲讽和批判的一类人物,这群有着奴才嘴脸的无耻走狗,往往是殖民地台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换取金钱和地位,自然会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摇身一变,充当日本统治机器的乡长、村长、巡查和御用士绅,帮助日本人压迫自己的同胞,助纣为虐,成了民族败类。《模范村》里与殖民者同谋的大地主阮固,《送报伕》里充当日本人帮凶的陈巡导、林巡查,《鹅妈妈出嫁》里替当权者帮腔的王专务,以及《犬猴邻居》中,那个经常咆哮百姓的管理人阵辉,那个霸道贪吃、克扣百姓配给物品的甲长刘通,都是这一类殖民者帮凶。此外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青年人,被殖民当局所奴化,一心想做日本的皇民,忙不迭地改日本姓名,穿和服,讲日语,学日本习惯,惟恐不像。但结果怎么也学不像“四脚仔”的日本人,只能落得个“三脚仔”。如同那个改换日本姓名、以学做日本人为荣的富岗,在台湾人看来,他早已变成了“厚颜无耻的鹰犬”(《泥娃娃》)。 
  总之,杨逵小说世界中经常活跃的这五类形象,构成了殖民地台湾社会关系的人物谱系。循着它一路走过去,你会发现杨逵的许多社会理想和审美方式,都真实而生动地复活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这在较多重视生活事件铺陈的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三、风格呈现: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杨逵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涉及多种层面,有其丰富的内涵构成。 
  1.文本修改中的叙事演变。 
  阅读杨逵小说,首先涉及一个版本改写的问题,它与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仍然有着关联。 
  杨逵多数小说写于日据时期,其作品主题又以强烈的反抗主题为指向,这种创作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不能直言发表,而更多以曲笔传达心声。杨逵作品曾几度被查禁,这种情况使他的写作常常意犹未尽,叙事表达的畅快受到诸多制约。加之这些作品多为日据时期里的日文写作,战后重新以中文发表、出版的时候,就面临着翻译修改的问题。从日据时期→光复时期→戒严年代,这漫长岁月里,政治环境变幻不定,杨逵本身命运也在起伏跌宕,如何应对政局嬗变,以保持创作生命的延续呢?在不同时期重新发表和出版过去写作的小说,是原封不动,还是发掘创作初衷,还原自己想写的文字,这都成为研究杨逵创作演变的重要切入点。事实上,杨逵的《送报伕》、《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犬猴邻居》、《模范村》等重要小说,都存在版本的修改演变问题。在其手稿与发表稿之间,中文版与日文版之间,不同的版本所印证的,正是杨逵的崎岖的心路历程。 
  对于杨逵版本的修改和演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作者本人的态度十分明确。第一,杨逵提醒人们,要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阅读作品。诸如1944年以日文发表的《犬猴邻居》,当时作者曾注明,在全岛都以“实践”无私奉公精神为风气的背景之下,他却写出表现乡村管理者克扣配给猪肉和布匹的犬猴相争事实,是大逆不道的。这其中的曲笔隐情,再加上作品极具反讽色调的描写,我们应当能够觉察。1945年光复后,《一阳周报》以中文版本发表《犬猴邻居》时,作者在小说后记中特意声明: 
   
  这篇作品,是两年前写成的。为了避开严密的检查制度,曾经费了一番惨淡的苦心,却终于没能逃避得了,而被禁止发表。在自由的青天白日底下,大概有一点好笑吧!可是请诸位用那种心情来读读看!杨逵:《犬猴邻居·后记》,《一阳周报》第9号,1945年,第22页。 
   
  第二,杨逵强调作者对自己已发表作品的修改权利。 
  日本塚本照和在比照《送报伕》的中日文版本时,发现光复后出版的中文版增补许多抨击殖民政权的内容。塚本认为如此增补修改,是一种不忠实原作的做法。 
  杨逵反驳说,作者为了顺应自己的思想的进展,以及客观时事的变化,自然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认为: 
   
  1.在未死之前,我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一直在成长。 
  2。为了发表,如果当时说得较激烈些,根本无发表的机会。 
  3.为了使现代的读者更加了解我作品中的精神,所以有必要修改。王丽华:《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集(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7页。 
   
