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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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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战局的进展,注重全局的毛泽东越来越明晰地看到:东北野战军从北向南推进,会把东北敌军赶向华北,这样,东北的优势没有发挥作用,华北的均势却受到威胁。如果东北野战军暂不攻打长春,而是调兵南下,先攻锦州,就会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东北全部歼敌之后大军入关,更会在华北形成绝对优势。 
  形成定见的毛泽东努力说服林彪南下。 
  但林彪还是难以下定决心。 
  长春,是久困之城,尽管攻坚不易,却有难无险。 
  锦州,是敌军地盘,南下深入敌后,反有全军覆没之忧。 
  作为战地指挥官,必须审时度势,考察实情,不能盲目服从上级…… 

  南下? 
  这是毛泽东第四次用兵南下——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派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北南下,贯通黄河、长江,与江南游击队和东江纵队连通,经营南方根据地。王震率军冲破日军与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一直打到江南,但还是不能立足,又撤回陕北。孤军深入,全身而退,没有被消灭就是胜利。有人说,这次南下,尽管勇气可嘉,却劳而无功。 
  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毛泽东又派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下,把战争引向敌人地盘。刘邓险渡黄河,三路大军在中原展开,搅乱敌军腹地,经过艰难奋战,还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这次南下,导致战争全局的大转折,堪称战略指挥之绝佳。 
  还有一次南下未能实施。就是在发出“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指令粟裕南下渡江,却被粟裕说服暂不南下那次。事实证明,取消那次南下才是正确的决策。 
  现在,毛泽东的第四次南下是否该行? 
  毛泽东指挥作战大胆神奇,喜好大穿插、大迂回、大规模机动作战。这种指挥风格,往往战果巨大,同时风险也极大。 
  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够完全避免指挥失误,百战百胜不过是文学语言,三战两胜就是成功,最后胜利更是英雄。毛泽东的高明,就在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 
  现在,毛泽东又要南下。毛泽东认定是高招,林彪却认为是险棋。 
  熟知战史、熟悉战局的林彪,没有轻易南下。七八月间,林彪在是否南下的问题上反复犹豫。 

  九月会议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毛泽东决心已定。 
  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放大胆子,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12日,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地域,辽沈战役开始! 
  后来,人们才看到,这也是三大战役的开始。 
  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就是从一招险棋开始的。 

  毛泽东指挥大军南下是险棋,周恩来部署民主人士北上未必不是险棋。 
  周恩来的作战地图上有两条战线: 
  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逐日逐时逐刻将各地战争进展标画在中国大地。 
  兼任城工部长的周恩来,在中国大陆外侧沿海勾画出一条海上航路—— 
  从香港乘船出发,要通过港英海关检查,必须严守秘密; 
  北上航线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必须骗过国民党海军的巡逻; 
  终点站大连港处于作战地域,必须保证安全上岸…… 
  思维缜密的周恩来反复思忖,冯玉祥的遇难带给他深深的悲痛。 
  城工部工作人员以为,失火责任在苏联客轮,我们对苏联当然应该完全放心。 
  周恩来却诚恳自责,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负责! 
  周恩来布置香港分局: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且,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随船护送。 
  北上既然危险,那就由共产党员与民主人士共同赴险。 
  冒险,对于中共,已是家常便饭。可是,香港和上海的民主人士肯不肯冒险呢? 

           3.罗隆基向中共提出自己的政纲 

  香港的李济深并不急于北上。 
  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多名宿将中被推举为民革主席,李济深其人,独具政治眼光。 
  1923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粤军将领纷纷设置障碍,惟有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拨出三万银洋、二百条枪。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主持第一期招生。李济深从此在国民党军中桃李满天下。 
  军旅出身的李济深,却能从政治大局出发,发挥自己的作用。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发生冲突,双方都要求李济深出面调停。许多好友都说李济深此去凶多吉少,但李济深还是挺身而出。经李济深调停,蒋桂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后来蒋介石怀疑李济深是桂系后台,竟然设鸿门宴扣押了李济深。随后,蒋桂大战爆发,李济深被囚禁南京汤山,蒋介石宣布开除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济深才重获自由。从此,李济深走上抗日反蒋之路。 
  李济深还领导过一个“中央政府”。1933年,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邀请李济深主持大局。李济深不仅着重军事,而且建立政权,11月20日,召开全国反蒋派参加的“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在福州,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红五星,李济深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还任命了外交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官员。后来,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追剿下失败,李济深、蔡廷锴等人被迫逃亡香港。 
  李济深到香港以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联合国内反蒋势力,共同推进抗日,赢得政治声望。1936年,李济深又主动与中共联络。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不顾与蒋介石的前嫌,公开通电,促进和平解决。连蒋介石的亲信都承认,在关键时刻,李济深还是能以抵御外侮为重。 
  李济深也重视政党运作。民盟原是“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团同盟,组织相当松散。1944年,李济深派朱蕴山去重庆,建议民盟广泛吸收无党派人士参加,实行改组。参考李济深的意见,民盟由政团改组为政党,得到迅速发展。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李济深与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郭冠杰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为了拉拢李济深,蒋介石授其上将军衔,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却当面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背弃政协决议,大打出手,又单方面召开“国大”。被指定为“国大代表”的李济深不但拒绝出席,还典出自己在南京的房产,筹措经费,到香港组建民革。 
  从反蒋抗日到投入民主运动,李济深一步步走向进步,也愈来愈显得老练沉稳。 
  现在,远居香港的李济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国内战局政事。国共大战胜负未分,港英当局首鼠两端,对驻港民主人士的监控有所放松。李济深得以放手活动,频繁与国内各方联络。 
  香港安全,北上危险,何不留在香港推行自己的战略意图? 

