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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备忘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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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的路好走吗

  进城打工,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农民改变千百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的道路,是离开土地增收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并不轻松。

  2003年的一件事,揭开了农民工讨薪的序幕。

  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坐车从重庆万州区驶向云阳县城方向,视察移民区人民生活状况。当行至距离云阳县城约40公里处,公路附近隐约可见几处农舍,温总理当即要求停车。通过一条高低不平,且十分泥泞的狭窄小路,温总理带领随行人员来到公路下边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隶属于云阳县人和镇。

  走近村庄,温总理面带笑容,一一询问村民生活生产状况,〃家里几口人?孩子都能上学吗?粮食够吃吗?移民补偿拿到没有?家里有几个人在外面打工……〃坐在总理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腼腆地说,〃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在总理的鼓励下,熊德明说出事情原委:现在农民的收入主要靠打工,村里大多数劳动力都在云阳新县城搞建筑,一年收入有五、六千元左右,但是在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的过程中,包工头拖欠农民的工钱一直不还。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

  听完熊德明的讲述,温总理的表情顿时变得凝重。沉吟片刻,总理说:〃一会我到县里去,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当天晚上,温总理就赶到云阳县新城,一见到县里负责人,就立即追问起农民务工工资被拖欠的事情。晚上11点左右,熊德明与丈夫就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

  当拖欠农民工工资变成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时,熊德明夫妇是幸运的,温总理帮助其讨回工资,但在中国,更多的农民工并不像熊德明夫妇那么幸运。

  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有很多。一直以来,农民工都处于社会的底层,自身法律意识不强,为弱势群体,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

  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农民工往往缺乏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一些企业根本没有建立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工会,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失灵、协调错位等失职现象。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农民工,会隐瞒或弱化劳工纠纷,导致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

  据劳动部门统计显示,2002年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400多亿元,以广东省最为突出,调查表明,64。4%的〃三资〃与民营企业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现象。

  于是,在2003年末至2005岁初,一场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200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12月,建设部等六部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贯彻国办通知精神。

  2004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一定要在春节前抓紧兑付2003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的愿望很简单,拿到劳动所应得的报酬。即使在人们看来天经地义的愿望,竟也经历了如此大的波折。其实,保证农民工的工资不再拖欠,只是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在城市,工资低,农民工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也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孩子在城市上学难等一系列难题,不断削减着农民进城打工的热情。

  〃来这个厂一年了,每月最多能挣1200元,但工作压力太大了,几乎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下班。〃一位农民工表示。2007年,北京掀起建筑热潮,这离不开这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群,就是农民工,他们背着行李卷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住在简易的工棚里,所赚的工时费低至每小时4元钱。

  一位30多岁的建筑工人,在上海工作近10年,建造了20多座摩天大楼,自己却居住在工棚里,相隔不远就是车水马龙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他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下面是夫妻俩讨论进城务工的故事:

  丈夫:〃过了春节,我就跟着我们村的老刘进城打工去了,一个月能挣800元钱。〃

  妻子:〃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地我一个人怎么种?〃

  丈夫,:〃你在家里种地照顾孩子。遇到播种、秋收,可以请亲戚朋友帮忙啊。〃

  妻子:〃七八亩地呢,再说别人也都去打工了。农忙一到,连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丈夫:〃要不你也一起去,打零工也行。〃

  妻子:〃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丈夫:〃把孩子接到城里上学吧!〃

  妻子:〃城里学费那么高,怎么上得起?〃

  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耕作,还是进城打工,成了中国很多农民的一个两难选择。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农民进城的路并不好走。

  尽管各种利好消息不断出现:清理农民工欠薪、工伤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开始提上日程,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给农民工建造廉租房,一些企业也开始主动提高工资水平,但是迅速进入城市的庞大人口与完善的制度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农业还危险吗

  每年春节,是张有才的外孙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日思夜想的父母,终于打工回来了,给他们带来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零食。原本冷清的村子也变得热闹起来,家家灯火通明、笑声此起彼伏,张有才不禁感叹,这才是〃过日子〃啊。

  春节后不久,村里的青壮年又不约而同背着行囊离开了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现在,连孩子也越来越少了,有的跟着父母去城里上学,有的初中毕业就匆忙加入打工的大军。村子越来越空,成了空心村。一遇到播种、收割等需要较多劳动力的时节,张有才和他的老伙计互帮互助,总算不会耽误播种、收割。

