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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老人啦，你还不糊涂？还不死？还有想法？
别催，老人嘛，大脑生了锈，你让我慢慢想。
那是……69年前吧，我刚学着走路，爹娘就跟在后边一个劲地喊：“慢慢走，不要跑。”68年前，刚走得稳当点，爹娘又喊：“走平路，眼睛看地下，不要踩水坑，不要踢路边的小石头子。”大概爹娘们自小就没有踩过水坑，没有踢过石头子，他们从来不知道穿着新鞋踩进水里的乐趣，他们根本不懂得石头子有多么好玩，更不懂得走平路有多么乏味。
今天满七十了。我想，还是让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爱怎么跑就怎么跑吧。只要路边的石子不会砸破哪家的玻璃窗又不伤着人，让我多踢几脚又如何！只要水不溅着别人，就让我双脚跳进水坑里，溅起阵阵水花，还我心灵上的满足，唤回我早已淡忘的对笑声的回忆，又将如何呢！
67年前，我刚学着自己往嘴里扒饭，碗怎么端，筷子怎么拿的教诲就不绝于耳：“你爷爷在的时候，碗要这么端！”爹说。“你奶奶最不喜欢有人这么拿筷子。”娘说。多吃什么，少吃什么，不准吃什么的规定更层出不穷。让你不管想吃什么，都得先用眼睛看看大人的脸色。那脸上常挂着各式各样的“指示”。
今天我想，只要我不碍着别人，碗我想怎么端就怎么端，筷子我愿意怎么拿就怎么拿，手抓饭，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也抓了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吗？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干嘛要看别人的脸色，我碍着谁了？我都七十啦，请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请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不行吗？
六十四五年前，背起那个书包上学堂，老师总是板着个脸教导我说：“应该这么学，不准那么学，应该读这些书，不准读那些书。”好了，熬到今天，老师们基本上都作古了，该是允许我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想看哪些书就看哪些书的时候了吧。老师们，真对不起，眼不见，心不烦，反正你们也看不见我这个不肖了。
再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更一直处于被哺育被养育被教育被抚育和被引导被指导被教导被训导的受驱使受支使受指使受唆使的状态中。虽然爹娘不在了，老师作古了，可世上就有那么多的股级副科级的领导们，正科和副处级的达官贵人们，正处和副厅级的先知先觉们，以及更高半级（郑重声明：绝不超过正厅级）的万世师表们，他们规定我只准这么看问题，不准那么看问题，教导我只能这样来思考，不得那样去思考。他们一刻不停地向我指手画脚，横眉竖眼地教我站要这么站，坐要那样坐，说也只准这么说，不得那样讲，看只能这样看，不许那样瞧，连想也只能想这个不准想那个……好在做梦无法录像，检查起来有点困难，否则有关负责人工作就是再忙也早把什么“做梦六不准”的法规制定出来了：做梦嘛，一、还是允许大家做的；二、按照做梦三原则做；三、未经请示，不准擅自梦见这个，那个，这种，那种，这类，那类总共六大项的人或事，统称“六不准”……
我不都已经70了吗，能否让我自己拿个主意呢，只要我不有损于他人，说得堂皇点，伟大点，只要我不有碍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只要我不有损于全人类，还是让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人生，看世界，还是让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过去，审视现在，探索未来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梦的事谁能管得住？少一点禁忌和限制，月亮就不圆了？
恩格斯把“思维着的精神”比作“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我一辈子跟着别人看跟着别人想，我好像没有了自己的大脑和眼睛，只开一朵花的地球能“美丽”吗？我一辈子只准照着别人的旨意活着，那我这一辈子岂不是白活了！
都70岁了，还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派胡思！一派乱想！纯属奢望！
如果这点想法也属于“奢望”，那我立即收回，只当没想。一旦梦见，立即咬自己的舌头，惊醒过来，绝不再梦。
唉，只是，只是剩下的岁月怎么熬，多余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从今往后，走在路上，见着水坑我就踩，见着石子我就踢。反正爹娘不在了，没人会管我，别人也管不着。
儿时我就没踩够，没踢够。人到七十，该是补回我那点失却的童趣的时候了。再说我也是爷爷辈儿的了，也该是我可以放肆放肆的时候了。
我就是愿意踩水坑。
我就是想踢石头子。
我呀，我还想回味赤脚踩进泥巴里，稀泥从脚趾缝间冒出来的那种乐趣呢！
这，总不妨碍什么大局吧。
就算老佛爷还活着，她也只好干瞪她的那双丹凤眼儿。
……
哟！东方一抹鱼肚白——这句肯定是从小学课本上抄下来的——南京在东边，老家的天快亮了吧。
我娘没文化，不懂得应该倒提着我，拍拍我的小屁股。她是使劲掐了掐我的人中。我的小脸逐渐地由紫变红。我满身羊水一脸皱纹地挣扎着想活过来。我想活得像个人似的。
我总算张开了嘴。
我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70年前我的那第一声哭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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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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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那些孩子
王小妮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村庄是妇孺们的天下，有力气有胆量的人都去城市了。他们自己在陌生又“富丽堂皇”的城市落脚还很艰难，他们的孩子大多只能留在乡村。
