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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3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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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要想得救,不能奢望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像宋美龄女士之流,只学会了英语而已(有的连英语也不会)。所以,救中国需要另一条道路:除了政治民主化外,还要财产私有化!使「四化」变成「六化」!当我脱口而出「财产私有化」时,教室里霎时鸦雀无声,我发现大家震惊的眼神看着我,感到空气似乎就在四周凝聚。
   
   
   两千公里外信息
   统战部说:柏杨来拿稿费,十分欢迎;设立文学奖,我们有困难!
   北京大学座谈会六时左右结束,副校长罗豪才先生接我和香华到北京市区共进晚餐,罗豪才先生来自新加坡,他已很久没有回国。不过,就好像美国学者到英国当大学校长一样,他到中国任教,基本上没有文化的隔阂,水乳交融。他是法学专家,大陆需要法律,远超过需要核子武器。没有核子武器,国家还是国家,没有法律,国家不过一个未曾开化的野蛮部落而已。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也有暗淡的境遇,我想,对一个法律学者而言,伤痛似比普通人更深。
   关于文学奖,虽然在上海踢到铁板,心里已了解我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仍不愿轻易放弃,一踏进北京饭店,我立刻向朋友们表达我的盼望,反应一律是「那太好了!」但没有下文。而就在罗豪才先生设宴招待的那天晚上,回到旅馆不久,忽然接到一个远自航空距离两千公里外的深圳,打来的长途电话,听筒上响起李玲瑶女士──一位美籍华裔企业家银铃样的声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纽约曾接受她的款待,她在纽约从事房地产,而现在,她告诉我,她在深圳设厂。
   「你的文学奖怎样了?」她问。
   我告诉她碰了钉子。
   「愿不愿听一个消息?」她说,我当然愿意,「去年(一九八七)三月间,我在报上看到你要设文学奖的新闻,正巧身在北京,有一次统战部请客,席间谈起你,我问阎明复部长说:『听说柏杨打算在北京设文学奖,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阎部长说:『我们需要研究!』我说:『由哪个单位研究?』阎部长介绍一位处长,饭后我问处长说:『你们要研究多久?』处长说:『总要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然后,我回美国。
   「今年(一九八八)年初,我再来北京,统战部又一次请客,我想起了这件事,再问阎部长说:『柏杨设文学奖,你们研究了一年,应该有结论了,结论是什么?』阎部长说:『柏杨先生来领稿费,十分欢迎;至于设文学奖,我们有困难!』」
   我问她有没有询问什么原因,她说她的印象是,似乎因为我是一个反共作家。我向她解释我不但不反共,反而是一个「共谍」,我握有不容置疑的证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起诉书和判决书。李玲瑶笑起来。我又声明:事实上,我不反对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我只是反专制、反封建而已。她安慰我不要激动。
   「玲瑶,」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你从没有问我!」
   「玲瑶,」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北京饭店和房间号数!」
   「你是名人呀!」
   放下听筒,怅然若失,香华在旁提醒我说:如果能因此一下子结束文学奖的恶梦,李玲瑶真是一个天使。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第二天,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拜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拜访方励之先生,跟拜访王若望先生一样,目的只是向他说一声我对他的敬意。他是一位科学家,而且研究崭新的天体物理学,如果他对他所看到的民族危机和社会黑暗,不发一言,他的官爵势将节节上升,偏偏,他无法克制他的良知,说出一些真话,遂使他陷入窘境。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只要讲真话,就是犯了罪。
