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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最后肯定是行不通的。
为了早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积极协助基拉宁主席开展工作。在基拉宁提出承认中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议案后，萨马兰奇一方面帮助劝说欧洲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支持基拉宁的提案；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台湾方面采取合作态度。11月25日，国际奥委会作出决议后，台湾奥委会曾因坚持使用自己所谓的“国旗”和“国歌”而被禁止参加奥运会。萨马兰奇担任主席后，在坚持维护国际奥委会决议的效力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台湾体育事业的发展。经过他努力说服，台湾地区体育组织终于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从23届奥运会开始，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体育运动员同时出现在奥运赛场。萨马兰奇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唯一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北两个会员并存的国际组织。
对于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萨马兰奇都予以坚持制止。1988年冬季奥运会上，两名台湾运动员违反奥运会的有关规定，佩带并在雪车上张贴台湾当局的标志。对此萨马兰奇予以严厉批评。后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就此事写给国际奥委会一封信。信中承认台湾运动员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保证以后不再违约。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台北奥委会对雪车项目领队梁春元的处分决定：取消领队资格，以后不准许其参加冬奥会。萨马兰奇在执委会上强调说，以后对于中国台北运动员在奥运会中使用会旗会徽的问题，要予以重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亚特兰大奥运会召开前一年，组委会在一本供其工作人员学习用的小册子中有违反国际奥委会关于台湾问题决议的内容。中国奥委会严正指出其错误后，美方表示了道歉并且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为了避免在奥运会上再发生类似事件，何振梁在两次执委会上就此作了发言。他强调说希望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忽视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更不要制造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和超出控制的问题。他说，鉴于美国政策上的某些变化，他愿意在奥运会前一年就指出，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百周年奥运会不应该被美国或台湾地区的某些政客用于政治目的。两次会议上，萨马兰奇也都对亚特兰大组委会提出严重警告，要他们避免卷入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争论，维护国际奥委会1979年11月洛桑决议。
萨马兰奇早就意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应该在奥运会中显示出她的力量，而且应该在国际奥委会占有相应的地位。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萨马兰奇就向国际奥委会积极推荐新中国的人选。经过他的努力，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于1981年10月2日在巴登堡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8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被一致同意接纳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一枚奥林匹克五环金质别针别在何振梁的衣襟上，然后握着何振梁的手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何振梁没有辜负中国人民和萨马兰奇的希望，他积极工作，并且为发展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的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萨马兰奇对此很满意。1985年6月25日，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第90次会议上，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5年之后，何振梁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5届全体会议上又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这是在国际奥委会里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
萨马兰奇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在1982年3月，这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体育交流的问题。在访问中，萨马兰奇对中国领导人说：
“中国应该在国际体育界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把中国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中国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正像萨马兰奇预料的那样。1980年1月，即中国奥委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仅两个月，中国奥委会第一次派队参加了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她作为国际奥委会成员的积极作用。
1984年，中国又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萨马兰奇对此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是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极好机会。他还通过《体育报》对中国运动员提出了殷切期望：
“对于中国运动员，我要说，参加世界重大比赛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运动员很努力，相信会取得好成绩。我们期待中国派一个强大的体育队伍参加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虽然以苏联为首的十几个国家抵制第23届奥运会，整体竞技水平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中国体育代表团仍然以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夺取了总分第5名的好成绩，表现出中国运动员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从此，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愈发引起了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在洛杉矶奥运会尚未召开之际，萨马兰奇就说过，他要亲自去颁发中国的第一枚奥林匹克金牌。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第一天，许海峰就在手枪慢射中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取得的第1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这天，萨马兰奇亲自意味深长地把金牌挂在许海峰胸前。使这枚金牌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价值。当萨马兰奇1986年第5次访问中国时，再次见到了许海峰，萨马兰奇高兴地谈到：
“我一直记得我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颁授第1枚金牌的时刻，因为第1枚金牌是授予中国运动员的，这也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1枚金牌。”
这天，萨马兰奇送给许海峰一个精致的刻有奥运会会徽的纪念章，并期待能够在以后的奥运会上授给中国运动员更多的奖章。
