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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现在已开始占据未来牺牲者的地盘，他们希望新的国防军能占领全欧洲，他们特别想占领法国。
当希特勒保证只追求和平的目的时，他们却想方设法为在巴黎建立各个局创造重要前提，同时也在这儿研究必须克服的困难。保密原则是盖世太保的主要原则之一，它已经渗透到德国官方的许多组织，而且在当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情报处甚至连最低等的警察局都知道，保密对他们的工作说来是多么重要。但是各局从来没有广泛遵守这个原则，有时保密措施达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些过份的措施留下了海德里希的痕迹，这种痕迹具有他内心的性格特点，在他性格内见不得阳光，装模作样，具有他爱好秘密的那种病态性的味道。
在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每个办公室里都张贴着这样的指示：“只许你知道本职工作份内的事。对你知道的事情必须守口如瓶。”
这些事务可分为“秘密”、“严守秘密”、“绝密事务”和“秘密的国家大事”，第四种最高保密级别只适用于呈递给国家最高当局或者指名道姓的人士。
1939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向所有军事和民事当局发布下列第一号令：
“一、任何人不应知道与己无关的秘密事情。
二、任何人不应知道超出完成任务所必须知道的事情。
三、任何人不应提前知道他所要接受的任务。
四、任何人，即使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可避免的话，也不得把应保密的任务过多地或过早地传达给下级。”
扩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组织、挑选合适的人员、确定原则和方法以及物质装备等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多，这些工作使希姆莱的局和居民习惯于即将到来的适宜的“气候”：把德国所有警察合并在希姆菜的权力范围内。
这种合并分两个阶段进行。
1936 年2 月10 日，戈林以普鲁士总理的身份发布“盖世太保法令”。此令责成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去发现所有敌视国家的人，并规定盖世太保不受行政审判权的约束。最有启发性的是这个文件的第一章内容：
“秘密警察的任务如下：在全国范围内探听和反对一切危害国家的人，收集和利用调查得来的成果，向中央政府汇报，使其局不断了解重要的证据，并得到鼓励。”
这一章论述了盖世太保的真正的任务。盖世太保的任务与其说涉及到正规警察的领域，倒不如说涉及到道德和思想领域。盖世太保特务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大法官的作用，但是他们的任务是研究所有的“尝试”；同时他们又是纳粹当局的“忏悔神父”，因为当局给这些“神父”以种种“鼓励”。
根据同一天发表的，由弗立克和戈林签署的执行规定，盖世太保在全国各地获得了制订合法措施的权力。其中有一条规定：集中营必须由盖世太保“管理”。这一条是海德里希设法控制集中营的巧妙伎俩的结果，他这样做可以从中渔利。希姆莱对此毫不反对，这符合他通常的策略，他不直接给这位部下制造麻烦，因为他顾全到这位部下的虚荣心。他避免使用规章条文，而是委托党卫队特别队去管理集中营。
1934 年6 月17 日的那项命令证明了希姆菜的胜利，他被任命为全德国警察的首脑。从此以后，不论穿制服的，还是穿便服的警察都得服从“德国内政部的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的命令。
自从希姆莱于1934 年春获得对各邦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以来，警察的实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他们的首脑手里，但是这种集权只能由他手下的人去实现，不是任何一项命令部能实现的。不过6 月17 日的命令倒使全国的盖世太保有了法律基础。这条法令剥夺警察对各邦的管辖权，他们直接隶属于帝国。可是警察的薪俸继续由各邦支付，直到1937 年3 月19 日他们的工资和费用才从帝国的预算中开支。
从6 月17 日，盖世太保在形式上隶属内政部，随之而来的是帚姆莱成为真正的、独立的警务部长。如果在内阁会议上讨沦警务问题，必须有他去参加。这是希姆莱渴望七年以后所达列的，在攀登内政部高峰道路上的第一步。
全国警察的主人希姆莱重新整顿他的局，并把它们分成两类：穿制服的治安警察（Orpo）和保安警察（Sipo），他们包括所有穿便装的警察人员。希姆莱在走向灭亡期间曾经对一些人进行过考验，因而把这种高度统一化、集中化，军事化和纳粹化的警察任务托付给他们。
他根据党卫队和警察之间的合一君主制发布第一号令，确认纳粹制度下那些忠实仆人的作用并扩大他们的职权。治安警察由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上将库特·达吕格领导，属于治安警察的还有：巡警、行政警察、水上警察、海岸警察、消防队、防空队及其技术辅助人员。
保安警察由海德里希领导，它包括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
