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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挽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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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挽歌

野夫

杨渡:看,那个汉子!——关于野夫 
作者:台湾 杨渡
一.
有一种人,站在那裡,你就会看见强烈的个人风格。如吴冠中穿著朴素的白布衣,站在画作前,敏锐而乾淨的眼睛,对艺术有著宗教般的安静与专注,让我想到敦煌时代的老画工转世。他站在那裡,分明是一种风格 。
初见野夫,是在一个奇特的场合。
2001年,一个上市的文化出版集团在北京的一所佔地甚广的四合院,召开文化界的招待会,野夫作为出版部门负责人,接待来自港台各地朋友。野夫曾是六四的落难者,流浪江湖无以为生,最后落魄到北京,作地下出版谋生,终于得见「天日」,朋友都为他高兴。他穿著类似军服的草绿上衣,五分平头,朴素安静,在四合院裡,几分客气,几分生涩的招呼来客。
即使那场合中有一种文化人云集的气味,但野夫给人的感觉异常分明:「看,这裡站著一条汉子!」古老沉静四合院都不能掩盖他那古老的游侠气质。
后来多次见面,通过野夫结识不少江湖朋友,多是中国南北各地流浪的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由于对时局的无奈,他们有时自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时而对酒放歌,独自沉吟,江湖心事仍有难掩的昂然怒目。
后来野夫流浪各地,辗转北京、云南、四川各地。在这个流浪的江湖裡,野夫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然而这个侠客终究以笔为剑,写下这一本散文集。
二。.
散文是一种久已不被重视的文学形式。鲁迅以后,散文大体以轻灵见长。然而野夫这一本散文集却是一个例外。它是重中之重。文字的凝炼,内容的深沉,情感的真诚自制,是近年少见的。在汉语的书写历史中,它应该被认识到。
尤其,在讨论政治的文章中,多有所谓批判他者,却少有深沉的自省。然而野夫却连同自己的童年教育,自身的残酷本性,家世的离奇遭遇,都一一拿出来细细审视,深情凝视,直到在这细緻的理析中,看见人性的幽微,理性的渺茫,世间的无情,历史的残酷,以及「组织」的冰冷。这是野夫散文有别于其它散文的地方。它用鞭子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裡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绝对不只是指向他者,而是人性中更深沉幽微的所在。
更奇特者,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彷彿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裡,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馀地。即使他是最后一个剑客,也要战到最后一刻。
这散文,是剑客的独白,是正气的坚持,也是孤独的狼的夜歌。
三.  
2008年春,初见野夫的「輓歌」,便明白这是一本应该被留下来,且必然传之于世的好文。现在,它终于在台湾面世了。
世间文字有重与轻之别。一如鲁迅与沉从文。重者如烈火、烈酒;轻者如微风与绿茶。这一本散文,是烈火,是让人燃烧起来的酒。现在,请世间真性情的人,乾了这一杯!
【作者杨渡,系台湾当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前文宣部长,马英九竞选团队高级幕僚,现为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野夫《尘世?挽歌》序(作者:章诒和)

2008的年初,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我们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她便从手提袋里拿出了野夫的《尘世?挽歌》。
接过一看:无出版社,无书号,无定价,白封面,白封底。我说:“这不是白皮书吗?”
我们会心一笑。彼此心里清楚,所谓的白皮书,即官府取缔的“扫黄打非”中的“非”类读物。严厉打击的,就是“非”类。
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这是散文集,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书,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5月中旬,发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将拉他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他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为罗江募集了近200万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2008杭州)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们这个后极权政府的稳定秘密,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基层政府入手,发现并研究其内部运作方式及内幕。他又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武汉大学)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义。于是,人生拐点发生在了1989年。得悉血腥镇压情况的当夜,血性的野夫听从良心的召唤,当即写下抗议和辞职报告。辞职报告里说:绝不做独裁政府的鹰犬和刽子手。在给公安局局长的信函里讲: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里留下报告和警用配置,离开海南,千里单骑,向北漂泊。大追捕中,为营救掩护旧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为了追捕对象,也开始了逃亡。1990年落入圈套,脱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处六年徒刑。1995年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打工。这十余年间,给别人编书无数,而只有《尘世?挽歌》是属于他的。
二十年前那场带血的风波对一些人是心结,对更多的人是淡忘。开枪的军队与无辜的学生,于记忆中是一样的模糊。偶尔小聚,谈及“八九”,自己都觉得是个白头宫女。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们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实用。这个民族已然入睡,谁来唤醒?政府吗?就是它唯恐大众不愚不蠢。富人吗?与权势合谋捞钱唯恐不多不快。那么,知识分子呢?请问,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吗?当年“八九”风云人物,也几乎百分百地自我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开信流传深广,信里说:我们在等候,等候中国出个叶利钦;出不了的话,时代会制造一个叶利钦来!这话,我不信。因为中国专制文化的长久与全面,已彻底泯灭了中国人的灵魂,彻底泯灭了中华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诗“89无题三章”)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作“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社会禁锢,思想钳制,要靠个人坚持!坚持了,你就可以免于庸常,免于沉没。

2009年2月于北京守愚斋
 

谁分巨擘除荆榛——获奖感言  
——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 。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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