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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垒里的人立刻想到的是小帆船有可能被印第安人缴获，他们指望船上的人会抵抗。他们向船的方向大声喊话询问船那边的情形，船上的人喊话答道：船上的人安然无恙，保持勇气。从小帆船上射出三枪。一个“精壮汉子”——显然是印第安人的头儿——定居者们认为他非常勇敢——此人站在“我们的毛瑟枪射程一半的地方”向船上射箭。他们看到他放了三箭，均被“躲过”：第一枝要射的那个人只是蹲了一下，箭从他头上飞了过去。正当有人将枪对准这个领头的人时，他“发出一声不同异常的怪叫”，印第安人顿时四散而去。
一行人中无人受伤，但刚才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如蝗之箭，差点射中某些人。更有甚者，他们本来在营垒中挂的衣物，在印第安人进攻时都没有时间穿。现在他们回来一看，这些衣物早已被射得“百孔千疮”了。他们留下六个人守船，其余的人追赶退走的印第安人去了，但是他们也只是放了几枪，便匆匆回营而来。
他们对印第安人留下的物件作了一个粗略的清点，捡到十八枝箭，其中大多数散落在地上的树叶中。从这个情况分析，地上还有许多他们没有看到的箭。（他们将这十八枝箭交给琼斯带回英国。）这些箭的箭头种类繁多，有的是铜制的，也有用雄鹿的鹿角和鹰爪做的。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初遇”。
印第安人就象当年斯克卢比的村民们那样生活在历史的背景之中。在定居者的眼里，他们是那种从树林中出击、人数不详、烧杀抢劫、口出怪声，放一阵箭便溜之乎也的野蛮人。而在印第安人的眼里，一场入侵正在进行之中，入侵者是些携带邪恶的象毛瑟枪那样的武器的人，谁知道这些家伙们还有什么绝招。这帮身穿奇装异服的人的身上无疑带着在他们之前来到这里的同类人造下的坏名声——绑匪、剥削者和奴隶贩子。
从“五月花号”在鳕鱼角出现并在普罗温斯顿的港湾抛锚的那一时刻起，印第安人就在仔细观察他们的每一个举动。显然，这些新来的人不只是渔民和商人，因为女人和孩子都是同船来的。有几支武器精良的人马似乎在寻找合适的地点建个村子。印第安人首脑也许对他们的行踪以及他们的举动的含义进行过讨论。
印第安人对“初遇”的描述很快引起了部落首领的关注。
定居者登上小帆船出发去寻找一个港湾。他们中间曾经来过这里的科平向众人保证他知道附近有一个良港，他们能在天黑前到达那里，但是过了一、二个小时，天上开始下雨雪。下午，大风骤起，掀起海浪，直到把舵的铰链折断。他们无法调整航向。有两个人操起桨来在海浪中划行拼命把船给稳住了，并且可以转向。船上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们的处境万分危急。很快就可能有性命之忧。
科平大叫道，“再加点劲——我已经看到港口了！”但是夜幕已经降临，风暴有增无减。一阵阵风吹过，他们将能升起的帆都升了起来，但风力甚猛，将桅杆折成三截，将风帆吹到船边。科平很可能将“Gurnet角和Saquish角之间明显的间隙误认为港口的入口，他在浅海区的海浪汹涌、桅杆折断、风帆旁落的情况下将船引过布劳恩海岸。船上的人急忙操起划桨，继续向北挺进，谁知傍晚时分才发现在他们正前方的是暴雨和Saquish角那里扑来的排排巨浪。”
“你们如果是七尺男儿，就把船转过来，否则我们就全完了！”科平对着那些划船的人大喊。划船的人响应了他的召唤，在他们奋力将船掉过头之后，他又大喊：“加油呀！使劲划！”他坚信他们能够安全登岸，他们顺着湍急的潮水。潮水将他们带过Saquish角，他们看到了前面被许多礁石环抱的陆地。小帆船在一片沙滩上登陆。
科平说他搞错了路径，他从未来过这个地方。一行人一时不知所措。有些人害怕此地有印第安人出没，认为还是在小帆船上过夜更加安全。其他人身上既湿又冷，实在受不了，上岸而去。他们一开始无法生火，但最终还是将火生了起来。小帆船上的人们看到岸上的篝火可以取暖，也随后登岸。天公和他们没完没了地作对：半夜过后，风向突变，紧接着结起霜来。这一小群被折磨得够呛的人，依偎在临时架起的简易篝火边，听着狂风的呼号，不知道自己正在一个小岛上，所以不会受到印第安人的袭击。他们也不知道在海湾的另一边——在那里，在漫漫黑夜里——一条平和、好客的溪流，正沿着和缓的溪道流入大海。
