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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5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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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司马光,当然不能以现代人的民主、人权观念,要求当时他也要有这种思想或行为,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责备他在这方面没有建树。但司马光不是平常人,他是个少见的伟大历史学者,我们有权盼望他对他的时代,有所突破。卢梭的《民约论》问世以前,法国也从未有过这种思潮,但卢梭的《民约论》突破了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人能如此?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前,这世界也没有《资本论》,在美国的总统制诞生以前,这世界也没有总统制,可证明许多新思想都是突破历史法则的。
   
     我觉得司马光不能突破时代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但我们多么盼望司马光有这样的一个层面。
   
     李宁:也有人认为,你对帝王直接称名道姓,而不加上称号,常使人无法立时会意,譬如一讲汉武帝,人尽皆知,但你讲刘彻,很多人不知刘彻是谁。
   
     柏杨:中国帝王的称号很乱,有些称号甚至有二、三十字的,而且时常不一致,有时明明不是帝王,但他却有帝王的称号,像曹操被称为魏武帝,有些明明当过帝王,但没有帝王的称号,像海昏侯、东昏侯。因此,我们无法从称号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
   
     照理,加诸在帝王头上的称号,本身应该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内。但我们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譬如我们常看到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却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号,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慧的一种侮辱。
   
     虽然我们讲到刘彻时,很多人不知道刘彻是谁,但一讲王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这名字大家常用,刘彻这名字不常用。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我们只不过五千年,将来还有一亿个五千年,十亿个五千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回头,还要等到何时?尊号象征君尊臣卑,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帝王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现代人讲起人权观念都头头是道,为什么还要对帝王的称号这样计较呢?
   
     我们提到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各位打开《资治通监》,会发现司马光对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称其名,也不称其尊号,只称「上」,这样满章满篇都是「上」,请问几千年下来,谁又知道「上」是谁?
   
     因此,我不愿意用皇帝的称号,只是把他们的继承顺序,排列下来,譬如谁是第一任君王,谁是第二任君王,这样大家很快就会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好比说汉元帝和汉武帝,到底谁在前谁在后?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你一说第十一任君王、第十二任君王,大家就一目了然。
   
     写出帝王的任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们的身份不因现实政治市场,被抹杀、被扭曲,历史真相才更明显。像汉王朝第三任皇帝刘弘、第四任皇帝刘荣,连《史记》都一笔勾销,第九任皇帝刘贺也从根拔除。任数不允许发生这种卑鄙的怪事。
   
     这类历史毒瘤,要割就应马上割,不要再拖泥带水,只要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不立刻这么做?刚开始也许不习惯,几年下来就不觉得了。虽然提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一提曹丕,很多人知道,提魏文帝,却鲜有人知。
   
     人的生命有限,生活节奏又如此之快,我们能甩掉多少无聊的负担,就应立时甩掉。在转型期间也许有些不便,但渡过转型期之后,一切就好了。
   
     李宁:为什么你不考虑在译文中附上原文?这样可以让读者对照着看,比较有真实感。
   
     柏杨:对原文有兴趣的,他们可以另外购买原文对照,如要对照翻译是否错误,只要几个专家来做就可以,不必每个人都参与。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译文代替原文,如果认为翻译没有错误,那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要原文了。这就像我知道怎么开车就行,至于整个汽车的构造和原理,我不必懂,那是汽车专家的事。我想你这个想法,可能受了市面上作为教师补充教材的「原文对照」的影响,我们不是供人参考,而是代替原着。
   
     李宁:你似乎也不考虑在译文附上各家注解,为什么?
   
     柏杨:古文的注解多得不胜其数,张三、李四、王五都有,问题是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引用很多注解,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对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引用很多注解,却没有一个正确。古人在引用错误的注解后,往往自己会去解释为什么某人的注解不对。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专家做的事。
   
     我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对的注解,不必再去解释那些不对的,因为那是考据,而我们却只要结论。如果所有的注解都不对,那我就自己来做,但我不必把那些我认为不对的又搬出来讲一遍。
   
     古人注解往往该注的不注,譬如古代的罽宾国,曾派遣一个使臣到中国来,汉政府把他放逐到「县度」。从古人的注解中,怎么看也看不出「县度」究竟在什么地方。但从对「县度」这地方的险要描述,和关系位置,我认为「县度」应在喀喇崑仑山口,这是根据我自己的地理常识判断的,如果有人质疑,我欢迎讨论。
   
     再如董贤见汉哀帝刘欣,刘欣赐给董贤一样东西,叫「珠濡玉匣」。我研究了很多注解,都没说清楚「珠濡玉匣」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认为那就是「金镂衣」。当我确定是金镂衣后,我就不必引用那么累赘的一大堆作废的注解了。
   
     当然,有些注解我不敢确定是不是正确时,我就会注明某某人是什么看法。
   
     李宁: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你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不知你是否也这么觉得?
   