  上海,特务对罗隆基的看守最近也有些松懈。 
  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乘机召集留沪中委开会,就中共“五一口号”表态。 
  到会人有史良、楚图南、罗自成、彭文应、叶笃义、罗涵先等,从昆明来的吴晗也参加了。史良过去就坚决反对民盟解散,今天参加罗隆基召集的会议,她特地事先声明:自己只听不表态! 
  罗隆基提出六个问题,要与会者当场表决: 
  第一、是否参加新政协? 
  全体一致通过。 
  第二、全国解放后中共执政,民盟是否参加政府? 
  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也可不参加,而罗隆基则明确表示:要当在野党! 
  第三、能不能公开批评中共掌权的新政府? 
  意见也不一致。 
  第四、新中国是否应持独立自主外交? 
  一致同意。 
  还有两个问题,与会的罗涵先现在回忆不起来了。 
  罗隆基把讨论记录,包括投票记录,整理为政治纲领,交予即将去解放区的吴晗,正式提交中共。罗隆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中共不接受这份政纲,就不参加新政协,宁肯在中共胜利之后继续充当在野党。 
  罗隆基不是随波逐流的人。” 
  罗隆基曾留学西方,获得哲学博士,导师那斯基是西方哲学权威。师从反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罗隆基自称:我罗隆基读过的马克思著作比共产党人读的还多! 
  罗隆基回国后任天津《益世报》主编。文笔出众、知识广博的罗隆基每天发表一篇政治评论,在国内颇有影响,连蒋委员长都请Doctor罗会讲政治课。 
  罗隆基不是书呆子,罗隆基在中国政坛纵横捭阖,罗隆基享有学者政治家的美誉。国民党独裁,罗隆基坚决反对,并因而与同受欺压的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召集新政协,罗隆基也不会盲从,还是坚持信奉西方民主制度。 
  罗隆基拥护“五一口号”,是出于政治谋略,并不意味赞同共产党的“主义”。所以,罗隆基参加新政协是有条件的。 
  留在上海,可以旁观国共大战,可以就便接触外国使馆,何必北上冒险! 

  请人,有时也很难。 
  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做了多少工作,香港的民革主席、上海的民盟主席还是没有行意。 
  民主党派中有些人还是有中间道路幻想。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组织报刊论战,有些批评就相当尖锐。 
  此刻的周恩来,却表现出宽容的胸怀。 
  周恩来在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时提出:“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搞政治总是有风险的,对于政治家来说,冒险有时并非下策,真正的下下之策是冒无谓之险。 
  虽然中共这里已有五年胜利的时间表,别人那边,也许把新政协看作是未必成功的事业呢! 

             4.第一批海上冒险家 

  民主党派中也不乏勇者。 
  别人等待观望,宿儒沈钧儒不等;别人怕冒险,战将蔡廷锴不怕;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不少人主张及早推动新政协。 
  主帅不动,并不意味坐山观虎斗。李济深还是赞成民革派人去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为了回答毛泽东的邀请,李济深与沈钧儒经过认真商议,决定民革派蔡廷锴,民盟派沈钧儒,另外再加上民进马叙伦,三个代表去哈尔滨。可是,民革、民盟内部,都主张每党去两人更合适。于是,民革增加谭平山、民盟增加章伯钧,民进就没有通知。 

  香港码头,停靠着一艘苏联货船“宝德华号”。 
  对于苏联船舶,港英当局还是相当客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嘛。保密局特工也不敢找苏联人麻烦,连蒋总统都要借重苏联人来压制中共。但是,对苏联船舶的监视却是一点儿也没有放松。一旦发现民主人士登船,依然可以找借口扣押,或是报台湾海军拦截。 
  这天,登船的都是一些普通人: 
  那个高个子穿着黄胶绸衣服,戴着旧毡帽,上衣太短,还露出裤子的白布裤腰,一望而知是个苦力。这个穿长袍、戴瓜皮帽的准是富商。身后两个长胡子老先生互相挽着,大概是账房先生…… 
  保密局特工踱向远处的“泽生号”,那是一家新公司购买的,估计有中共背景…… 
  恰此之时,“宝德华号”乘机离港! 
  船上众人摘下帽子:苦力是蔡廷锴,富商是章伯钧,老先生是沈钧儒和谭平山。众人相视大笑,又过来一个海员,居然是章汉夫! 
  众人不禁互相欣赏化装技巧。军人出身的蔡廷锴自称装苦力还不大离谱,到解放区也可以和工农相处。沈钧儒则庆幸顶住潘汉年的劝说没有剪掉长髯,哪有没胡子的寿星老! 
  船舱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兴奋地谈天说地。在香港表面上自由,但实际上无形压力极大。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心情顿时轻松。 
  蔡廷锴指天画地:“别人怕老蒋拦截,我高佬蔡不怕!” 
  沈钧儒抚髯笑道:“万里奔赴新政协,老朽也当急先锋。” 
  章伯钧琢磨:“在哈尔滨开会,远了点儿……” 
  “今冬明春开会,时间也急……”谭平山沉思着,“国共决战胜负未定,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肯来?” 
  这下,大家又陷入了思索。 
  他们尚未得知,就在他们乘船北上的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正在大举南下,发起辽沈战役。 

  军事南下、政治北上,中共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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