他们还都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到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归宿。
《五月花号》 第二部分异域惊雷（1）
12月9日，星期六这一天，睛空万里，阳光灿烂。定居者们一觉醒来，他们眼前的美洲大陆比起他们离开的英国要空旷得多，更不用说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正站在一个岛上；不知道在海湾的另一边，有一条好客的溪水正等着他们去发现；也不知道他们只是站在一个大陆的边缘。
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到处都是Wampanoag部落的印第安人，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Wampanoag部落已被席卷新英格兰的三次大流行病弄得元气大伤，定居者已经碰到的那些被遗弃的住所其实就是疫病的直接后果。这些流行病可能是那些到达缅因海岸，然后在内陆地区探险的欧洲人带来的某种瘟疫。
星期六一整天阳光灿烂，定居者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一个岛上。他们将此岛用现在传说中第一个登岸的“五月花号”大副的名字约翰·克拉克命名。他们晒干衣服，检查他们的武器，在岛上探险，但见不到一个人影。第二天，他们准备按安息日的老规矩办，休息。
星期一，他们开始着手解决最紧迫的一个问题——选一个地方开辟种植园。他们“探测了”海湾里的水深，发现这里是一个良港，他们驾着小帆船到大陆一侧，上岸后发现许多不同的玉米地，不仅仅有一条主溪，另外还有许多潺潺的小溪。看上去象是个好去处。已经被清出的土地能种玉米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万一此地不尽人意，也不要紧。进入这一年的严冬季节，他们有必要迅速作出决定。他们对眼前处境的反应就象他们向来的习惯那样，具有一种他们特有的既有听天由命的宿命倾向，又有乐观潇洒的态度的混合物。这个地方已被命名为普利茅斯：在史密斯1614年绘制的地图上被标为普利茅斯，因为普利茅斯是他们横渡大西洋前在另一侧经过的最后一个港口，他们就保留了原名。
他们将这个好消息带回“五月花号”，尽管布拉德福德得知在他们离船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年轻的妻子多萝西从船上失足落海，溺水而亡的噩耗。这件事被大的历史背景所埋没了。在布拉德福德对整个这段经历的详尽记载中，他对自己的妻子之死只字未提，更谈不上他本人的感受了。也许宿命的人生观掩盖了悲痛，也许当时人的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令人觉得无助和认命。他会不会后悔将她一同带到此地呢？她的老家在Wisbech，她娘家的姓是梅。她将自己五岁的儿子留在莱登。她可能是二十三岁。除了这些，她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永远是个谜。我们甚至连她的长相都不知道。
在12月15日，大船启锚南下到未来的种植园之前，詹姆斯·奇尔顿、贾斯珀·穆勒和爱德华·汤普森三人死于坏血病，这是当时折磨航海者的一种恶疾。（坏血病是由缺乏维生素C引起的，这种病会导致胶原蛋白分解，最终导致人体细胞的坏死。）
当“五月花号”来到离目的地两里格的地方时，迎面的来风停了下来。星期六，刮起了顺风，他们走完了这次伟大的航行中的最后一段路，尽管半小时之后，风向转变，刮起了能将船吹到普罗温斯顿的北风。就在此时此地，一个神奇的传说诞生了。第一个登岸的人踩上一块石头，后人称此石为“普利茅斯之石”。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时刻。那个地方看上去象是块风水宝地，海湾中好象有两个小岛，上面长满了橡树、松树、核桃、山毛榉、黄樟、藤条，还有一些他们叫不出名的树。他们的乐观情绪有所增长。这里水禽比比皆是，他们据此推断到了季节鱼也少不了。他们很快尝了鳕鱼、比目鱼和鲱鱼，以及他们从未见过的那么大的贻贝、螃蟹和龙虾。
那个星期天，他们又休息了一天，大家都住在“五月花号”上，等第二天再上岸。第二天，他们沿着海岸步行了七、八英里路，但是没有发现一个印第安人或者他们活动的痕迹。不过，他们还真的发现四、五条小溪，溪水喝上去非常甘美，这里同样有许多树种和草本植物，植被繁茂，郁郁葱葱，粘土有希望能用来烧制陶器。他们走得精疲力尽，当晚回到“五月花号”过夜不提。
