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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作家写稿，在打字机前，劈里朴啦，一会就是一篇。遇到阔朋友，还可以用嘴巴念出来，由女秘书在打字机上打出。或者用录音机录下来，到了晚上，自有兼差的家庭主妇，前来收取，第二天就送来原稿，略加修正，即可付印。孙观汉先生在美国写科学论文和为中国写〈菜园里的心痕〉，用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工具，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千万说给中国同胞听听。呜呼，我们啥时候才能跳出违章建筑的束缚乎哉。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那两位给丈夫写信的太太，是生在拼音文字之国，就不会把两位小酱缸蛆难得废笔兴叹矣。
除了古人好，古事好，古书好，古名也好。「古名好」者，从「古书好」上演绎出来，也就是古时候的「名词」都好。因为它好，所以连睡觉都做着心向往之的迷糊梦。写起文章，更得心应手，动不动就往外冒。《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酱缸大学堂毕业生教习，楣星高照，贼先生隆重光顾，狗先生当然又号又叫，教习先生连忙叫他的馆童，他叫不像柏杨先生叫，柏杨先生叫起来准是：「哎呀，不得了呀，有贼啦。」他叫的则是：「小子盍兴乎，厖也吠！」小孩子当然不懂啥是「盍」，啥是「厖」，和啥是「吠」，于是教习先生就又叫啦，仍然满口古名词，曰：「其有穿窬之盗也欤？」小孩子更是恍然大糊涂，而贼先生已登堂入室，动手撬保险箱矣。教书匠先生急曰：「速兴！速兴！其有穿窬之盗也。」结果贼先生不但撬开了保险箱，把年终奖金拿走啦，临去秋波，还抬走了电视机。教习这一怒非同小可，老调又出了笼，又跳又骂曰：「我先说其有穿窬之盗也欤？欤者，疑词也，尚在有无之间。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盗也，也，决词也，一定必有之词。汝因何不兴？汝因何不兴？」
这位教习露的这一手，有一句成语形容他，曰：「抛文。」抛文者，把古名词一件一件往外抛也。懂不懂在你，抛不抛在他。恶心不恶心在你，抛不抛也在他。事实上大多数同胞都是以被人往自己头上抛文为荣的，一瞧那家伙的胡子嘴里全是古名词，学问真大，道德真是高呀，就忍不住要立正。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能随时随地抛出些古名词，脸上才觉光彩，这就跟西崽人物动不动就往外抛洋名词一样，三句话必须抛出一个洋字，活着才能窝心，死了才能入祖坟。呜呼，这两种现象虽然是花开两朵，各显一枝，但却是发自一个老根，这老根就是中国人对自己失去了灵性而只剩下来的躯壳，没有自信。好像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对自己走路没有自信一样，必须抓住一条麻绳，或被一条麻绳拴住脖子，才能战战兢兢往前爬一步算一步。这条麻绳在酱缸蛆眼眶里是「古名词」，在西崽眼眶里是「洋名词」。酱缸蛆对古殭尸迷恋，西崽是对洋大人迷恋。
上面介绍的那位狗厖先生，（厖，音「黄」──不晓得它是不是音「黄」？柏杨先生在昨天之前，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字。）不过是吃古屎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真是满坑满谷，一拣一个。翻开任何一本古书，都会头晕眼花，不知生在何世。范仲淹先生就为这种狗厖事件，发过脾气。有个朋友拿一本大着请他指教，他看了两眼就放到桌子上，该朋友结巴曰：「老大人，请批评呀。」范仲淹先生曰：「我们现在是宋王朝，宋王朝分天下为二十三路，你阁下一开头就说『岭南』如何如何？岭南是唐王朝的行政区域，在宋王朝，那只是『广南东路』，你这么一写，后人看啦，还以为宋王朝也有一个『岭南路』哩。」
