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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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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江人呀!」真是耕者放其锄,骑者下其马,一拥而上,头破血出。抗战胜利后,我到东北,乃忽然一变而为「关里人」,乃山海关里边的人也,到东北的四川哥子此时也瞪了眼,初次嚐到异乡人滋味矣。关里人的遭遇似乎比下江人更糟,不仅有挨打的危险,有一次我和某一位本地人打架,他告诉他的喽啰曰:「把那老头丢到野地里喂狼。」盖杀人易,灭屍难,东北地冻天寒,野狼如海,不要说一个屍体,便是一个活人,落入狼爪,一刻工夫,骨头都没有啦。再后则来到台湾,不用多加解释,又成了「内地人」矣。回首前尘,实在找不出中国同胞好客之道,故中国诗人作诗填词,每多伤离思乡,如果真的宾至如归,则乐不思蜀,何来那么多难过乎?
   这种不好客和欺生的气度,用到中国自己同胞身上,只好自叫倒楣,无话可说。但却不能不使人愤慨,愤慨积得太多,仇恨便油然而生。稗官野史上曾记载一故事曰:张献忠先生年轻时,推独轮车去四川做生意,被一群四川流氓推入谷底,把货抢走,他爬出来赴乡长那里理论,一口陕西土腔,众人竟反咬他一口,乃挨了一顿臭揍,驱逐出境。於是,不到十年,张先生成了贼大王,率兵屠川矣。欺生的结果竟至如此严重,而迄今仍有些地方照欺不误,你说人们能接受历史教训乎?
   对仅仅是异乡人尚且如此,对洋大人更不用说矣。鹿特丹号的洋旅客在基隆停留六个小时,前来台北参观手工艺品中心,其价钱之高,足可把人吓跑,市价不过值三五十元,该中心硬要卖二百元,使洋大人大摇其头,洋竹槓敲到如此无耻程度,还搞啥观光事业?索性开个屠场,见洋大人即掳而烹之,岂不更简单明瞭。
   其实,这种毛病,不单手工艺品中心一家才有,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洋大人到了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简直如置身亚马逊河吃人部落,每一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发一点洋财。被骗得晕头胀脑,回到船上,能对这个地方有好感乎哉。
   绣花兜肚
   诚实是做人的第一要件,这不是说柏杨先生忽然也道貌岸然,打算参加道德重整会出国捞几文。而是说,诚实是最简易的做人处事的方法,用不着太大的脑筋就可干得很好。做生意亦然,很多中国同胞一见洋大人,便立刻打算敲他一票,以便过一辈子。呜呼,洋大人以商立国,算盘何等精明,我们这些半农业半封建社会上的土豹子想讨便宜,岂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乎?我们所发的「洋财」,乃洋大人牙缝里的东西,欺他们言语不通,亦欺他们城里人下乡而已。从前台湾洋大人之车和电冰箱,价格之低,简直教人笑得合不住嘴,可是现在你再买不到了矣。手工艺品中心不知道是官办的抑是私办的?这种发洋财的心理如不改正,它会连累我们整个国家,都被洋大人瞧不起,更不要提观光事业矣。
   近百年来,大日本帝国欺负中国,着实欺负得厉害。但说来也怪,他越欺负中国,中国人越对他们轻视,试看中国人有入美国籍者,有入英国籍者,有入菲律宾籍者,然而,有几个心甘情愿入日本国籍的耶?到了今天,两国敌对的形势已不存在,我却硬是佩服日本人,即以日本的待客态度而论,中国人便得羞死。台北的商店一见外国人,无不食指大动,本来五毛钱的东西,硬卖五十元美金。抗战期间,政府实行限价,报纸上大肆宣传,且有专书问世,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便有人曰:「如果这种办法行得通,经济学这一门可以取消矣。」而欺生政策亦然,如果这种办法可以发财,经济学这一门亦可以取消矣。盖最高的价格决定於最大利润,不因华洋而异。像市政府办的自来水,如果水费定价每度一千万元美金,生意虽是独佔,恐怕没人用得起,如果抱定宗旨曰:「我只要卖出去一度,就一辈子不愁。」我敢和你赌一块钱,包管连一度都卖不出。手工艺品中心定那么贵的价格,不知道他们开铺子的目的是赚钱乎,抑是专门参观洋大人摇头乎?