   监于拜访王若望的遭遇,我向朋友们表示很盼望拜访方励之时,总是先行声明:「如果不方便,你不必陪我们去,只告诉他的住址就行:如果地址不能告诉,告诉他的电话就行;如果连电话也不能告诉,你就说你不知道,但不要说他回山东去了。」我绝不提出使朋友受窘的要求。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地址和电话,但都允许回去查到后再告诉我。一直到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北京大学座谈会的前一天,和严秀、牧惠见面时,在场还有其他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暂时称他为赵先生,悄悄答应代我向方励之致意,当时就拨电话给方励之约定,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开车到赵先生处,由赵先生当向导,一齐前往,这真是一个十分顺利,万无一失的安排,可是再也想不到,二十九日早饭后,就要出发时,却忽然找不到赵先生的名片,无法知道他的住址,再找那天在一块聚会朋友们的名片,只要能找到其中的一位,就可请他查看;想不到那天拿到的一叠名片,竟全部遗失。我是有名的丢东西大王,在台北时,天天都丢东西,找得家人一个个心神不安,怨气冲天,但这次的名片却是香华保管的,她简直不能相信会一张不剩的全盘不见。忽然间,她想到一位同乡那天也正在场,于是请他查赵先生的名片,他在电话那端告诉说:「其他朋友的名片都在,只不见赵先生的名片。」请他查查看其他朋友的名片,他去查了一会,在电话上告诉说:「其他朋友的名片也不见了,真是糟糕。」
   我们又陷于自找的一个束手无策的困局。
   
   
   大家都在做戏
   想不到只四天时间,情势竟然突变。
   但我最后仍完成拜访,在焦急和无奈交加中,香华忽然想起她有方励之先生的电话,那是前天赵先生拨电话时告诉她,她顺手记到一张小纸条上。于是,我们动员了大清早就来旅馆探望的一些朋友,满屋寻找,总算在一大叠信封下面找到,找到后喘了一口气,香华直接拨电话给方励之,询问他的地址,然后动身,这时已经十时,大概四五十分钟车程,终于踏进方励之家的客厅。
   方励之先生神情冷静,方夫人李淑娴女士活泼智慧,这一对同是物理科学家的杰出夫妇,已在历史上创下奇蹟。世人似乎只知道「文人无行」,却忽略了二十世纪后期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有些自然科学家也会在知情或不知情下,成为当权官员的摇尾系统,来宣导暴君的皇恩。一般人对自然科学家的信赖,往往超过对人文科学家、对文化人、对作家的信赖,认为自然科学家有坚定理性,不容易被揉花眼睛。当权官员了解这种倾向,所以刻意运用。
   方励之先生暨夫人挣脱这种名缰利锁,跟中国原子科学之父的孙观汉先生一样,他们献身真理、献身人道的抗争行为,为中国科学家建立崇高的尊严形象,使人心仪。方励之先生身在国内,环境变化难测。但中国前途如果日渐光明,他们夫妇会竹报平安。
   只吃了一杯茶,便和方励之夫妇匆匆到香格里拉饭店共进午餐,而就在餐厅,忽然遇到来自台北《自立晚报》的记者和她的朋友们,又是「老乡见老乡」镜头,使时间更为仓卒,而我必须下午二时前赶回旅馆,前往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安排的记者招待会。所以,和方励之夫妇相聚的时间,更短如闪电,但已足够使我们发现李淑娴女士精辟的见解了。再一次证明:一个成功的丈夫,都有一个成功的妻子。李淑娴在区域选举中,击败共产党提名的对手,说明她与她丈夫同步。当我和方励之谈话时,我听见李淑娴告诉香华:「在物理学上,一个程式经过十次、二十次试验,结果全都失败,那就证明这个程式一定错误,必须抛弃。」我停止谈话倾听,科学家自称他的程式可以制造出来长生不老的甘泉,结果十次、二十次试验,每次都一盃下口,立即毙命,就说明不应该再用这个程式继续试验。马克斯式社会主义在苏联、在波兰、在捷克斯拉夫、在犹哥斯拉夫、在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在匈牙利、在中国、在北朝鲜、在越南、在柬埔寨,在那么多国家试验,全都失败。说明马克斯式社会主义是一个错误的主义,必须抛弃。
   我震惊的把刀叉放下,凝视着她,不敢相信这么锐利的言论竟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土上,出自一个娇小的女教授之口!「反社会主义」是灭门大祸,我高兴中共开放尺度竟如此广阔,同时也想到方励之夫妇的道德勇气,和求真精神。餐后,目送他们夫妇回去,我想,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会无怨无尤。
