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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于人类丰富的同情心，特别提醒该犹太朋友注意，以后你阁下再端客人盘子的时候，务必先看清楚。万一抬头一瞧，该客人竟是希特拉先生，你说，是继续端乎？抑一声不响，回去打包袱迳往集中营报到乎？对啦，我建议统一饭店的中国籍员工，不妨学一句德文「希特拉万岁」，或弄张希特拉先生的玉照，闲来无事，向该犹太朋友喊上两声，或掏出来发发他思古的幽情，似乎也是一种牛黄上清丸，能帮助其头脑清醒也。
由银行说到统一饭店，扯得太远，实在是银行和犹太不可分，每一个干银行的多少都有点犹太气质，对乎？
在我们中国，犹太人虽少，但放高利贷的朋友，却同样普遍，而且因社会的需要，不得不由个人而集体，由零星而整批。到了清王朝，遂有「钱庄」出现。夫钱庄者，大型的犹太，小型的银行也。这种钱庄，一直到一九一○年代，仍声势烜赫；柏杨先生年轻时在奉天作事，便是一直由三和票号，往家给老妻汇钱的，汇钱时，手续简单的要命，只要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柜台的小子就立刻笑脸相迎，先请你坐，然后一盃香茶，茶还没喝完，银票已双手送到跟前，这是自己汇的。如果托钱庄汇，他就给你一纸收据。不出三天，家信还没有发哩，老妻已来信说钱早收到啦，不但早收到啦，还早买了裹脚布啦，真是既恶心又窝心也。
不过钱庄离现代企业化，仍有一段距离，因再大的钱庄都是家天下，家天下这玩艺儿好像麻将牌上的清一色，如果对手是一群鸭子屎，而自己手气又顺，可能清一色加双龙抱，赢得一塌糊涂。可是，小民越来懂得越多，清一色就难做矣，再加上手气发背，三十二圈下来，连壶都不开，而仍得意洋洋，照做清一色不误，他不把裤子输掉，也得把袜子输掉。
家天下的钱庄纷纷完蛋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洋式的企业化的银行。银行的学问比钱庄大的多啦，大学堂里专门有「银行系」，研究四年都研究不完，还要到研究所再啃书本，才能略窥门径，我们当然不打算去钻这个钢板。而只是感觉到，在我们中国，银行虽取钱庄而代之，这银行焉，那银行焉，还有国营的合作金库焉，风起云涌，花样多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不叫银行，只是当铺而已。
君读过橘子和枳子的故事乎？这故事连三岁顽童都知道，但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反而忽略它的严重性。据说橘子这玩艺儿，在江南时是橘子，又大又肥，又甜又润。北方佬瞧在心眼里，痒在心头，就弄一批移种到北方，好容易开花结果，正要皆大欢喜，谁晓得长出来的，样子好像橘子，却硬不是橘子，干瘪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只好称之为枳子，以免侮辱橘子的美名。
中国自宋明两个王朝之后，一千年来的斲丧，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酱缸，不要说橘子啦，啥玩艺酱到里头，都会酱得不成东西，变成枳子还算好的，连原子弹都能变成石块也。呜呼，伊藤博文先生和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同学时，所学的都是治世强国之术，伊藤博文先生回到日本，「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七搞八搞，搞出明治维新，小小东夷，竟成为第一等强国。而辜鸿铭先生回到中国，忽咚一声，跌到酱缸里，只好当一名教书匠，度其残生。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看洋大人如彼之强，而中国却偏偏如此之弱，没有一个不义愤填膺，想努力奋斗一番。当初柏杨先生回国之时，也同样想「把头卖给识货的」。可是，折腾的结果，大家都被酱住，有的脑筋酱死啦，就也混水摸鱼；有的脑筋虽没有被酱死，也只好眼睁睁而干着急，偶尔哎哟哎哟，就被帽子铺掌柜的弄出各式各样的帽子，祭在头上，祭得走投无路。