   卖给洋大人的东西,应比卖给本国同胞更为便宜,才是招揽之道。凡把洋大人看成嬚子者,恰恰证明自己是木瓜。中国人在日本买照相机比日本人买都要便宜,去过日本的同胞,都有此记忆也。为啥只一海之隔,洋大人到台湾,便倒了楣。
   物价不过是其中一端,比这更重要的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的,对待外国旅客,中国货最为吃香。有一次我在台北衡阳街,见有一洋大人焉,要买两件中国的绣花兜肚,店员大概读过外交系,当时便迎头痛击,另提出一卷连乳罩的胸衣,眉飞色舞曰:「你看,那兜肚手工太粗,这是从美国新到的走私货,样式最新,自带海绵,各种尺寸颜色的都有。」该洋大人表示仍要兜肚,该店员则苦口婆心,硬加开导,结果洋大人受不了聒吵,悻悻而去。柏杨先生适在旁边,一幕活剧,全收眼底。
   柏杨先生曾於前年去韩国一趟,临返时忽然想要买一件东西,必须上面有韩国字的,以便光宗耀祖,向亲友吹牛,自抬身价。可是走了两条街,都看不见足以表示「来此一游」的商品。  窗里不是中国货便是美国货,我如果买了一个双喜牌的热水瓶,或买了一架顺风牌的电扇回来,凭它证明去过韩国,你肯相信乎哉?结果跑了个满头大汗,才发现一个眼镜盒,上有一排韩文,大喜购归。搞观光事业不知道这种心理,不过一个三流西崽耳。
   困难重重
   观光事业不是孤立的事业,基础建立在国民的道德及见识上。也就是说,乃国民智慧的表露。没有这种智慧,便没有山川名胜。台湾既无一物算得世界第一,又无一事举世罕有,则吸引洋大人之术,必须向日本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学外国,学得像,学得彻底。中国人学外国,却硬是学得不像,更谈不到彻底。斑马线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凡是洋大人有之的玩艺,咱们统统有之,结果画了几条线在马路当中,诱得行人奉公守法,以便汽车隆重压死。
   问题拉得太远,再续谈日本。四年前,亚洲运动会不是在东京举行乎?有两点小事,可供参观。其一、运动会开始及中间,有各种团体舞蹈,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舞罢退出,竟没有一个耍赖开溜,溜到观众中不出来的,中国籍的观众无不骇然,盖如果换到台北,我看谁都不敢写保票。其二、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中国的国旗挂倒啦,除了口头抗议外,还惹得全场大譁,第二天,有人乘计程车,司机发现是中国人,急致歉曰:「昨天挂旗的事真不对,他们办事太糊涂。」该中国人也着实吃了一惊,这事如果发生在台北,恐怕没有一个小民理会也。
   呜呼,前者是守法,守法才能使人敬,才能使人感到安全,知道这个国家具有高等品质。后者是诚恳热情,诚恳热情才能使人爱,才能使人宾至如归。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非他们故意要露一手,乃是他们的教育使然,智慧使然。
   礼貌代表一个人的教养,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夫礼貌之恭之繁,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人的鞠躬真是上帝的傑作,娱人而乐己,使受之的人欲羽化而登仙。尤以日本女人,把男人当作暴君一样的服侍,不要说美国人被服侍得硬往外掏美钞,便是中国人都心甘情愿的当裤子。真不知道洋大人前来中国观光,有啥可去之处。有一次在台北闹市的某一个酒家门口(柏杨先生从未去过酒家,非是想吃冷猪肉,而是没有钱,若有人因之以为我道德高超,则误矣),见一洋大人向其挽臂而行的酒女腰窝捏一把,该酒女詈曰:「干你老母,乱动。」大街上尚且如此,和洋大人单独相处时,恐怕更为凶猛。
   逛过日本的旅客,无不讚口不绝,便是专门喜欢打小报告的人,都挑不出啥毛病,人家是规规矩矩赚你的钱,而且教你舒舒服服的往外掏。花钱的当时固心花怒放,花钱之后,不但毫不后悔,而且余味无穷,还恨不得再去花一次。──因又忆及一事焉,某次柏杨先生在东京迷途,苦不会日语,向一小店老闆,以笔写字问路,该小店老闆亦不知也,拉一椅子命坐,一花枝招展的女郎含笑奉茶,该八字鬍打了半天电话,才弄明白,乃领我回去。我以为不过十步八步,谁晓得他竟领我走了整整三十分钟。呜呼,八年流血抗战,一百年反日仇恨,在那一刹间,便从心头一笔勾销。第二次赴日时,曾带半打凤梨罐头往访,成了迄今仍在通信的老友。如果此事发生在敝中国,我的遭遇将是如何耶?想及至此,不禁打一个寒战。把国势搞得如此之惨,不能再吹自己能干啦(动不动就「想当年」,即令有出息,也不大)。观光事业之发展,固单独好不了,前途困难重重也。
