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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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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8页。 
  杨逵更是首当其冲。他是战后省籍作家中最活跃的左翼文化人士,也是最早意识到台湾回归祖国后与中国政治接轨的先行者。《一阳周报》自然成为最早宣传三民主义理想的有力阵地。 
  由于《一阳周报》大多已经散佚,人们多从仅存的《一阳周报》第九号《纪念孙总理诞辰特辑》(1945年11月17日发行),来透视其刊物之宗旨、内容与走向,以及杨逵本时期思想之脉络。这一期刊物,前后共二十四页,封面印有孙中山的照片,并刊载了本期的文章目录,其内容为: 
   
  纪念孙总理诞辰杨逵……2 
  纪念总理诞辰萧佛成……3 
  如何纪念总理诞辰郭泽如……4 
  纪念总理诞辰的感想陆幼刚……5 
  纪念总理诞辰的两个意义胡汉民……7 
  孙文先生传略(下)……10 
  中国工人解放途径(二)孙文……11 
  农民大联合(二)孙文……13 
  中国革命史纲要(三)孙文……15 
  三民主义大要孙文……18 
  犬猿邻组(下)杨逵……20 
  创造(二)茅盾……23 
   
  我们还注意到,1945年至1946年,《一阳周报》出版批发售卖的书籍有八种,而对孙文思想的介绍,成为其重镇,且看这份出版书目: 
   
  (1)《三民主义演讲》孙文著1946年 
  (2)《三民主义》杨逵编著1945年11月28日 
  (3)《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美)包尔·林百克著1946年 
  (4)《日文小说选》杨逵著 
  (5)《民族主义解说》金曾澄著1946年 
  (6)《伦敦遭难记》孙文著1946年 
  (7)《孙中山传》(美)包尔·林百克著 
  1946年 
  (8)《新生活运动纲要》蒋介石著1946年 
   
  从上述情形可知,光复初期的杨逵是那么热切地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渴望把三民主义介绍给台湾的民众,以便更好地继承先生开创的伟大事业,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杨逵发表于第九期《一阳周报》上的《纪念总理诞辰》一文,还特别冠以《纪念民族救星·民权斗将·民生总理·孙总理诞辰》的大字标题,从中体现的,正是杨逵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思想的崇尚。 
  事实上,杨逵对三民主义的接触与响应,早在东京留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是经由日文翻译来阅读,并由此打开了视野,了解到中国的国民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日据末期,杨逵在首阳农场组织焦土会,排演《怒吼吧!中国》的话剧时,据其长子杨资崩回忆,杨逵曾以三民主义教育青年: 
   
  年轻的有志一同的朋友成立了焦土会,每周一次集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共同研究时事、文学、三民主义。爸爸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们宣传并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大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爸爸的。 
          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第8版。 
   
  根据钟逸人的说法,《一阳周报》中刊行的有关三民主义的学术论著,是那时在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任教的法律哲学教授中井淳、金关丈夫二位教授,因为要离台,无法把他们所拥有的中文书籍带走,遂表示愿意把书送给杨逵。杨逵将此事告诉钟逸人并恳请帮忙,钟逸人便透过日本军部的关系,借了两部卡车,到台北土城载回了一卡车半的书,其中不乏宝贵的珍本。 
          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15日版,第307页。这本《三民主义》的原版书,还是日本教授当年从中国大陆华南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得到的。池田敏雄在1949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也曾记载当日他带着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到杨逵家里拜访,并将这些书交给叶陶,叶陶非常高兴;隔日,池田敏雄与杨逵又就三民主义相关书籍与小说的出版事宜进行了讨论。 
          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台湾文艺》第85期,第186页。 
  由此可知,杨逵战后在《一阳周报》上宣传介绍有关三民主义的书刊,确曾仰赖于日本友人提供的资料。 
  《一阳周报》对三民主义理想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与光复后人必言三民主义的时代氛围有关系,也与杨逵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分不开。对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关注民生、民权、民治的政治路线,杨逵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姿态来接受的,其改造台湾社会的理想与孙文的思想内涵发生共鸣,这使他当时对三民主义充满信心: 
   
  今日台湾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就要切实记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现的福利社会的构想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也要切实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示。 
  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却是继承孔子的大同思想,以达到均富,福利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惜又可恨的是,孔子的“大同篇”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却被历朝帝王当做装饰品,有的悬在墙上,有的写在书本里,至今四千多年未见其实现。以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为目标的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已经廿九年了,不可以再彷徨,应立即整备体制急赶直追。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90页。 
   
  基于此,一心一意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杨逵,马上行动起来: 
   
  战后我开设“一阳农场”,并发行《一阳周报》,我想宣传三民主义,印《三民主义》,但发生事件,没人要看《三民主义》,五千本都成废纸;朋友出了三万元,都成废纸。当时我对三民主义有“信心”。是因为国民党的第一天代表大会强调“扶助农工”,我在《一阳周报》予以介绍。 
          杨逵语,见《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访谈录》,原载《美丽岛》第3期,1982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2页。 
   