  其实,中日文两种版本的存在,让我们既能看到殖民地台湾时代作者的惨淡经营、曲笔写作,由此凸显那个时代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同时又能看到杨逵的思想理念与文本叙事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这种对照式的版本阅读和研究,或许更能让人把握杨逵的创作全貌。 
  2.写实主义的小说叙事。 
  杨逵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写实主义特质。从取材方向上看,“每一篇都是日据时代到处经常可以听见看见的事,除了《种地瓜》和《模范村》以外,其余大多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杨逵语,转引自基聪:《硕果仅存的抗日作家——杨逵》,原载《育才街》(台中一中)42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82页。这种小说素材的亲历性,使其作品打上了某种自传的色彩。可以说,杨逵笔下的作品,篇篇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句句凝结着生活的真情。《送报伕》中的杨君,带着杨逵漂泊东京时“九工一读”的生活经验;《归农之日》让人看到的,是台湾社会运动挫败时杨逵带着妻子儿女四处流浪的经历;《难产》所写的,是杨逵与叶陶在小说与孩子双重难产困境中的挣扎;《萌芽》一篇,杨逵目睹许多被拘禁爱国志士的家属沉痛颓丧,意在安慰激励这些眷属,坚强起来,面对新的现实奋斗;《鹅妈妈出嫁》、《泥娃娃》都有杨逵首阳农园的生活背景;而《种地瓜》这样的素材,虽然不为杨逵亲身经历,也是当时社会常见的,杨逵曾想:万一有一天我也被抓去当所谓“东亚共荣的皇民战士”,我自己在前线的饥饿中吃蚯蚓过活无所谓,可是家中弱小的子女怎样生存?从这种素材的选择可知,杨逵的小说完全植根于生活的底层,所有的小说经验都是他人生经验的艺术化。 
  与这种强化的写实特质直接相关的,是杨逵小说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是杨逵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称选择。“我”奔波于东京报馆;“我”为艺术的难产而苦熬,为文学的呐喊而写作,为坚守孤竹君之志而劳作;“我”走在归农路上,“我”开垦出美丽的首阳花园……“我”的身影无处不在。第一人称“我”的直接介入,既是小说发展的核心人物,也是观察世界的见事眼睛,它把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力量带给了读者,有一种原生态的美感。 
  3.写实土壤中的象征意蕴。 
  杨逵小说中的写实,并非那种一味趋实的生活摹写,而是融进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和人文情思,融进了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浪漫气质和审美情趣,表现在文本的叙事面貌上,就是具有象征小说意象的营造。 
  杨逵运用象征手法,创造了为数不多的意象,且主要在于花草意象。这种情形与杨逵两度归农,开垦首阳花园与东海花园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这使他笔下的花草意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美好赋予,源自于作家自身的生命感悟。 
  这种花草意象的典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了“欺负善良的恶势力”,如《鹅妈妈出嫁》中的野草牛屯鬃;另一种是象征了与邪恶势力坚决斗争的正义力量,如《春光关不住》中的“压不扁的玫瑰花”。 
  《鹅妈妈出嫁》里的牛屯鬃,根须又密又长,每拔起一丛都会带出几株花苗,非费很大的力气和不少的牺牲是铲除不掉它的。“我”用尽全身力气拔,“我”叫来孩子父子俩合力拔,终于把牛屯鬃拔了起来,这时的家人,“好像是尽了心机和力气之后,终于把欺负善良的恶势力除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而欣然大笑。”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6页。 
  这里,牛屯鬃与恶势力相对应,拔草与除害相对应,恶势力的顽固、棘手,使得除害的斗争格外艰难、且充满牺牲。所有这些,是花园劳动的实写,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喻写。 
  《春光关不住》写光复前夕,行将灭亡的日本侵略者强征劳力修工事,娃娃兵和老师都被派上工地。娃娃兵林建文从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被压得扁扁的玫瑰花,便想方设法将其送到姐姐那里,让这株玫瑰开出美丽的花朵。 
  选择玫瑰花的意象,用来象征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用来寄托人民对和平、美好与爱的珍视,是“因为一般人普遍对玫瑰存有好感,玫瑰代表和平、代表爱,可是玫瑰本身却也多刺,只要好好的施肥、灌溉,玫瑰会开得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要任意摧残它,它也会用自身的刺来保护自己。”杨逵语,见《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原载《前进广场》第15期,1983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0页。 
  上述意象的运用,透过表层事象暗喻表现作品的深层寓意,不仅带来艺术上的含蓄内蕴,也可避开特定年代的政治环境制约,让心底的声音得以曲折地传达。 
  4.简洁明朗、幽默生动的叙事语言。 
  杨逵小说写实风貌的构成,也得力于他特色鲜明的叙事语言。 
  鲜活、真实的生活,是杨逵发掘不尽的语言宝库;而写实作家强烈的思想倾向,又使这种语言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作为一个在社会运动中奔波呼号的斗士,一个在饥寒惊扰中维持写作生命的作家,一个在耕读生活中坚守理想的农园“隐士”,杨逵对文学语言的选择,是以大众化、生活化为标准,那些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是他所摒弃的。来自生活本身的语言,往往以它坚实的质地、明朗的色彩,简洁的力量出现在杨逵笔下,且照样表现出美好生动的思想感情: 
   
  种花的人都像天下的父母,谁不想把他们养的花栽培得既茁壮又漂亮!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5页。 
   
  围观着鸭子们的表演的孩子们却直乐得手舞足蹈,比看马戏还要高兴。同①,第128页。 
   
  在草地上,公鹅走了一步,母鹅也跟着走一步。有时候碰着屁股并排走着,就像要好的新婚夫妻的散步一样,甜蜜蜜的。同①,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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