在黄河沿岸密集的村子里，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高院墙，孩子们在细腻的黄泥里追逐。曾经我遇到五个突然跑到照相机前面来的男孩，五个完全赤裸着，想被照进相机。其中一个爬上了汽车前厢盖，但是，马上窜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锅底一样烫，光溜溜的孩子不知道。这一群，五岁、七岁、八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他们一刻都不能安静，总在嬉闹耸动，像从发臭的河里刚钻出来的几条顽皮的黑鳗鱼。那村庄所在的一带，就是被称作魏晋风骨的竹林七贤的故乡。
2004年，在黔东南的古镇旧州，一群孩子包围住了徐敬亚，争着看他手里那摁一下之后就能马上出现人头人脸的相机。我们沿着光滑潮湿的巷子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能甩下他们。你照那些阴黑湿绿的古旧房子，照流着小股水流的街面，不管照什么，他们都把一个个小脑袋伸向镜头。一直望着我们开车而去。我回头看他们，那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一直到在那里站到消失为止。
在山西，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沿着结冰的土路踉踉跄跄地跑，露出开裆裤的屁股冻了，像夹着两条正在腐烂变色的香蕉。
在河南辉县，就是“文革”中打开太行山挖红旗渠的那个县。正是麦收季节，新开出来的大路边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在争抢一只竹飞机。那种东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见过，还以为早绝迹了。那种最简单的玩具，两只手用力搓，竹片就能飞上天。追抢飞机的孩子因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他们的母亲恶声咒骂。
2002年元旦，在山西洪洞县的街上，一群人每人牵一条威猛的狗招摇过市，队伍吓人地庞大，几十号人呼啸而过。后面颠颠跟着一个孩子，大约八岁，或者九岁，也牵一条黄小狗，一路都在追赶。由于狗们急于向前冲，让所有牵狗人都显得昂首挺胸，像一群“戴镣长街行”的英勇赴死者。我问街上慌忙躲避让路的，他们回答说，学校操场要举办斗狗大奖赛。很快，在墙壁上见到了告示：“世界恶犬大战”。
我所知道的洪洞，只是京剧《苏三起解》唱词里有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话让当地人气愤又无奈。“苏三监狱”的旧址还在，卖门票的比买门票的多，看起来都是些正当读书年纪的小姑娘，她们说，唱戏的诬蔑咱洪洞呢。
许多的乡村少年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真正哭喊着要读书而交不起学费的，少于主动离开学校的。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留在家里，父母下田，他没有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逛逛。他说他脑子有病，看书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点儿麦，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一夜，是用机器。农民算过了，用机器比人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都听到过。玩耍和读书相比，当然后者要痛苦。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出外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班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清远，在河北与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借着树干，搭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榻，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南方北方居然完全相似。清远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孤僻寡言，没有和陌生人讲话的愿望。
我过去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既然是“州“，以为是个大地方，开车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了那个小镇子。是读“谢”的音。当地人说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旧，全木质，虽陈旧，保留还好，灰暗的，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这儿，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路边，一个少年弯腰在一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大声唱歌，谁看着都欢快，黑盆里的水被这个歌唱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下面就讲到小偷了，偷窃犯案现在越来越猖獗，但是，我说的这个小偷顶多是个“准小偷”。
小偷出现在郑州市区临近北郊的一个还没几户入住的新住宅小区，后来知道，他在潜入别人的屋子之前，已经在小区里露宿了两天，没被人发现。小偷沿房子的雨水管爬上二楼，进入一间卧室，估计时间很短，他只是偷喝了房子里的一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十八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年纪还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
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