渡江而变
我们说连原子弹都能酱成碎石块，照例必有正人君子摇其尊头曰：「过甚过甚，夸大夸大。」我倒宁愿这是过甚夸大的，但稍微一瞧移植过来的东西，随便那一个，或多或少，似乎都要离开一点它的基本精神。像民主法治吧，当然没人反对，不但没人反对，还有人日夜都在猛嚷要建立制度哩。柏杨先生曾说过，我最怕听人说建立制度，每次听建立制度的嗡嗡之声，就要发疯。盖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我不例外」，有些头目捶胸打跌，斥责别人不守法，不遵制度，而他自己却不守法，却天天破坏制度；天下有谁是傻瓜，甘愿被如此欺弄乎哉？结果你骗我，我骗你，上下交相骗，而花招百出矣。于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到了中国，遂被酱成「只我例外」，官崽越大，其例外的范围越广。
这是大焉者，谈起来伤心，不谈也罢。最近不是各方面都要求取消司机记点办法乎？我想任何文明国家，车山车海，记点办法是目前人类智慧发明的最好办法，千万不可取消。不过，任何办法只要在酱缸里一泡，准发生变态。若干时日之前矣，有一次，柏杨先生坐计程车（对啦，明明是计程车，而车篷上却硬是写「出租汽车」，实在想不通），去火车站接一位朋友，那时候台北中正路还未拓宽，两侧设有栏杆，天黑灯暗，不知怎么搞的，撞了一下，于是一位三作牌如获至宝，一跳而出，笑得尊嘴都合不住，向司机招手曰：「好啦好啦，停下停下。」司机稍微犹豫，该牌嘴脸霎时出笼，大喝曰：「你怎么，要造反呀！」这种「如获至宝」的心情便是变态，记点办法再不取消，司机无？类矣。
──说起来台北的中正路，也真奇怪，花了那么多钱，动员了那么多官崽，好容易修好啦，落成到现在，大概只有半年光景，就已破破烂烂。难懂的是，慢车道何以如此之窄？而人行道又何以如此之宽？台湾是亚热带地区，阵雨最多，所以中国式的建筑，都用骑楼来遮盖人行道，这不仅是一种德政，也是一种最高的建筑设计，君看过台北襄阳路土地银行乎？纵是四层楼高，也照样伸展其走廊，这对行人该是如何大的方便耶？可是西崽朋友把洋大人建筑那一套原封不动搬过来，遂成了人行道顶上，空无一物。
台北市中正路有现成的走廊式人行道，不加以利用，却在走廊之外，再铺上露天式人行道，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慢车道被挤得寸步难行，露天人行道而又等于虚设，为啥不把慢车道再为扩大？不把走廊人行道当作主要人行道乎？照样想不通，想不通。
如今露天人行道边坎，几乎烂了一半，钢筋水泥的玩艺，竟跟纸糊的一样，纷纷裂之碎之。有些心术不正，专唱反调的人，说是准又偷了工减了料，我对此说坚决反对，不过它碎啦却是事实，奉劝走路的小民，要特别小心，万一被伸出来的钢条英勇的绊了一跤，把尊牙磕掉，勿谓言之不预也。
既然啥都在变，橘子变成枳子，「我不例外」变成「只我例外」；则银行变成当铺，固不希奇也。呜呼，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过银行家，而只出过当铺掌柜的，君去当铺当过东西乎？──对不起，你阁下当然没有去过，岂能如此咒人？不过柏杨先生倒是经常贲临的，那股劲真像被人朝屁股上猛踢一脚。未进当铺之前，先提高警觉，观察附近有没有熟人，等确定了真没有熟人，然后低着尊头，用三级跳的英姿，往当铺里一跳。有一次正要一跳时，一个平常必须在他面前摆谱的朋友冒了出来，热烈的抓住敝手，问曰：「柏老柏老，你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里去呀？」答曰：「国泰保险公司张经理请我吃晚饭。」他大惊曰：「啊呀，你真了不起，可是天还早哩，才下午一点钟。」我急曰：「教育电台宋台长一定要我现在去录音，对全国青年讲几句话。」他听了之后，不得不肃然而退。这时候我仍有点心神不宁，该家伙万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前去一询，而二位先生竟根本不认识我，岂不自掀底牌乎。于此顺便奉劝年轻小子，攀高枝时千万不可道出真名真姓，以免对证出来，前功尽弃。