呜呼，真他妈的想不通，现代之人，写眼前之事，却猛抛古时候已僵已死的名词，无怪贼先生把他偷个净光。仅只贼先生偷之，还是小焉者。而把脑筋酱得不能动弹，事情才真严重。好比吧，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叶之后，根本没有「宰相」这玩艺，可是翻开古书瞧瞧，宰相硬是多如牛毛，赵普先生是「相」，寇准先生是「相」，连范仲淹先生，也被塞到「相」眼里。吾友苏东坡先生的轶事最多，在那么多轶事中，可以常看到一个字，曰「倅」，或说他阁下「倅杭州」，或说他阁下「为杭州倅」，「倅」是啥，柏杨先生一直到今天都弄不清。他不过在杭州当过「通判」，通判者，类似现在的秘书长、主任秘书之官，为啥不能照本实发，说他去杭州当通判，而必须「倅」他一「倅」乎哉？
走正路的朋友
从前之事，不必提啦，提起来能列出一张比公共汽车屁股放的黑烟还要长的表。只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明白抛文的根性是如何之深矣。明明是行政院院长，报上却硬说他是「阁揆」，真不知道「阁」是啥「阁」？「揆」又是啥「揆」？是麒麟阁乎？抑凤凰阁乎？「揆」者，大概源出《书经》，首领之意，既无阁矣，这首领又从何而出哉？明明是各部部长和政务委员，报上却硬说他们是「阁员」，这阁员又不知道是哪里钻出来的？明明是监察委员，跟古时候的御史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一样，报上却硬说他们就是御史。明明是立法委员，跟洋大人的国会议员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两码子事，报上却硬说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追随范仲淹先生之后，兴起百年之忧。把狗说成厖，不过仅只抛文，把行政院长说成「阁揆」，把立监委员说成御史和国会议员，则不仅仅是抛文而已，还有扰乱听闻的后果。若干年之后，如果考据癖朋友依然旺盛，抓住一个字两个字，说不定一口咬定那就是二十世纪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届时纵然柏杨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跟他们打架，恐怕都打不赢，盖他们有的是证据，而我老人家仅不过一张嘴。
──抛文不是缩写，称「行政院」为「内阁」是抛文，称「行政院」为「政院」则是缩写。称「监察委员」为「御史」是抛文，称监察委员为「监委」则是缩写。称「立法委员」为「国会议员」是抛文，称「立法委员」为「立委」则是缩写，缩写有其必要，抛文就成了狗厖之辈。
谈了几天对殭尸的迷恋，反应似乎颇为不佳。星期六晚上，我老人家在台北中华路四川茶馆吃茶，碰到一个「走正路」的朋友，依「走正路学」规定，他阁下本应目不邪视，以示坐怀不乱，以便升官的；可是既属四十年老交情，而我又欠屁股相迎，实在磨不开，就只好点点尊头，然后一脸严肃曰：「老头，你处处反传统，是何居心哉？」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大概是准备潜伏份子听见，回去替他美言几句的。我大恐曰：「啥长，我啥时候反传统啦，我只是反传统中那些害人不浅的观念。」他无言可答，乃厉声曰：「你真是个神经病。」我老人家人穷气大，当时就回他曰：「你真是个酱缸蛆。」说了这话，立刻就想开溜，怕他当场开揍，幸亏他阁下走正路走成了习惯，考虑有失身份，只怒目而视了一阵，悻悻而去。回家后一直忧郁寡欢，一则四十年交情为了一句酱缸蛆而废于一旦，二则我想起了一句话：「在今天中国社会上，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看起来神经病要想跟酱缸蛆和平共存，真是很难也，呜呼。
窝里斗，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属于病理学，我们现在只研究研究现象，这现象就是洋大人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盘散沙。」中国人一听有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就勃然大怒，可是勃然大怒的结果，仍是一盘散沙。其他毛病，用暴烈的手段可以收效，好像屁股上长了一个伟大的疮，既痛入骨髓，又脓血四溢，惹得性起，用小刀一挖，也就霍然而癒矣。抗战时在沦陷区，火车站买票也好，电影院买票也好，在街头等公共汽车电车也好，中国人都安安份份的排队。盖不排队不行，东洋大人一见有人乱插乱挤，立刻就大喝一声，举起东洋刀──举起东洋刀不是照头一刀，而是用刀柄通的一声捣到腰窝，捣得黄帝子孙蹲到地上努力呻吟。恁凭你以为是头脸人物，日本老爷不在乎，该捣仍是照捣，于是乎不守秩序的毛病也就无影无踪。
