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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傅雷家书》曾经风靡全国，并且长盛不衰。那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已经超出了传统家书的内涵，首先，父亲与儿子以平等的态度来谈艺术、谈人生，这种立场的转变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父子关系，触及到中国人的长幼尊卑观。而正是怀有这种父子平等的态度，傅雷才写出了以往中国家书从未有过的内容。这种立场的转变不能不归因于傅雷留学西方、接受过西方观念的影响。其次是《傅雷家书》的内涵，作者和儿子谈艺术、谈人生，有大量涉及西方的内容。但在根本上，《傅雷家书》的精神仍然是中国的，表达的是一位中国父亲对儿子的关爱。
再看西方，他们似乎也早有家训的传统。古罗马西塞罗的名篇《论义务》，是写给儿子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出现了不少这类教子书，是专为年轻绅士而作的。这些教子书关注道德和社会行为方式，注重个人性格的培养、情趣爱好的养成和社交礼仪。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类书也颇为流行。简·奥斯丁的小说即具有courtesy book＇训诲书＇的意味，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写给其私生子的家书影响广泛，是那个时代最著名而又充满争议的家书。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虽以辩才无碍、仪态优雅和教养高贵而名重一时，但他肯定是因为写给他儿子的那些信而为后人所知。他几乎每天给他儿子写一封信。他的《致爱子书》就是教育他的儿子如何成为一个高贵的绅士，告诉儿子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如何举止得体，如何保持人的尊严，乃至如何进门、如何穿着、牙齿假发指甲如何打扮，可谓无微不至。
然而，无论中西，家书总不是单纯的教子书。人们可在书中读出另外的东西。《颜氏家训》后世有人质疑作者的写作动机，斥其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是“老世故语”。也许不是为了教子，而是为了借此向后世显示其生时的显赫，“立身扬名”。切斯特菲尔德的《致爱子书》虽然原本并非为出版所写，但也被大文豪约翰逊博士讥为“教妓女如何守贞，教舞者学习仪态”，免不了做秀之嫌。以此质之，性落拓，喜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顾忌的郑板桥，在其写给堂弟的不多几封信中，则率性而谈，看法多不流俗；无论讲史论世，评诗谈艺，都富真知灼见，而又曲尽人情，与曾文正公家书的一脸道学相去甚远。傅雷身处逆境，余生为爱子所系，字字心血，而他一生耿介，自无今日习见的做秀之理。可见，如果不知人论事，家书的写作动机和方式是常常会引人怀疑的。
还有另一种家书。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有别于我们以往看到的家书。这部由30封家书构成的专著，回答了作者拟想中的十七岁外孙女关于世界之道的提问。作者艾伦·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研究人类学，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人这种动物，从个人层面出发，进而纵览世界文明，横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意在用他一生的研究心得为其外孙女剖析大千世界中人的种种，可以说，本书直接的读者对象是他的外孙女，同时也是所有与之年龄相仿的青少年；甚至缺乏相关知识和思考的成人阅读本书也不无裨益。推而论之，本书既是一部家书，也可以说只是借用家书的形式，把私家的教训和公众的阅读结合在一起。
这本书的内容也呈现出与旧有家书不同的另一番形态。作者以客观的立场，借助人类学观察，结合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把人的问题——从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的问题，归结为8大类，又30个专题。从追问人是谁、人所由何来、人的种族国家，继而探讨人的爱与友谊、人类的暴力与恐惧、知识与信仰、权力与秩序、自我与他人、生与死，身心关系等等基本的核心问题，最终对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给出了解答，以期人们通过历史的经验来阐释当代文明，理解什么样的时代潮流在裹挟我们向前，而人类又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走向进步。作者说，书中的“所有信件都包含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人类各文明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常规的趋势或规律”，认识这个趋势和规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
作者是把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来对待的，他已经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那样，把人类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味赞颂，而认为“人类是悖论的化身，是矛盾的集成”。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
人类真是莫名其妙啊。他们明明只是动物，可他们好像自以为别具一格。他们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看重自己的精神还是肉体。他们也委决不下，到底应该看重自己的感官还是思想。他们自视不朽，而终于要死亡。他们自诩为造物主，却沦为许多其它物种的爪下牺牲。他们聪明绝顶，然而这份智慧只不过把他们引向愚行和无理取闹。他们自称是真理的唯一判官，却在谎言中度日。他们不乏仁爱之心，却不惜光阴地彼此仇恨、互相损害。
人类是合作的生物，然而他们也极其自私。他们有能力创造伟大的艺术，却把世界弄得丑陋而混乱。他们用种种神奇的技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有辱尊严的贫困之中。他们热爱和平，却无止弗休地杀戮。他们竭力追求平等，却又发明和维持说不完道不尽的不平等，设置在阶级之间、教派之间、男女之间。他们鼓吹宽容和理解，却为了不同的信仰而相互折磨。
虽然人类在地球上造就了伟大的文明，但也为自己和其他物种制造着不幸。作者的笔调似乎不无悲观，他是在呼唤人们直面危险而混乱的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真实面目。