然后，进得当铺，等到喘气稍定，双手举起（当铺的柜台都那么高，最是混蛋），嗲声喊曰：「掌柜的。」（喊「老板」也可以）；再然后，掌柜的那个跟螳螂一模一样的尊头伸了出来，打量半天，把大衣接过去，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看了个够，再伸出尊头，又打量了个够，此时也，我就努力向他微笑。他曰：「身份证？」赶忙双手递上，他再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又是看了个够，曰：「相片不像。」我曰：「那是十年前的啦。」他喃喃曰：「柏杨，柏杨，有个柏玉璋是你的啥？」我曰：「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怒曰：「你怎么不认识，都姓柏呀。」我可怜曰：「真的不认识。」他停了一会，又曰：「这身份证是哪里来的？」我急曰：「真是我的，不信的话，我这里有一张稿费通知单。」他接过该单又看了个够，叹曰：「你原来还识字，唉，都是识字害了你。」我赶忙点头，他又叹曰：「这大衣给你十五块钱。」我结巴：「我原来想当三百元的。」他一听我胆敢反调，便不声不响，把大衣连身份证从窗口往外一推，唏哩哗拉，掉到地下。我只好捡起来，向他说了一火车好听的话，怎奈他只埋头看他的武侠小说，我想书中的侠客真应该跳出来照他尊头上砍那么一刀。
他大概被我说的不耐烦，也可能被我的凄惨声调所打动，才曰：「看你的大衣吧，袖子破啦，领子破啦，扣子掉啦，里子化啦，面子烂啦，穿到身上，风一吹都能吹个窟窿。而且看你的情形，准死当无疑，十五块钱买一堆臭布，我还是傻子哩。」其实袖子只破了一点点，扣子只掉了一个，里子领子根本没化，面子还是新的。但他是当铺掌柜的，而我又急着等钱用。呜呼，人穷时连理都没有啦，还说别的哉。
最后他阁下总算开恩，当了五十元，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进过当铺，他真是白活。（柏老按：我老人家一九六八年入狱时，台北还有中正路；一九七七年出狱时，台北却没有了中正路。不是它搬了家，而是改成了忠孝东路、忠孝西路啦。）
呆账
当铺和银行的主要分别，在于当铺必须用东西作抵押，而银行则不一定，有时候固然要东西作抵押，有时候没有东西，仅凭信用也是一样。世界上只有中国的银行，完全当铺作风，硬是非抵押品不可。一谈到信用，咦，信用是啥？多少钱一斤？你说你有信用，拿出你的信用瞧瞧？你不是开纱厂乎？你能把棉纱搬到我仓库里，我就借给你钱；你不是开纸厂乎？你能把成纸也搬到我仓库里，我就也借给你钱。假如你不能如法照搬，不要说借钱啦，连屁都借不到。
我们并不反对银行借款要抵押，而只是反对每一笔都要抵押。说到这里，一定有干银行的朋友曰：「我们也有信用贷款呀。」我承认也有信用贷款，但贷到该款的靠山似乎不是「信用」，而是「权势」，不过顶着「信用」的帽子而已。有人说凡是「信用贷款」的，百分之百有其凶恶的后台，甚至他本人就是该凶恶的后台。我想百分之百未免口满，一万人中可能有一个半个是纯靠信用的也。于是又有人说啦，现在银行呆账这么多，已够受的，再不发扬当铺精神，大家风起云涌，纷纷来借，岂不全成了呆账，银行岂不关了大门乎哉？
关于呆账，研究它的文章多如牛毛，有的分析它的原因，有的提出救济防止之道。不过，我真想奉劝那些正人君子，有闲功夫不妨去看蚂蚁上树，不必再纠缠这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啦；越纠缠越不清，再纠缠一百年也没有用。旧的呆账谁也要不回来，而以后新的呆账势必一年比一年增多。你阁下如果爱国心重，硬不肯相信，那么敢和我赌一块钱乎？盖呆账债主借钱，并不靠他的信用，而靠他的权势，权势一天不垮，此账就一天清不了也。
这也并不是没有妙法，最简单的一法是：全国最高元首赫然震怒，把呆账交给台湾警备司令部，一律逮而捕之，然后给他一个期限，超过期限不缴，立即执行枪决。你看他还账还得英勇吧。此法当然有点窒碍难行，于是柏杨先生又有一法，那就是，请一批地痞流氓，组织一个讨债公司，把名单开给他，讨到了对半分，由该公司派出干员，找到呆账大王，不问三七二十一，先痛揍一顿再说，你同样也可以看到他还账的英勇场面。否则的话，写再多的文章，开再多的会，把全国的油墨都用光，把开会朋友的舌头都磨掉，啥用都没有。
欠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