星期二，他们走得更远，一拨人在岸上走，琼斯和其他人驾小帆船策应。他沿着一条小河逆流而上走了三英里。所有的人又都回“五月花号”过夜，他们都明白：该是为种植园的地址作决定的时候了。这时，他们面临的是三个选择：克拉克岛、琼斯河和普利茅斯。
因为克拉克岛易守难攻，尤其能对付突然袭击，所以为他们躲避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庇难所。在独木舟里的印第安人都是无处藏身的活靶子。但这个地方缺乏淡水和肥沃的土壤，不象是个可以久留的安家之地。
去过琼斯河附近区域（今天的金斯顿）的定居者一开始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但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没有考虑这个地点。那个地方“离我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捕鱼的地方太远，而且周围林深树茂，易受野蛮人侵扰”。他们必须在林中清出大片土地，因为（与印第安人）相比，定居者的人数太少了，所以这项工程太过艰巨。
现在就剩下普利茅斯了。那里有已经被清出的土地，据定居者的估计，印第安人已经在那里种了三、四年的玉米，所以那里显然是肥沃良田无疑。那里还有溪水，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淡水，溪流宽阔，不但足以停靠他们的小帆船，而且还能供他们将来造的船使用，鱼也会到溪水中来。那里有一座“大山”，他们可以在山顶上造一个炮台。从那里可以控制附近的整个区域，俯瞰整个海湾，甚至可以远眺鳕鱼角。这个地点有两个缺陷：他们建造定居点——更不用说造炮台——所需的木材要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地方才有，虽然数量不用犯愁，但需要搬运过来才行。另外，他们不知道印第安人是否住在附近。
溪水将入海口处的泥沙冲走，所以不论大潮还是小潮，船只都能靠近。“那里有一块被远古时代的冰川移动推下来的花岗岩巨石，一些调皮的人能跳上那块巨石，不用湿鞋就能上岸，那块巨石能作一个简单的木制泊位的基础”。
星期三，最后的决定是靠“多数人的声音”产生的——普利茅斯中选。不管定居者上岸的心情多么迫切，想立即动手造遮风挡雨的房子，也不管妇女儿童多么想赶紧从“五月花号”下船，踏上坚实的土地，第二天，偏偏来了一场暴风雨。小帆船一开始无法靠岸，为已经上岸在那里过夜的人提供给养，那些人浑身透湿、饥寒交迫。到了上午十一时，小帆船真的动了起来，但是风力太大，使其无法返回，这股强风将抛了三根锚的“五月花号”也吹着走。这场暴风雨一直持续到星期五，清晨时分，有个女人生下一个死婴。
玛丽·阿勒顿的年龄不详，因为她的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巴塞洛缪——估计当时大约八岁，所以她应该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历史的大背景就象对待多萝西·布拉德福德那样，也将她的不幸埋没了。她怀有身孕，带着三个孩子，坐在这样一艘摇摇晃晃、咯吱作响、气味难闻、一直被冬天的气候摧残的大木船上，经历了这样一次前途未卜的远航，她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呢？她有没有听天由命地接受这个死婴呢？由于当时缺乏任何现代医学的常识，除了遵守一些人之常情的注意事项之外，人的生死只不过是一种机遇而已，那种宿命的观点有没有减轻她的悲痛呢？其他人有没有安慰她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愿，而且上帝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呢？
星期六，他们终于上了岸，随即砍树运木，建造第一座属于整个弥撒团的房屋。星期天，二十四个定居者登岸，有一次，他们好象听到有印第安人来犯，于是作好迎战准备，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那一天，索罗门·普劳厄去世。
《五月花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