   我仓卒赶回北京饭店,时间将近两点,这时接到严秀、牧惠二位先生的电话,原来下午的聚会,中国作家协会本来答应除了邀请记者,还要邀请北京杂文作家一起座谈的,怎么临时变卦?他已告诉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接到通知,问我什么原因,我当然无从解释,我建议他问中国作协。刚放下听筒,朋友们纷纷赶来,传出一个又使人发呆的消息:所以不能设立文学奖,除了认为我是反共作家外,还认为我是台湾作家。除非中央政策改变,目前的情形是:台湾作家不能超过大陆作家!所以台湾作家设立一个比国家文学奖更高金额的企图,不合现阶段政策。
   然而,更奇异的消息是,朋友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刚下达紧急指令,要各传播媒体对柏杨所有言论活动,不作报导;遇到必须报导时,只可少报导,或适度报导。记得刚到北京那天,《人民日报》刊出台湾作家柏杨夫妇抵达大陆消息,周明先生提醒我说:「这是对你们特别尊重,作家回国,《人民日报》从不提一字。」我了解《人民日报》的份量,诚挚的表示我的感谢,想不到只四天时间,情势突变。这信息使我惊奇,一个朋友跳起来说:「既然如此,要记者招待会干什么,你应该拒绝出席!」但我仍是前往,虽然我的谈话上不了报,但总可以见见新的朋友,而且,我也有话要说。
   记者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出席记者有二十人左右,他们平静的问,我细心的答,当我想到我们都是在逢场做戏的时候,感到一缕悲伤,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做戏!中国人为什么要活得如此曲折辛苦?中间,记者们果然提到文学奖,我趁势宣布,不再寻求设立,宣布后,忽然觉得一身轻松,如释重负,重温多少年前走出牢房时的那种感受。
   当天晚上,几位报馆记者见告,她们已经把自行车推出大门,就要赴会时,被紧急叫住,认为不必采访了,助手去照个面就可以。记者招待会就在这种气氛中,举行了两个小时,我深深感谢记者朋友们的忍耐。
   
   
   大陆文学大系
   这是一个文化鹊桥,想不到出现我还不太了解的奇怪节目。
   就在北京,第一次听见「捐门槛」一词,我既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又不知道它出自何经何典,而且跟我无关,所以根本没有留意。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这三个字原来冲我而发,就不禁十分好奇,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要追溯到去年(一九八七)三月,我去香港参加香港电台主办的读书节目颁奖典礼,和作家彦火先生晤面,我告诉他我的构想,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解冻,但暖和的气息,已开始扩散,我有心在台湾一系列介绍大陆作家的作品,使大陆作家能在台湾家喻户晓,作品能在台湾流传,并藉着台湾精致的印刷,更进入海外华文市场。但我对大陆文坛毫不熟悉,三○年代作家当然有印象,四○年代以后作家因两岸彻底隔绝缘故,连姓名都不知道。所以我拜托彦火先生义务帮忙,作家名单及作品,统由他决定,他初步遴选十二位作家(包括一位诗人),每人作品一册,共十二册(包括诗集一册),稿酬每册港币一千五百元。彦火先生对大陆作品在台湾市场情形,略有所闻,询问我是不是有出版社委托我办这件事,当他听说只是我个人的计划时,深为担心,但仍被我说服。
   半年之后,十二位作家的十二册稿件寄到台北,我送给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先生,特别声明,第一、我同意不署名主编,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编,只要能帮助推销;第二、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彦火先生所转付的稿酬之外,我不收一文酬劳。但仍不能使王荣文动心,两个月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转介给新地出版社,我说当然可以。结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给远流。我只好多复印一份,分别再向骏马出版公司总经理林明珠女士、林白出版公司总经理林佛儿先生推荐。最后,林佛儿勉强接受,他认为十二册不能一次出齐,准备一个月出两册,使资金的压力得以平均分配,但必须由我担任主编,并付我每册新台币五千元主编费,十二册六万元,那时新台币还没有升值,约合美金两千一百元,我很高兴担任主编,但不接受一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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