     柏杨:我就像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一样,该开枪时开枪,该肉搏时肉搏,至于是什么战略?我根本不懂。
   
     我认为大家应该问的是我的推理是否严谨,结论是否正确,而不是先拿一个框框来套,因为这对了解一件事情,毫无帮助。
   
     许多人问我走的是什么派?什么主义?把我都搞迷糊了。岳飞曾说过:「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天下事不全是用框框里才能解释的。大家只要问我的推理过程与结论是否合理就够了,不必管我用什么方法,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李宁:在翻译《资治通监》时,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
   
     柏杨:古文好难懂。原来我以为翻译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反正都是中国字嘛!对《资治通监》,从前我曾经看过很多遍,自信非常容易,结果发现难死人!
   
     每年大年初一,我按例去台北县土城牢房给难友拜年,今年(一九八四)也不例外,到土城看李荆荪先生时,我问李先生,古人学问怎的那么大?我们现在都看不懂,他们当时是怎么看懂的?
   
     李先生回答我:「你要知道,他们也不懂!文言文的妙处就是你不必懂,读的人不必懂,写的人也不必懂。」这话给我很大的启示,白话文像化合物,文言文却是混合物,它可以白铁和玻璃硬夹缠在一起,写的人自己不懂,看的人当然更不懂,不懂为什么硬那么写呢?那是古人的习惯,习惯把一些文字硬夹在一起,来炫耀学问庞大。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当古人用这个角度看不懂时,他就用那个角度看。譬如古人对「无」这个字讲不通时,他最后就解释成「有」。
   
     所以,文言不但文路混乱,而且前后颠倒。古人写文言文时,常是前一句后一句跳来跳去,你如果一句一句照次序翻译,那就前言不照后语,完全不通。除了混乱外,文言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简练」,常常四、五个字就包含了七、八十个字的意思。
   
     古文的难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古人好引经据典,东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西引一句古书上话,而他所引的那些话,却往往跟他所叙述的事,完全无关,他这样引来引去,也许是一时的兴致,也许是为了展示他的渊博,也许只是为了整篇文字的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是举证错误,譬如古人举某个例子来印证自己的叙述,但往往他举的那个例子就错了,这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曲解历史事实的例子很多。所以翻译起来,除了不懂很生气外,又发现明明不是这么回事,他还硬讲是这么回事,那就更恼火。
   
     李宁: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监》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高初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监》,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觉得我是在历史书上传播种子,中国革命所以一直革不好,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崇高的人权及民主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监》,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李宁:一个月十四万字的交稿量,是很庞大的负荷,在长期工作过程中,你最渴望外界什么支援?
   
     柏杨:翻译《资治通监》后,很多读者、学人专家,给我的夸奖,使我感动鼓舞。但我更需要的是鞭策,有人自称是「吹毛求疵」,但我渴盼吹毛求疵,这样才能使译本完整,我盼望挑剔,挑剔对我有益,对《资治通监》更有益。
   
     亵渎君主的柏杨·Alain Peyraube·梁其姿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巴黎《世界日报》。
   
     柏杨,本名郭衣洞,无疑的是台湾最具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于一九二○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县,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在台湾,他很快便以尖锐的文学风格、幽默感和不饶人的讽刺笔调,闻名于文学界。一九六七年,柏杨翻译一系列「大力水手」漫画,其中有描述父子二人在孤岛上竞选总统的故事。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正准备立他的儿子为继承人。柏杨虽不断为自己辩护,但仍不能避免被判入狱八年的命运。他一直被关在绿岛,一九七七年才获释放。
   
     Alain: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求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Alain: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台湾的监狱和大陆的不一样。幸好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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