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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李约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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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排,再把声母依次竖排,编成一张张原字表;一种是把所有的字归为竖、 

撇、捺、方框四类,另附一其他类,编成小字典。另外,他还按英语字母顺 

序,收集各种语法结构,仔细研究汉语有关词的词性。这样学习的结果,终 

于使他在1942年到达中国时,在昆明一下飞机就能够直接同中国人会话,使 

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总领事也感到惊奇。 

     李约瑟后来记述这些中国青年研究人员的到来给他的影响时说:“他们 

施给我两个主要影响——第一,他们鼓励我学习他们的语文;第二,他们提 

出问题来,为什么现代科学独独发生于欧洲。关于语言的事情,这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颇有些欧洲人被眩目难解所击倒,正如圣保罗走往大马士革的路 

上感觉到的那样,要不惜任何代价用这等奇异的形意符号来学会这种语言, 

至于精神智力,我看到,越和这些年青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 

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使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现代科学, 

伽利略时代 ‘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 

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好多年后,我学到了好些有关这类事情以后,我才 

认识到在第一个问题后面隐蔽着第二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文明对自然界的 

探究远比欧洲的更有效果,而且利用自然知识谋求人类福利也更有影响。时 

间在科学革命前14个世纪左右以前,而寻得其所以致此之故。” 

     李约瑟常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对另一种文明‘一见倾心’ 

的事”,并相信,这总会有好结果的,因为人类在走向团结一致的过程中, 

最需要相互尊重和了解。但这种心理状态是无法强使产生的,而是自然而然 

形成的。一旦形成,则语言的隔阂就不成其为障碍,而自然领会了。” 



                            五、在中国的经历 



     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中国访问。当时正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紧张激烈进行的时期,英国政府任命李约瑟到当 

时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担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在英国科学家中绝少有人 

熟悉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且由于李约瑟是一个生化胚胎学家,可以说这次派 

遣行动决定了李约瑟的一生。1937年中国几位青年学者到剑桥学习,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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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李约瑟的一生,“但这可能还不能成为‘被俘’或‘入迷’,有如一次 

失效的种痘,假如我的命运不派遣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重庆的英国大使 

馆作为科学参赞。”李约瑟后来总结道。 

     英国政府委派李约瑟来华的最初目的,是要他作为皇家学会代表到中国 

作些报告,支持中国科学家在艰难的日子里的战斗精神的。 

     李约瑟经由印度飞越驼峰到达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 

术单位。当飞机一在中国的西南名城昆明降落,他踏上他日夜向往的中国土 

地时,他感到兴奋。他一下飞机就直接同来迎接的中国人交谈,这使当时和 

他在一起的英国总领事感到惊奇。 

     但是没有多久,李约瑟就感到,他在人道主义方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 

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却可以真正帮助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医务人员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做些实际工作。他决定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停留下来,为此,他 

征得了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的允许,靠浮图关一个山岗建立起中 

英科学合作馆。 

     中英科学合作馆经常给予全中国所有的研究所、大学、兵工厂与医院以 

具体的援助,它们都因被战争封锁而陷于困境。各处所建立的友谊,单就书 

物来说,是无比珍贵重要的。因为许多所都有中国的科学家、医师与工程师。 

他们各就本身专业对本国文明发展中的史迹深感兴奋,他们随时愿意而且乐 

于对李约瑟给予指点,什么中国书是最重要的,应该予以购买而加以研究。 

这效果就像发掘到一个智能的金矿,其丰饶将使前几代汉学家大为惊诧,也 

可能使中国老年著名学者欣羡。 

     在经历了6年抗战后的贫困中国,李约瑟亲自驾驶着由救护车改装而成 

的两吨旅行车遍历大后方的10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西 

南远达河海之滨,行程5万公里以上,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 

接触到上千个学术界著名人士。他广泛访问大学实验室、各类工厂、医院、 

铁路联络站等。只要有科学工作者需要物质和精神鼓励的地方,他都去,难 

怪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一次讲演中赞扬李约瑟在中国的工作真是“雪中送炭”。 

     李约瑟看到这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住在古旧寺庙和破落宗祠经粗略改造 

的学术单位里,用原始简陋的工具和自己制造的玻璃器皿以及极少量剩余下 

来的化学药品,不怕困难而坚毅明智地发明创造出许多卓越的成就,写出了 

光彩耀目的优秀论文来。这一切激发起他的深切感慨和敬佩,他赞佩中国学 

人坚苦卓绝的勇毅和超乎寻常的智慧,于是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 

应他们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迫切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 

力介绍他们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一些人到英国进行研究,也邀 

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的工作,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英科学 

