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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得吃，搞经济的主管人员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
聂荣臻当时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８月２０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元帅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１０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１９６１年７月２０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８月２３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张爱萍说，中央政治局开会，政治局有些人提出了上马，也有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科学技术不行，因为建国开始，我们的工业也不行，这个没有苏联的援助干不成，所以下马，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几个元帅，陈、聂、叶、贺几个元帅。陈老总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哪怕把我们中国人的裤子当了，都要搞原子弹。刘少奇同志就提出来，现在不要争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把情况摸一下，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大家同意。这个时候在军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情况，陈毅和贺老总叫我去调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老总就冲我了，他说你不知道就学嘛。我想了一下，我一个初中学生，我懂得什么东西？但中央决定、军委决定没有办法，我想总要有个比我知识高的人。正好，国家科委有个副主任叫刘西尧，他是大学毕业，所以我说是不是请刘西尧同志跟我们一起去调查，最后军委同意了。我们到研究所调查的时候，我们没让他们讲别的。他们开始是汇报，我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我就问他们几个问题，我说第一个问题你们直接讲，你们研究之后，还需要给你们什么条件，给你们什么东西，你这个研究就成功？我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然后这样子你就很快拿出来，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每一个地方一开始都是汇报，我们就告诉他们这句话：你们需要国家给你们什么条件，你们最早的时候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转了几个月之后，回来就写了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经军委转给中央，就到了小平同志手里。小平同志就把这个报告批给毛主席，还有周、朱、彭真同志。小平说，这个报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你们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那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进展。张爱萍他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的问题，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１９６２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那个时候呢，毛主席曾经讲过一篇话，话里边就是说，现在当今的形势啊，虽不是一片光明，但是也不是一片黑暗。就是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这个任务。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提出了我们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这个矛盾。所以，听了毛主席这个话，我就考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了。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号，苏联提出来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那个时候在庐山会议的时候，就曾经提出来了，总理提出来，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８年。那个时候呢，部里边党组就研究了，我们争取５年实现原子弹的爆炸。８年呢，进行储备。那个时候说５年，恰好就是１９６４年。第二次呢，就是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候曾经也讨论过，也曾经有预测，说我们争取看１９６４年是不是有可能。第三次呢，就是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他们来检查了之后，这是在１９６１年了，也提出来１９６４年。这就已经三次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是不是可以定出一个目标来。假如没有一个目标的话，很可能就是慢慢来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散步的时候，就遇见陈老总了，陈老总一见面就问，刘杰，你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就要白了。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啊，就没有原子弹啊，这个腰杆子就不硬啊！要争取时间呐！陈老总说，你好好想想。后来陈毅又说，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这个东西，别的都是空的。我一听这个话，就感到很有分量。再联想到过去总理在开会的时候，就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美国不断地来推断中国什么时候核爆炸，总理也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笑着说刘杰啊，什么时候能核实验啊，第一颗核实验什么时候能进行啊！我和张爱萍从下面调查回来之后，去向林彪汇报，林彪态度非常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所以，这就让我们认真考虑，现在应该提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目标，而不是过去预测性的目标。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报告里讲，原子弹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的，只是我们没搞过，没有经验而已。中国人有了四大发明，难道说人家已经有了的东西，这规律难道我们不能掌握吗。后边呢又阐述了一下我们这两年来这个核工业和这个核武器进展的一些情况。我们只要是能够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争取在１９６４年或１９６５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还是有可能的。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后来见到我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说很好嘛！
作为二机部部长的秘书，刘正威跟随刘杰，陪同张爱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调查。刘正威说，出去的时间是１０月９日。那天一到飞机场，我估计是军委派的专机了，我看张爱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潇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陪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先是从东到西，可能是先从包头起点，然后是登高原跨戈壁。他这么一段大概用了二十多天，二机部主要的厂矿都看过，我的感觉是他越走兴致越高。回来以后稍事休息，就是在１１月２日，他们就到聂总那作了一个汇报，这次汇报我没参加，是刘杰、刘西尧、张爱萍他们去汇报的。汇报以后，我那时正在办公室坐着，刘杰同志说你代张爱萍、刘西尧他们起草一个这一次行动的调查报告吧？我说那好吧。那时候刘杰倒没作更多的指示，因为沿途刘杰、刘西尧、张爱萍总长他们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对部里各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给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起草完我就把它誊清了，给刘杰过目了以后就送给张总长了。当时文件比较机密，我就坐上车送到张爱萍同志的家里面。
这之后，刘少奇主持会议，由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刘杰也参加了汇报。刘少奇说，１９６４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１９６５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中央应有专门机构抓时，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刘少奇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尖端工作，所以说话留有余地。为了更好地做工作，他提议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没有提１９６５年这个后限，而突出说力争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为了保证实现这一目标，报告还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１５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在第一页的空白边沿处批了１５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刘正威说，实际上，二机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１９６４年爆炸这个目标做的。罗瑞卿在向中央的报告时，把至迟１９６５年爆炸这一句留有余地的话删掉了，只说定在１９６４年炸，这也是聂荣臻的意见。那么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办，这就成为一种决策了。刘杰回来传达时就老讲，锣鼓点越敲越紧了。设立中央专委会，历史证明它的作用的确太大了，周总理亲自挂帅，那可不一般啊。当时罗瑞卿也感觉到了，他的一些话也不是那么太灵了，不是老吵架嘛，所以，专委的成立非常及时。
中央专委除主任由总理周恩来担任外，还有７位副总理和７位部长级领导，即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专委会第一次开会时，决定设立一个专委办公室，由罗瑞卿兼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副主任。专委会下属办公室的９位成员是周恩来亲自和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选定的一些国防工业资深专家，分别是刘柏罗、许淦、赖坚、李光、宋良甫、怀国模、朱科、泉松春、高魁宽、汪祖辉，其中秘书长是郑汉涛，副秘书长是冶金部金属司司长刘柏罗。
刘柏罗和吴际霖一样，在延安时就造过手榴弹，现在有机会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程，极富戏剧性。刘柏罗说，那时候国际斗争挺麻烦的。我们正在北京开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标准会，好多国家都来参加，会上斗争挺尖锐。东欧有些国家对苏联很不满，我们也不好挑他这个东西，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我是冶金工业部的钢铁司长，所以由我来主持这个会。那天晚上刚开完会，还没吃饭呢，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就通知我，让我到他家里去。去了一看，好多副部长都在这儿，吃饭中就讲了，说是中央啊、总理啊要调你到国防工办。那时候没说专委要抓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工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只说你明天就得去，明天上午８点到赵尔陆那儿报到。他也没有讲具体内容，说完这个没话说了，也不好讲什么，保密保得很厉害。我挺紧张，第二天就报到，就这么来了，很简单。中央专委成立后，要组建一个办公室。我们那个时候先调到了４个人，李光、赖坚、宋良浦和我，其他５个暂时还没调来。专委会成立后的第１３天，总理开会，是１５人专委的第二次会议，这一天是１９６２年的１１月２９号。总理首先讲，今天介绍咱们４个专委办公室的干部，新调来的。就把我们一个一个都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