  从《一阳周报》第九号(1945年11月17日)同时刊登孙文的《中国工人解放途径》和《农民大联合》两篇文章,也可看到杨逵对农工问题的高度关切。 
  透过《一阳周报》的编辑方向,也可以看到杨逵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中国政情的理解程度。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光复后杨逵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期望,二二八事件之前他跟叶陶都曾加入国民党。光复一年多后,官员贪污等事件不断暴露出来,后来又发生二二八事件,他就对国民党灰心了!没有再交党费,就自然退党了。事实上,杨逵对国民党当局逆三民主义路线而动的现象,早有警醒和担心。《一阳周报》第九期刊载的两篇文章,都触及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反民主的现象。例如邓泽如的《如何纪念总理诞辰》和陆幼刚的《纪念总理诞辰的感想》,在赞扬孙文的革命功业、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的同时,皆严厉地斥责了担负党国之责者,不但不能继承国父的伟大业绩,反而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陷党国于分崩残破之局,实在是愧对孙文与同胞。文章还呼吁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制裁独裁军阀,消灭革命障碍的残余,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 
  光复一个月,当台湾还沉浸在“未战而得胜”的欢庆氛围的时候,杨逵已难能可贵地意识到中国的“惨胜”及其将来社会重建面临的困难情势。他没有盲目地拥抱三民主义,而是期待“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期待人们彻底解决民权、民生问题,努力新建设,“才能达到美满的社会”。 
  在这一期刊物上,杨逵以编者身份所加的按语,也表明了他对战后台湾的时局所怀有的忧患意识和清醒态度: 
   
  未战而得胜的台湾光复,虽是可庆可祝、总是因此若抱着中国革命为如桌顶拿柑 台湾话文,意谓“易如反掌”。之安易感,那就惨了。光复了后的新建设目前多难、民权民生的彻底解决尚有多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全挂在我们肩上。夙夜少刻都不可撒谎、不可偷懒、不可楷(按:“揩”之误)油、始终一贯以总理的思想、斗志及为人当做罗针自检自规奋斗,才得到达美满的社会。 
          杨逵:《编者按》,原载《一阳周刊》第9号,1945年11月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1—212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三民主义的热潮迅速消退,民众已开始用“三眠主义”来称呼“三民主义”。杨逵由朋友资助三万元印刷的五千本《三民主义》皆成废纸,创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可想而知。 
  总之,《一阳周报》对于三民主义的推崇与宣传,寄予了杨逵的社会理想,渴望台湾的战后重建,期盼着一种和平、自由、民主的社会新前景,杨逵以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1946年5月5日,《和平日报》在台中市创刊。 
  杨逵这一年的编辑生涯,主要围绕《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而展开,期间也贯穿了《台湾评论》的编辑工作与民众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和平日报》原为国民党军方报纸,由《扫荡报》扩充而成,总部设于南京。台湾版的《和平日报》由台中驻军《扫荡简报》改组而成,1946年5月创刊,但在系统上不受南京总社的指挥,而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宣传处”。该报社长李上根 
          李上根,浙江东阳人,抗日初期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毕业,曾任军事记者及台中《扫荡简报》负责人。参见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著《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2页。,以及后来来到台湾参与领导《和平日报》的陈正坤(改名陈洗)、张煦本等人,有意利用来台进步青年加盟,大胆揭露抨击陈仪当局施政,这除了以哗众取宠拉拢当地的文化人扩大实力之外,更隐藏了军方及国民党“黄埔系”同陈仪所凭倚的“政学系”之间的派系倾轧,企图利用民众对陈仪当局的不满情绪来制造舆论,以便取而代之。 
  李上根遂聘任大陆来的进步青年楼宪 楼宪,1908年生,笔名尹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台中二中校长。为经理,又邀请大陆来台湾的进步青年王思翔 
          王思翔,笔名张禹,浙江平阳人,1922年生。1945年秋,因在杭州《东南日报》揭发平阳县县长贪污罪行,被指为共产党头目而逃亡。1946年春天来台,是中国民主同盟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地下活动时期的成员。出版通讯《台湾二月革命记》、通俗读物《我们的台湾》、杂文集《台湾旧事》、《从心随笔》等。以及表兄弟周梦江 
          周梦江,1922年生,原名周大川,浙江平阳人,与王思翔为表兄弟。,分别担任主笔和编辑主任。这三位文化人士于1946年一同赴台,均有左翼思想倾向。据周梦江在《台湾一年》中回忆:“当时我们名义上虽为国民党员,但楼宪早年参加‘左联’,追随过鲁迅先生。王思翔和我则是在家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逃到台湾来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为厌恶,对共产党较有好感。” 
          周梦江:《缅怀谢雪红》,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19页。 
  《和平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二千份,经费上也未能得到南京总社的支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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