  农业生产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土地、资金和劳动力。

  农村改革30年期间,20世纪80年代农业农村经济出现十年黄金增长,与农业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留在农村内部密不可分,农民自主把三要素变成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资源,并占有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进程中的增值收益,也就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农村内需也随之扩大。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并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按照中国政府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迎来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即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2008年的40%提升至55%,也意味着城市的超常扩张。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农村失去了建设的中坚力量,某些农村的确正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尴尬。

  在未来的十多年中,中国可用建设用地仅为0。27亿亩。一边是城市建设用地的缺口越长越大,一方面是农村大量闲置的宅基地,以及大量耕地荒置,在城乡土地制度和保障二元制度的背景下,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给人口转移留下了后遗症。

  张高山是重庆开县渠口镇农民,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儿子在浙江打工,一年可以净挣1万多元,儿媳在浙江海宁一家服装厂上班,一年挣2万元左右。依子女收入,张高山完全可以在开县县城买房成为〃城里人〃,但他只在城里租房,经常还会去老家看看,以表示自己继续对土地的占有权。

  这种现象在农村颇为常见,被称为不彻底的农业人口转移。其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正在显现:一方面,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孩子,他们基本没有耕种能力,耕地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大批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还导致了农舍大量空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则作这样一个假设:假设全国有1亿农舍空置,每座农舍平均价值为3万元,总价值在3万亿;假设每座农舍占地0。5亩,土地总面积也在5000亩左右。这个供应是庞大的,如果不能被购买或继承,浪费也是巨大的。

  而且,土地与土地价值在不断减少,〃人增地减〃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矛盾。目前,全国耕地面积从1995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自1979年改革开发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地400万亩以上,30年来共征用农村耕地1亿多亩。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从征用土地中得到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转让中积累了9万多亿元资产。据权威专家统计,每征一亩地就伴随1。5个农民失业。全国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已达到4500万人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1。1亿人左右。

  资金方面,随着金融业开始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目前,我国城市人均贷款是农村的10倍,农村贷款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5。94%;金融机构全国平均每万人网点数,城市是农村的3。7倍。中国农民的主要融资渠道仍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还不到五分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县范围内平均每年流出资金数额高达6000亿元,平均每个县每年净流出3亿元左右。

  农村三要素净流出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都被抽走,农民没有土地可耕种、没有资金支持发展、没有劳动力种植粮食,三农问题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十六大以来,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要求,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新世纪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紧绷,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所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谁来保障农民的生活

  在国家发改委存放着这样一份文件,一份没有完成的指标。2000年当我国宣布总体达到小康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在评价的16项指标中,3项没有达到,都直接与农民有关:农民收入指标、农民日均摄入蛋白质指标、农民的医保。时至今日,这种短腿现象还是中国三农问题面临的一个难点。

  湖北武汉一家医院里,先后住院的两个心脏病人,一个是当阳市童台村51岁的冯德凤,另一个是武汉个体营业者王鼎,同样花费3万多元的医疗费,王鼎用自己的存款一次性全部支付。冯德凤由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8750元,缓解了部分压力。剩余部分从亲戚朋友借的1万多元,至今无法还清,成了她另一块心病。

  甘肃省靖远县65岁的农民宋雪芳,自从肝部疼痛得没法干农活后,家里已经变卖了30只羊当作医疗费,钱花光后她就离开了医院。与此同时,和她患有同一种病的兰州市民正在医院治疗,病情已经好转。而现在回到村里的宋雪芳病已经越来越重,不打算再进行医治的她常这样望着远处的农田,静静等待生命的终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田玉科长期在农村调查中,得出令人堪忧的〃三个1/3〃:在农村,有1/3的农民〃抗病〃,有病不治;1/3是没钱看病,望病兴叹;还有1/3是借债看重病,但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正在普及的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缓解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要农民要增收,自己腰包里要有钱,否则,如果按住院的平均费用9000元,报销45%,短期住院对农民仍然意味着倾家荡产。

  在山西钦镇东雷村的村支书眼里,最让人发愁的不仅是村里那一两户生了重病的人家,还有10多户供过大学生的村民。其中几户至今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

  记者在湖北和家庄镇北渠西村党某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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