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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性而为、尽性而做，因此我远离职位、官位、世俗等，也不愿在激烈的名利追逐中、不愿在繁复的人际交往中去周旋，而仅是在平淡中享受生活的乐趣、陶冶个人的性情、培养自己的睿智。除此之外，其他东西会有多少重要呢？
当然，面对着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面对着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尽管我可能对它会无所适从、无所抉择，但是我也不会无动于衷，我会对它进行认真的观察、认真的思考、认真的分析。以一种平常的心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及自己的喜好写出自己来让整个社会分享。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能够从某一个视角对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点点描述、给出一点点解释、做出一点点分析，并为民众提供一点点可选择的视点，那么我就满足了。因为，经济学人并非先知先觉的圣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或导师。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多做一点解释，多做一点分析，多做一点说明，并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来龙去脉及可能会出现的趋势罢了。
“漂一代的经济学人”就如无根的浮萍，漂在平淡中、漂在性情中、漂在“无名、无利、无功”顺性而为中！而这种“无”就是我理解的“漂一代经济学人”之根！
（2002年8月）
在“闲”中寻觅真情——读林行止《闲在心上》有感
收到林行止先生寄来的《闲在心上》大作已经有一两个星期了，本来早就该写点什么，但种种繁杂之事让我忙得不亦乐乎。是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蜂拥而来的种种信息、随着名利光环烦人的诱惑，多数人都为“忙”而活着。忙于学习与求知，忙于玩耍与外出、忙于赚得金钱与财富、忙于显示自己的个性与魅力、忙于提升自己的地位及获得某种权势等等，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忙”中，现代社会人们的本性及真情也慢慢地在丧失。人们有的是逻辑与思考、有的是条分理析、有的是装模作样、有的是虚张声势——而却少了来透露出你的真性、显示出你的欲求，更无法来表现个人的情感。而这一切只有当你在闲时才能把自己的真情一览无遗。
不是吗？林行止的《闲在心上》不就是以一个“闲”字来展现人的真情吗？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尽在其中。在剑河畔的闲步，看到的是思古幽情的中世纪建筑、绿草如茵的公园、剑河的流水、河中的天鹅、成群的野鸭、寒冬里的喂鸭人——1960～1970年代英伦的自然真情尽收眼底。假期闲步外出，到处都是穿着最随便衣服的人群——野餐的家庭、上教堂的信徒、入城观光的乡下人，大家没有拘束、没有匆忙，闲庭信步，任其逍遥。早餐的单调、下午茶的闲致、晚餐的丰盛，一般英国人的真实生活已跃然纸上。
在那冰雪未融、初春刚到的日子里，如果躲入“宾至如归”的酒吧，一杯酸啤酒，一块自制的三明治，与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坐在真正用煤块或柴枝生火的炉前，说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趣闻逸事，在嬉闹中打发一个下午或黄昏只是眨眼间的事。而在隆冬上酒吧，亦有它另外的乐趣。“你大可买一杯酒，然后走进雪仅及脚背的后园或前院，如果万幸天上有太阳，景色当然更佳，不然在灰色天穹下，大口喝酒，内心暖洋洋，亦不失其乐。”还有英国家中宴客、建筑工地的务工、餐馆的劳作等，如果没有作者亲身体悟，是无法活灵活现地把这些真情展现在读者眼前的。
还有，那天才怪人韦白龙，“衣冠不整及臭名远播的‘滚友’。他口不离烟、很少刷牙（遑论沐浴）、永不铺床，但在追求女性上，几乎是战无不胜，令人啧啧称奇，其实是令不少男性感到羡慕。”《简爱》作者夏绿蒂三姐妹的股票投资、欧罗之父蒙代尔的酒仙之形象等等；这些都是林行止先生从自己或他人“闲”中寻觅到人的真情。当然，林行止的大作中更多的是在“闲”中寻觅制度形成的真情、经济生活中的真情。
在人类社会的历程里，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都是一个扩展秩序的合作过程，而且任何人为的设计与安排都只会扼杀制度活的生命。这点在哈耶克那里阐述得最为透彻。林行止在《闲在心上》对不少礼节、习俗寻根探源的追究与考查，其实也正是在对这些制度安排演进与发展真性的探究。在《高尔夫球与资本主义》一文中，不仅指出打高尔夫球与资本家经营活动的一致性，球赛不允许对错误做出修正，参与者必须对客观形势做出仔细考虑，对主观条件做出最正确的估计，然后击出无可反悔的一击。而且指出了高尔夫球起源于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牧羊人于放牧时用牧羊棒在草地上击打圆石的游戏演变而来。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人将之发扬光大，而现在通行的准则与规则直到1754年成立“皇家高尔夫球会”才完成。也就是说，高尔夫球游戏规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
还有在《有女同车的礼仪》一文中，对大家习以为常的礼仪，即与女伴同行，为什么只可越过车头而不可绕过车尾做了一番精彩的探究。原来，在马车时代，男性陪女性上车坐好之后，必须绕向车夫交代目的地，上车后才吩咐车夫往哪里去，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这种习俗一路相传，到了汽车时代，不但没有随马车的淘汰而绝迹，反而成了不成文的礼貌。再有，如情人节的起源及情人卡的演变，也是别有一番情致。在《未免有情与商情》文章中，指明了情人节大致起源于公元3世纪。当时一位叫华伦泰传教士在被处决前的2月24日，写了一封充满温情、洋溢爱意的信给狱卒失明的女儿，并以“你的华伦泰”签署，由于华伦泰就是示爱的代名词。而情人卡能够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大行其道，不仅在于当时邮政制度化、商业印刷开始普及，而且在于人们观念上的重大变革，自由恋爱的兴起，“青春少女与烦恼少男，为了向心上人做试探性示爱，情人卡遂成为最佳媒介；女性向来比较矜持，情人卡因此成为示爱最佳途径。”尽管这些行为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是人类的种种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微小行为长期积淀的结果，都表现为一个自然的扩展过程。在《闲在心上》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是人类制度演进过程的展现。
在《闲在心上》，以一个“闲”字贯穿始终。但是，林先生对“闲”字的理解与他人实有异趣。这个“闲”字不仅在于林先生在英伦求学时，不看本行的书，看其他学科的文章及书为闲，如林先生读的是经济学，那么文学传记、艺术、音乐、修身养性之道、外游、人的生性之欲等都为“闲”。而且在于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用经济学的数据来看这些闲事都为“闲”，可以说，这不仅表明了经济学家所观察的事件及问题的视角，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理解的事物真性一面。在整部《闲在心上》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这种分析方法或许是来理解事物真性的另一种方式。