这真是可怕的羞辱，而更大的羞辱是洋大人从这上发现了中国人原来都是有奴性的──没有自尊，不能自治。是不是真的如此，事属另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洋刀对若干毛病，确实可以着手回春。我老人家说这话不是赞成三作牌也把东洋刀挥舞得呼呼生风，但我却赞成猛罚。你不是不肯排队乎？罚银五两。你不是闯灯乎？罚银十两。你不是不亮方向灯就乱转弯乎？罚银二十两。你不是随地吐老痰乎？罚银子二十五两。罚得你怨声载道，下次你就再也不敢啦。有一位摩托车阶级的朋友告我曰：「自从上次罚了六十元，到今天我就再没有偷渡过单行道。」国家自然大治，人心自然大安矣。现在流行的劝导杰作，徒增加三作牌跟小民间的仇恨和社会紊乱，只是「德之贼也」想出来的「貌似忠信」的乡愿主义，乃祸国殃民的主义也。
闲话拉得太远，不过想说明有些祖传毛病如果用暴烈手段，或用猛罚手段，确可达到刑期无刑的目的，而把毛病治癒（这些毛病迄今仍在跳跃，前已言之，只是「德之贼也」作祟的结果）。可是有些毛病，却不是打针吃药可以治癒的，打六○六兼吃神仙一把抓都木法度。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总是疑心人家欠他一块钱，恐怕靠吃阿斯匹灵不行，似乎得找心理医生，从内心治起。呜呼，中国人的窝里斗毛病，用东洋刀就捣不好──不但捣不好，就是砍都砍不好。用暴烈的手段和猛罚的手段，只不过像把高丽参塞到枯树洞里。盖窝里斗的毛病是一种内省的心理状态，无论是谁，讲起来演，写起来文，一个比一个明白亲爱精诚，携手合作的重要，可是再明白也没有用，该窝里斗仍窝里斗，其状跟鸦片烟瘾君子一模一样。
一张利口
提起鸦片烟，就好像提起女人缠的小脚，年轻人知道的已不多矣。可是当柏杨先生年轻时，鸦片烟却是盛行海内，名扬海外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鸦片烟设备，简直既没有体面，又没有身份。不过，鸦片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用银子买的，偏偏那玩艺奇贵，所以即令黄金如山，都会被吸净光。夫鸦片烟和纸烟不同，有些人的纸烟烟瘾奇大，一天能吸五大包，看起来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实际上不过心理作用，真真狠上一狠戒之，顶多觉得精神恍惚，没抓没拿，有点不对劲，不会有更强烈的反应，你见过有几个戒纸烟戒得用头撞墙的乎？可是鸦片烟瘾却是生理作用，真要狠上一狠戒之，那就活像东洋刀那么一捣矣。嗟夫，岂止一捣，简直千捣万捣，兼无休无止拚命的捣。痛苦到顶尖之时，宁愿一口气喝二十斤巴拉松。而更严重的现象是，纸烟不会升级，吸纸烟就是吸纸烟，顶多进化到吸雪茄、吸烟斗，出不了别的花样。可是吸鸦片烟就不然，吸着吸着，就会更上一层楼，吸起来海洛英矣。夫吸鸦片可以勉强支持，一旦吸起来海洛英，就等于往千丈深的水井里，头下脚上那么一跳，连圣母玛丽亚女士亲自出马，都救不了他。
柏杨先生从没有吸过鸦片烟（年轻时得罪人太多，虽曾被戒烟局恭恭敬敬请去过一次，坐了几个月班房，但后来实在查不出来啥，只好交保释放，这总不能算有老瘾吧）。所以当年在我们家乡，俨然正人君子。有一位表嫂，官太太也，吸鸦片吸得房子都卖啦。田产也卖啦。她儿子久仰我老人家乃人类奇葩，口舌伶俐，就拜托我前去晓以利害。对这玩艺，他可算有运气，找对了人，当下就振衣前往。老太太听说天下最聪明的人驾到，没等我翘尾巴，就知道要拉啥屎，屁股还未坐稳，她就开腔曰：「柏叔叔呀，你来啦正好，我这几天就一直要打发你表侄去找你。你瞧，我这个鸦片烟老枪，真是害人不浅，啥东西都卖完啦，只剩下这幢破屋，还有坝子上十亩稻田，如果再吸下去，孩子们将来怎么过呀。唉，鸦片烟把一个人吸得没脸没皮，没廉没耻，为了两口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