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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制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县太爷悻悻然曰：「好好好，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战，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蹟。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哪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三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得，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得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副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若干年前，有位朋友要办杂志，教我去为他办理登记，那时还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管，由一位姓啥的课员主办，相谈之下，知道我们还是邻居，当天晚上，路过他门口，进去一瞧，悲夫！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六蓆小房中，太太一眼已盲，另一眼也在患严重眼疾，孩子们挤在门口污水沟中捞野菜吃。
这位姓啥的先生现在是不是还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一访便知也。然而这还是高级享受之士，有些人过的生活，简直更是节约。一位当官的朋友，过年时坐着闪光的汽车，去部下之家拜年，事后曰：「进得门来，只见一老太婆，枯坐墙隅，如同泥塑。太太出迎，穿着半破木屐，蓬头垢面，衣服遮不住腰，脸瘦得只剩下两只眼睛。房间里除了一张光板竹床外，什么都没有，所谓什么都没有，那是说真的什么都没有。」
柏杨先生降生时，据说有红光冲天，香闻十里，所以天生的讨厌穷人，上边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同情他们，而是教大家奇事共赏。不过问题是，我们不是正在谈结婚大事乎？供给制遇见有人结婚，一点愁都不发，红帖子一来，大笔批曰：「交总务科。」交总务科后如何如何，他不知也。到了那一天，一顶红帐子送到礼堂。上款曰「某某同志结婚之喜」，下款曰「张德功祝贺」，一副官崽味从该帐上冒出，令人脱帽。可是，如果该红帖子降落的地方不是供给制，而是家徒四壁，骨瘦如柴的动摇国本之士，则帖子不叫帖子，而叫粉红色炸弹。一个人一月不要说多啦，平均接到一份，就不得了，一旦吉星高照，接上三份五份，那只有去街上打听啥地方有卖巴拉松的矣。盖一份帖子如果送五十元，五份帖子，就是二百五十元，以台北市目下的行情，五十元根本拿不出手，送五十元的贺客似乎有被人记仇一辈子的可能，至少都在一百元以上，负担就更惨重。尤其严肃的是，啥钱都可往后拖，连法院罚款都可以分期付款，只有贺仪斩金断铁，朋友十五日结婚，就得十五日送到，不能说先欠两个月，等年终奖金发下后准还不误；也不能开三个月的期票作抵；更不能分期付款，本来送一百元的，分五个月付之，每月由新郎执着小簿子逐户收二十元。于是就真难死人矣，有些人一见红帖子就发昏，有些人甚至把红帖子踩到脚底下骂大街，非无因也。
现代红帖子的第二特征，和传统文化有关，是只论形势，不论「礼尚往来」。柏杨先生结婚时，你送我一百元，等你结婚时，如果你仍没没无闻，或者是砸了锅，垮了台，恐怕送你二十元已是上等品格矣。最经常的是，理都不理。不过大致说来，已结婚的朋友，挨粉红色炸弹，等于白挨，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送出的贺仪，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未结婚的朋友则大丈夫报仇，三年不晚，将来总有一天，也弄个粉红色炸弹扔回去，届时只要不砸不垮，总可捞回一点。
（柏老按：一九八一年，送礼要一千元才行，十七年间，涨了十倍。）
野柳义魂
圣人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有人说，在高级洋房汽车里根本找不到芳草和忠信。高级洋房汽车里当然也有芳草忠信，不过为数似乎不多，改之为：「亿房之内，必有芳草，兆车之邑，必有忠信。」才能对劲，盖他们如果是芳草或是忠信，根本就出不了头。大凡官性兴旺的，人性必定泯灭。故圣人所说的芳草和忠信，应在小民行列中求之。于今之社会，得二人焉，一为林添祯先生，一为黄金梅女士。
林添祯先生，野柳人也，于前天为了下海拯救国立台湾大学堂学生张国权先生，惨遭灭顶，关于他的事蹟，报上登得已经够多，人人皆知，用不着我也插一脚。可是嚷嚷了已近一周，虽普天垂泪，有权有贵的官崽似乎仍无动于衷，大概觉得必须「恩从己出」才过瘾，大家一嚷嚷便采取行动，势将有损尊严。故我本来要劝大家还是不要嚷嚷啦，以便官崽们脸上磨得开之后，去自动自发。不过这年头靠官崽办事，还不如靠墙头，一切都是自己来得好，我想小民至少应该做到下列几件：