1982年以后，萨马兰奇又6次访问中国，更加加深了他对我们这个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历史传统的国家的理解和感情。这6次访问分别是：
·1983年9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
·1984年10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国庆活动；
·1986年4月，代表国际奥委会向中国领导人授勋；
·1987年11月，在广州出席第6届全运会；
·1990年9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
·1993年5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的开幕式。
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对一个国家进行如此频繁的公务访问，只在奥运会主办国和欧洲国家较为常见。因此，他对中国频频访问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每次来访，萨马兰奇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总是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放过任何一个观察和参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机会。
1993年5月应邀出席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开幕仪式时，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3位副主席、一名执委、9名委员和2名名誉委员及他们的夫人、秘书随员等50多人抵达北京的时间是5月9日中午；稍事休息就换乘专机飞到上海；下午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亲切会见；晚上8时出席东亚运动会的开幕仪式；第二天观看游泳比赛，参观了上海万人体育馆和新闻中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听取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东亚运动会的工作汇报，为体育摄影和邮票展览剪彩，出席上海市、国家体委及中国奥委会主办的宴会，还分别会见了参加东亚运动会的几个地区性奥委会的领导人，当天晚上赶回北京。第3天的日程安排更加繁忙，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接见；在中国奥委会听取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屠铭德和技术主任娄大鹏的陈述报告；给陈希同、伍绍祖、张白发、张彩珍四人颁发奥林匹克勋章。下午和第二天，除了视察北京的体育比赛场馆外，还两次参观第三届全国体育美术展览；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教材的首发仪式；还饶有兴趣地参加了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进行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有趣的是，尽管日里万机，12日萨马兰奇还和陈希同、何振梁等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人一起在北京街头骑了大约10分钟的自行车。萨马兰奇是想通过这种行动表达他对普通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通过访问，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不断加深。在祝贺中国体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在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应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推动作用。
早在198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萨马兰奇就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中国能举办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
萨马兰奇在应邀参加中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时又再次表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取得了许多新成就，而且中国还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他认为，在中国举办亚运会已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
当在汉城召开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上，决定由北京主办1990年亚运会时，萨马兰奇当即向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发来了贺信，并表示：“我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尽可能帮助你们。”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第11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并予以极大的支持，他曾预言：“我相信第11届亚运会一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因为我十分了解中国人民。我知道，中国人办事认真，遵守组织纪律，又热爱体育事业，他们把组织办好亚运会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这一切都是亚运会成功的有利条件。”
亚运会召开前，萨马兰奇来到中国，参观了亚运村。他对亚运村的建设表示满意。事后，他对记者说：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能力感到吃惊。在参观亚运村时更感到震惊，那确确实实是一座可容纳9千人的高水平的运动村。”
亚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萨马兰奇说：
“亚运会各方面都进行得非常成功。一个成功地组织了这一切的国家是有能力主办奥运会的。中国拥有所有必要的体育设施，只缺少一个大型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一个自行车赛场。中国申请主办奥运会并不是没有资本。”
对于中国在奥运会取得的成就，萨马兰奇总是由衷地感到高兴。1992年7月27日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在办公室里亲切会见了北京市奥申委的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等，何振梁陪见。他说：“几年来中国为发展体育作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好的成绩，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在你们那里举办一次奥运会是应该的。过去你们在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中默默无闻，但这次取得了金牌，给人们以震惊。中国人每取得一块金牌，我总是很高兴。1984年我亲自给中国运动员发了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
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要算萨马兰奇与“乒乓奇才”邓亚萍之间的忘年神交。
邓亚萍出身于乒乓世家，从小练就一种不服输、不怯场的心理素质，不少人说她“人小心黑”。她不管国内比赛，还是世界大赛，也不管对手是谁，名气多大，上得场来，牙关紧咬，双目圆睁，能赢10分，绝不赢9分。她打球“杀”心特重，从来不受对方影响。她个子矮，手臂短，控制球的范围小，便尽力抢在前面、打在前面、发力在前面，打出的球既狠又刁。为了这，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练就敏捷的步伐，弥补个矮的不足，她每天都坚持大运动量，训练经常在腿上绑上重重的沙袋，加班加点。她的节假日，基本上在训练馆里度过。为此，恩师张燮林经常勒令她休息，并怕她错过吃饭时间，送去鸡蛋以补方便面之营养不足。张教头每每谈到这些，都无限感慨地说：“这种人太少了。”
艰苦的训练加上天生的“杀气”使邓亚萍这位年轻的选手很快在全国崭露头角，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大赛的冠军，被誉为当今世界“第一怪球手”，威震世界乒坛。
1991年5月在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女单决赛中，邓亚萍第一次从萨马兰奇手中接过了盖斯特杯。9月又在松本县举办了“萨马兰奇主席杯”乒乓球国际锦标赛。热爱乒乓球运动的萨马兰奇很赞赏邓亚萍精湛的球艺，更爱她敢于向强手挑战又不服输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