   求名得名
   记不得出自何书,有一故事曰:一天,皇帝老爷摆驾登天安门,望着下面芸芸众生,叹曰:「不知道他们忙些什么?」旁有一官曰:「为两个字忙,名利是也。」皇帝点头久之。此故事甚妙,不但该皇帝点头,恐怕无人不点头也。有些人不信人生目的竟是如此简单,硬要再发明些别的项目,那只有天晓得。深夜自思,恐怕连自己都不舒服。盖一个人一旦宣称,他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该人如不是一个白癡,定然心怀大志。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语云:「三代以下,无不好名者。」好名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三代以上的人何尝不然乎,不过那时交通不便,无纸无笔,没有办法氾滥耳。好名绝对不是坏事,而且我们知道,幸亏人类有好名的特性,文化才有进步,飞禽走兽中就无一好名者,两条狗当街可以性交,老鼠且公然窃盗,牠们是典型的不好名,故啥都不在乎。
   美国军人有三大信念,曰荣誉、曰国家、曰责任。荣誉即好名,居了第一之位。盖好名十分重要,具有良善的本质。中国社会,却常常讥讽某也好名,某也出风头,其实只不过醋酸在暗暗作怪,恨自己没有露一手,一旦有机会可以露一手,也会照露一手不误。因之,那些以好名为非的人,真应该喝口凉水。一个人如果连荣誉心都没有,连好名声都不愿博取,则该人啥丧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干得出矣。呜呼,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在於人好名,禽兽不好名也。
   不过好名似乎得有一个境界,一些攻击好名的学说,可能是指境界以外的好名而言。桓温先生有言曰:「大丈夫生不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话可圈可点,没有人不反对。但这个年头,大家却一窝蜂照着去做,很多具有地头蛇和眼前欢气质的当权人物,似乎都如此这般。反正往好处干不行,不如往坏处干还容易些。好像一个丑八怪女人,既然每天搽一吨脂粉,走到街上都没有人看,便索性脱了裤子上马路,看你瞪眼不瞪眼也,呜呼,这种「女人脱裤」式的好名之法,正是这个乱七八糟时代的特性。
   有很多人的好名,简直好到发疯,好像明天就要翘辫子,如果不赶紧传名,就来不及矣。於是别人不肯捧场,就自己下手,自己下手还嫌不够狠,就化名出来猛干。一旦机会到来,不管晴天阴天,不管下大雪或下冰雹,先脱了裤子再说。
   昨天经过台北中山北路大桥,发现桥头有很多新种的鲜花,每株花前都有一块小木牌,上书台北市政府大小官员职衔姓名,曰「此树某官植」,「彼树某官植」,不禁大惊,人而好名到如此程度,实教人皮紧。我最担心的是那些小木牌,不知道能支持几天,小小木质的玩艺,不要说行人一脚都会踢掉,便是大风一吹,也会吹得无影无踪,拿纳税人的钱去脱自己的裤子,难道一点都不心跳耶?
   植树置牌,这种风气实际上说已太落伍。二○年代,这一套最为盛行,每逢植树之日,小职员先一星期便签报时间地点,届时工人们忙得满头大汗,把坑刨好,把树放好,然后官崽乘汽车风驰而至;然后向其部下频点其头,以示民主;然后扶锹而立,请摄影记者拍照;拍照已毕,再钻入汽车,找名女人调情去矣。官崽去后,办总务的部下,以事先做好的木牌插於树前,若墓碑然,以便行人验明正身,哈哈大笑。
   现在那些官崽全都完了蛋,植的树何在,谁也木宰羊,但它之使人伤感,固始终如一也。想不到在台湾宝岛,得以重睹昔日盛况,思古幽情,悠然而生,虽有点皮紧,也算值得。
   和植树置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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