如公司年报与色情小说，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低级色情小说的内容单调（如主角们一碰面就接吻抚摸上床或就地做爱）与上市公司的年报如出一辙。还有，在《情话快慢板》一文中指出了现代少男少女为何对性问题越来越开放，其原因有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自然不可忽视。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古时候人们那种充满哲理的谈情说爱和写长信诉说衷肠的闲暇没有了。现代人们要做的事情太多，面对着供给时间的不足，对于爱情或性欲的追求，不得不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现代男女轻易坠入爱河、跌落睡床，正是他们下意识里感到时间可贵，迅速“解决问题”以尽量节省时间所致。这样的分析尽管不敢完全苟同，但也许活灵活现地诉说了人类情爱变化的真性。
在林行止的生活中，闲时听音乐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最好方式。因此，先生对音乐自然十分爱好了。而在《闲在心上》文章中，有关音乐的文字也就不少了。不过，林先生论音乐，不是乐曲的优美、演奏家娴熟的技巧，及听得如痴如醉的听众。而是名琴如何获得、名琴价格如何上涨、演奏家人才的选拔与薪资等等经济方面的问题。而这些则是以往艺术家们不屑一顾的东西。《不停演奏》一文，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肯尼地，尽管很早就成了著名的职业演奏家，但是有几年时间时一直借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的一把名琴。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把名琴的价格贵得他买不起，不过，欣赏其才华的琴主同意借给他，每年估值一次，如果肯尼地届时储蓄够了钱，便按估值卖给他，哪知肯尼地的收入追不上琴价增值，使得肯尼地一直无法购买这把名琴。还有，在世界上大多数乐队里，为什么女乐手明显少？这在于选拔制度上有问题，在于评审人在选拔时对仪容、谈吐、肤色及性别所显露出的明显倾向性歧视。
总之，在《闲在心上》的大作中，尽管整书都是闲言闲语、闲话闲听、闲论闲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经济数据、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的奇闻逸事、经济学的思维及分析方式尽显其中。按照林先生之所指，书中之“闲”也就变成“忙”了。“闲”也只在心上。
（2002年8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2节 现代经济学家之分野
在“经济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成了社会之宠儿、社会的明星。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立体媒体，无论是演讲大厅还是课堂，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他们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不仅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且塑造着人们的现代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家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其威力是巨大无比的。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说实话，这个世界很少不受其力量的主宰。有些人在实际的活动中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会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握权力凭空臆断的狂人，也只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经济学家那里导出的妄想。人们应该深信，与观念的浸淫灌输的影响比较，既得利益的势力大大地被夸大了。观念的浸淫灌输，当然不会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对好的方面还是对坏的方面，经济学家对实际生活的影响迟早会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险。
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的分野巨大，他们对人们生活影响的重要性，并非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迥然不同的。对于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来说，就其思想言论的内涵而论，他们底蕴可分成3类，一类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类是经济工程师，三类是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3类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自然就都称他们为经济学家，但实际几者之间有显著的区别。
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既得经济利益的集团，而为一些人或一些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辩护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这种“单位化”的社会中，这类经济学家特别盛行。因为，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社会的经济利益都分割为或是单位、或是集团、或者行业的利益，这些单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寻找自己的代言人。而这类代言人为了获得自己代言的社会正当性，总是会以社会利益为幌子，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谋团体或个人之利。例如，国内股市一有波动，特别是股指下跌，总是有“经济学家”出来指点江山，放出各种消息，什么国有股减持今年不能启动、二板市场应该早出台、股指期货市场成行，甚至于说什么要像保护婴儿那样来保护中国股市等等。其实，这些言论除了维护自己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用处。
当然，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在一个民智大开的社会中，通过市场竞争，这些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无法垄断社会话语权的，民众也有能力来识别其中话语的玄机，加上言路大开，这类既得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要想误导民众并非易事。受市场竞争力量的驱使，这类经济学家也不会明目张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