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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上述六条，都请同志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在中央制定并正式公布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有关各方面的工作，仍照现行制度办事。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因此，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
同志们！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全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前进阵地。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当前还是以贯彻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要以中央四位常委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第二，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第三，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
第四，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
关于“三支两军”问题，你们研究一下。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军队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抓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干部的思想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做了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
第五，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
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第六，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第七，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这方面已有成效，要继续抓好。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第八，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第二个，就是人事问题。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赵紫阳同志也提到比较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这次全会对这么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次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公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这次会议真正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同志们还有什么话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宣布第六次中央全会胜利闭幕。
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本来今天是来听会的，但是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老的不在了，或者根本不能工作了，新的又上不来，每一个新的上来，就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好像我们党里有一种风气，就是在老干部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谁拥护自己谁就是好干部。不客气地讲，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我们军队的同志可以回想得起来，一九六四年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就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相隔了十七八年。当时年轻化问题并不算很迫切，但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讲，年龄大一岁，开明增一分。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总之，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十分迫切就是了。所以，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不是老同志带头，选人也不会积极，你就是勉强下命令选了，也不一定选得那么准，其中有一些同志还是考虑，看哪一些人是拥护自己的。我们可要谨慎，“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