交流合作机构。其夫人李大斐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广 

阔天地的文化艺术界。中英合作馆于1945年发行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科 

学》,总结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工作,报告战时中国科学活动的真 

实情况。1948年又出版了《科学前哨》,以大量摄影图片和翔实记录向全世 

界公布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的优异成绩。该书自叙中说:“前哨并非我们和 

我们在中国科学合作馆的英国同仁们自认为中国是科学前哨,而是指中英人 

士一起在华西建立起的科学前哨。我们受着反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好像拥有西藏高原和戈壁沙漠的后盾。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 

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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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沟通中英科学交流事业、赠送英国运来的书物在全中国一视同 

仁,他对延安的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与鲁迅艺术学院给予资助,照样如 

同给予白区的文教科机构。国民党横加拦阻,他就托宋庆龄、新华日报等私 

人或机关转运而不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认为越是困难越该扶持协 

助。他在职之日,始终坚持不懈。 

     李约瑟每到一处,总是以学生的面貌出现,从不摆老资格,因而很快就 

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他在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中国 

各方面的发明史,了解有关的文献,从而来实现他早就拟定的宏伟计划—— 

编写一部前人所不敢想,更不敢编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专著。他四处旅行, 

各处觅书,先后购得《庄子》、《周髀算经》、《天文大成》、《太平御览》 

等大量书籍,这些书籍成了后来剑桥图书馆里所收藏的中国书籍的基础。 

     李约瑟在中国与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有联系。如著名诗人和历史学 

家郭沫若是他的私人朋友。李约瑟在四川期间,曾每周携带一些西药和食物 

前访一位抱病的穷学者,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做笔记,以后彼此成为挚友。 

这位学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任 

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对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给予了热情的大力 

的支持。李约瑟还结识了李四光、傅斯年、李安宅、李济、陶孟和等人。由 

于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李约瑟还认识了周恩来,而中国银行的冀朝鼎 

则早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就是老朋友了。他还同时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接纳为外籍院士。 

     李约瑟在抗战后期写给鲁桂珍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我初到这里以来, 

你们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 

庭和市集生活,亲眼看到一个在崩溃中的社会的苦难,它等待着即将来临的 

黎明。”为了深入生活,他历尽辛苦,“有时候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 

有时睡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蛇蜥百足虫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 

鼠。”“但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到1945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已拥有6名英国科学家和10名中国科学家, 

他们竭尽全力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供给必需的图书报刊,还组织中国科学 

家和盟国同行间的接触。 

     在中国的这些经历,也给他带来很大变化,使他心情安宁平稳,不再像 

过去那样总是急急忙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可以说, 

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连取号也取“十宿道人”——“十宿”是中 

国最古时对约瑟(Joseph)的译音。在此之前,他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的 ‘中国金丹术’部分的四个分册时,为自己取了“丹耀”的别号, 

它是李约瑟对中国古代道士们在外丹炼丹术上的化学成就以及内丹炼丹术在 

生理学上的特殊功能表达的敬佩而择取的。后来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得 

意的雅号“胜冗子”,他后来解释说:“冗”字的一个义项是“混乱繁复的 

事物”。“胜冗子”的意义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每当我开始新的一 

个篇章的写作时,我总体验到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中充满了误解、错 

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说。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真实的、明 

净的图像才层层剔去膜衣而逐渐呈现出来。……许多对象,当它们刚着手探 

研之时,对我们来说确乎是如此。” 《中国科学技术史》每一章的编写都需 

要李约瑟理清他所收集的大批冗杂的文献资料。 

                      六、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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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3月,李约瑟在中国被聘请去巴黎建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的自然科学部,这个组织原先取名“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 

 (UNECO)”,“科学”两字是在李约瑟作了一番努力之后,才加进去的。早 

在1943年他便有设立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作机构的设想。这职位正合他的想 

法,因而欣然赴任。为此他曾周游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欧 

洲,到处与科学界、政治界有影响的人物商议此事,并在重庆发表过三篇专 

题备忘录。他所要建立的自然科学部的任务之一,是在世界较不发达地区成 

立几个实地科学合作馆,开展工作;同时对加入各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提供经 

济援助。李约瑟在该组织工作两年后回到英国剑桥。以后又担任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顾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改称为英国文委 

会办事处,因后继无人,作风顿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机构就被解散 

了。 

     回到剑桥后,李约瑟的生活与过去大不相同。以前他整天呆在生物实验 

室,现在则主要是在学院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了。他在那里负责了两年 

图书馆工作。当他发现图书馆里“外界世界”的书籍不足时,就花了大笔钱 

去购买中国和印度的书,以及关于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书。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对中国 

人的生活习惯也有了感情。例如,他特别喜欢中国人的“蓝色”,在剑桥的 

时候,就经常穿一件这种蓝色的长袍子;他曾买了一辆名厂的蓝色新汽车, 

但却不喜欢它的蓝色,于是又将这辆车改成景泰蓝那样的“蓝”色。 

     李约瑟除了讲授几门生物化学课和出席系内一些有关生物化学的会议 

外,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兴趣 

也愈加浓郁,于是他决定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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