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出问题大多不故作高深，这些问题往往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习焉不察、不假思索罢了。比如：为什么家人总难相处？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我们会生病？作者都能以小见大，从生活现实中引发出发人深省的哲理。而另一些问题，暴力是必要的吗？民主运行良好吗？增长有哪些局限？貌似带有某种学术性，却无一不是我们人类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根本问题。这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西方教育家莫提默·J·艾德勒的著作《如何思考大观念》，那本书通过52个问题，阐释了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103个观念，和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艾德勒的著作学术味道更浓，是就西方文明的精华作哲学的思考，本书则着眼于人类本身，兼顾东西方文明，探究人类的现状和未来。
无论采用怎样的形式，无论作者写作动机如何，家书首先是教育下一代的教子书。历史悠久的传统家训，或许应该增添一些崭新的内容。我们传统的家书并不缺乏道德训诫，倒是缺乏对人和世界的基本认识。板起面孔的教训，难免让读者怀疑其作者的用意，而像《给莉莉的信》，抛却教训，重在辨析明理，启发思考，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远远超越了传统家书的范畴。这或许可谓西方式的家书，抑或现代家书。
（《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英＇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严潇潇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22．00元）
把人性还给历史
笑 蜀
《历史的底稿》是张鸣“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的第二本。跟第一本《历史的坏脾气》一样，娓娓道来，细腻婉转，对历史的脉脉温情洋溢于字里行间。这是张鸣一直以来的风格，他似乎无意于架构体系恢弘的大历史，而独钟情于历史的碎片。那些掩埋在岁月的尘土中的不起眼的碎片，被他的笔管一个一个地拨拉出来，然后轻轻地擦拭，轻轻地哈气。还真就那么神奇，就在他的擦拭和吹拂中，那些不起眼的碎片渐渐露出了精致的纹理，渐渐复活了缤纷的色彩，变得楚楚动人。
另类的当然不只是文法。在我看来，张鸣历史笔记最独特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同情的理解。即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以将心比已的态度，去看待和评说历史。主流历史研究和主流历史叙述毛病多多，而最容易招致我反感的毛病，则在于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轻狂，由这种轻狂必然客观上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似乎无父无母，自己根本不是从昨天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可以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毫不留情地审判过往一切历史和历史人物。照着自己的身高去度量古人，古人当然皆为侏儒。于是一部三千年文明史，差不多都成了黑暗史；于是近一百多年的壮阔波澜，差不多都成了浊流。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这种轻狂和攻伐，就跟对大自然的轻狂和攻伐一样，浅薄之至，愚妄之至。
对大自然是需要敬畏的，人怎么伟大，终究也只是自然之子，人的伟力永远只是对自然法则的探究和再现，而绝无可能超越自然法则之上。只有造化弄人，不可能人弄造化。人对大自然的任何嘲弄，最终都会招来残酷的报复。同样，对历史也是需要敬畏的。历史是千万年进化秘诀的沉淀，历史是无数血泪凝聚的结晶。这种沉淀和结晶是今天的根基，支撑着今天的繁枝茂叶。对历史的任何侮辱，非但不可能反衬出我们自己的伟岸，反而只会动摇我们精神世界的根本，使我们越来越病态和萎靡。
不是做历史的判官，而是做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者，只有以这样的平常心，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和评价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收获真正的教益。固然，历史上可能存在诸多弯路，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弯路也是必要的代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比古人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肯定不比古人高明，我们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狼狈状并不在古人之下，代价并不在古人之下。
对历史抱以同情的理解的平常心，可以说是张鸣历史笔记的最明显的特色。于是我们看到，杜月笙之有名，不仅在于他善于跟上流社会打交道，而且在于他跟上流社会交往的同时，不忘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民众，尤其为上海产业工人讨利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甚至不惜为此开罪国民党当局。于是我们还发现，我们平素了解的袁世凯不甚准确。真实的袁世凯不仅是近代化转型的主要推手，而且最为后人不齿的称帝之举，初衷原来可能是反制民初军阀跋扈、地方割据，这固然不智，却未必完全险恶——纵然称帝，要建立的也只是君主立宪制而非绝对复古，而在君主立宪制与现代民主之间，并非就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同时还知道，被嘲笑了一百多年、侮辱了一百多年的叶名琛，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弱智。“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的。走（逃）的话，清朝的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叶名琛只好“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他别无选择。这固然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奇观，但问题在于，叶名琛碰上的，也正好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背景有着这样的奇观，又何足怪哉？“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这是笔者在张鸣历史笔记中随意选取的几个片断。此种片断，在张鸣历史笔记中所在多有。其结论往往令人惊讶而一时难以苟同，其逻辑之强大却令人至少不敢轻率否定。其逻辑强大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颇具人情味，用人之常情去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不是用空洞的大言来苛责历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