一曰：应在野柳林添祯先生跳海救人的悬崖上，为他树立一个铜像，林先生不单纯的是一个救人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在他的铜像下面，应该详细刻上他历次救人的经过，和最后殉难的事蹟。有一点要注意的，千万别请那些文言文大师执笔，林先生可歌可泣的一生，被文言文一写，就酱得一文不值矣。这个铜像不但应为全国青年所崇拜，亦应为全国老弱所崇拜，摩登男女固然可以献上花圈，若柏杨先生老一辈的人，若出海渔民的眷属，若海外旅人，海外旅人的妻子儿女，也可以前去焚上香箔，祈求平安。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林添祯先生乎？
二曰：关于林添祯先生家属，应好好为之照料，一个人如果无身后之忧，去冒险犯难，固然可贵。一个人如果有身后之忧，竟同样也去冒险犯难，就更为可贵矣。林添祯先生死后，留下一妻七子，住在可怜的陋室之中，三餐不继，前途茫茫，如果恁她这样下去，孩子们不沦于小乞丐者，几希矣。呜呼，林先生的遗属，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照顾，简直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一种耻辱，也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大讽刺。现在虽已有人捐助，但为数寥寥，以林添祯先生舍生赴义的千古侠情，他的遗属有权利得到更大的保障，我们活着的人也有义务付出更大的报酬。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几点，第一、为她们盖一座产权属于她们的房子；第二、筹募一批基金，足供其子女完成大学堂教育。
三曰：有人提议把林添祯先生舍身救人的事蹟，写入县志。此举当然很好，但这是酱缸观念。不要说写入县志啦，纵然宣付所谓国史馆，实在说来，有啥意思？柏杨先生倒是提议不必钻那种牛角尖，而应该把他写到国民学堂教科书里，再由电影公司拍成电影，由儿童文学家写成童话，作家写成小说、长诗、剧本，这才是中国青年立身的典型。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事，教育部为啥不设立一个林添祯奖学金，以鼓励行为上有卓异贡献的学生乎？
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各界对林先生的纪念和对遗属的救助，当然很热闹，不过怕的也就是这种一窝蜂，和官崽们那种喜欢放焰火的本性，过了几天，感情淡啦，焰火放完啦，林先生也被人忘啦。好人身后凄凉，是社会的丧钟，我们岂能忍住不言哉？
黄金梅女士是台北双园国民学堂的教习，也是被林添祯先生援救过的仕女之一，当她在林先生死难前两天，带着学生去野柳旅行时，她班上学生苏玉梅小妹妹不慎从仙履石上跌下大海，就在苏小妹跌下去的一刹那，黄金梅女士一把抓住。她既然无力抓牢，本来可以松手了事的，可是她并未松手，以致噗通一声，一齐下去。后来虽被救起来，但如果不是这位教习在骇风巨浪中把苏小妹妹紧紧抱住，早被卷到夏威夷去矣。
对于这位教习，台北只《民族晚报》登了一段新闻，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啥下文，假如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朋友，能动动尊腿，去学堂看看黄女士，也算差强人意。现任局长林清辉先生，官性正浓，往上看有精神，恐怕无工夫往下看也，哀哉。可是黄金梅女士是现任教习，无可奈何，我们只有盼望台湾省教育厅采取行动，至少秀才人情，传令嘉奖，或再予实质奖励，像保送大学啦，留学啦，发笔奖金啦；最容易办到的是，发她五千元之款，给她两个星期的假。
于是有人告曰：「你阁下不是已言之乎？二抓牌的特征是恩从己出；他们本来要这么办的，经你一说，鼻子一哼，就不办啦，柏老柏老，你反而坏了大事啦。」这话真是至理名言，可供有心上进之士参考。不过有一点是，不要把他们估计得过高，以为他们「本来要办」。如果不是小民们猛嚷嚷，恐怕他们连眼皮都不会抬。
野柳之地，柏杨先生老早就宣示国人，没啥可玩的，偏偏有人去玩，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果不是林添祯先生之死，世人还不知道该地经常表演「失足落海」节目，如果能因林先生，而使野柳成为现代化的郊游胜地，他死也瞑目矣。
荣华富贵
林添祯先生的壮烈义行，可以使人想到很多问题，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么都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好，君王也好，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捆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捡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得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