1937 年在慕尼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保安警察必须抵制国家敌人的各种企图，并把以下这些人看作国家的敌人：
1。因肉体或道德的堕落站在国民的对立面的人，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去损害那些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刑事警察对这些罪人采取行动。2。受纳粹德国人民的政敌的委托去破坏德国统一和毁灭国家政权的人。这些侵略者将由盖世太保处置。从那时起，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成为希姆莱的“光荣”，它们对“繁荣”纳粹政体共同起着作用。海德里希把盖世太保的领导权交给他的助手海因里希·缪勒，实际上他从1935 年以来就担任盖世太保的领导。此外，他把刑事警察的领导权交给那个老行家阿图尔·奈比，使他又回到了他原来干的那个行当。
将军们似乎对纳粹党在国家内部的新挺进并无反应。他们可能没有觉察到希姆莱权力范围内新部署的意义，但是他们很快会有机会相信这些措施是多么厉害。
1933 年1 月30 日晚上，寒气更加逼人。然而，柏林市市中心的大街上仍人声鼎沸，热闹非常。威廉街和威廉广场上聚满了人群。身着褐色制服的纳粹分子手执火把，兴冲冲地涌向街头，举行游行，庆贺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他们高举着巨幅红旗和印着字的纳粹党党旗，由军乐队开路，一队一队地从帝国总理府前通过。希特勒僵硬地站在总理府大楼的阳台上，伸着右手，额上垂着一络头发，嘴角上没有一丝笑容，茫然地凝视着远方。
第三帝国诞生了。
希特勒刚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从这天起落入以他为领袖的纳粹分子之手的德国其前途将会怎样呢？
戈林这时正以胜利者的激昂语调在帝国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狂热地吼叫着：“1933 年1 月30 日将作为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而载入德意志史册。这一天标志着我们民族已恢复了她昔日的荣誉，标志着一个抛弃了过去十四年的分裂、痛苦而耻辱的新民族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杰出元帅和他身旁的年轻的德意志元首将领导人民和帝国走向一个新的、美好的时代。让德国人民满怀信心，像眼前仁立在窗前的几十万柏林居民那样愉快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吧。。愿未来给我们带来我们曾长期为之奋斗而未获得的东西：我们同胞的面包和工作，民族的自由和荣誉。”
在这节日的夜晚，谁会想到一个恐怖的政权正在建立呢？然而，在德国电台演讲的“胖子”戈林在几个小时前已掌握了一“遭人蔑视的武器”。
2 月17 日，他宣称：“对恐怖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袭击不可掉以轻心。警察在需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开枪。我本人将保护动用武器的警察，不管他们行动的后果如何。”
几天以后，他在多特蒙德说得更加明确：“今天，掌握普鲁士的统治权力并承担领导普鲁士责任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凡是为国家尽职的人，凡是在执行我的命令时对挑衅者毫不留情地动用武器的人，都肯定会得到我的保护。。现在，由警察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凶杀，那我就是杀人凶手。。我知道有两种人：拥护我们的人和反对我们的人。所以我要实行两种法律。”
与此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会。3 月15 日举行了新的选举。戈林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警察为纳粹竞选效劳。他在2 月17 日的声明中这样说：
“我是凭借所有警察权力并显示出巨大政治革新力量同全国各党派和团体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的。此外，一切以有益于国家为宗旨的宣传行动都应得到完全的支持。相反，对于那些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则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打击或镇压。”
于是，德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形式的集会被禁止了；共产党的报纸被取缔了；社会党的报纸不久也被勒令停刊。
下达给警察的命令随即引起了骚乱和屠杀。在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天主教中央党举行的集会上，反纳粹的演说者遭到毒打。2 月份，51 名反纳粹分子被杀害。
2 月2 日，戈林又进一步强化警察组织，使其为纳粹服务。他命令组建一支由25，000 名冲锋队员和10，000 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后又吸收了15，000 名钢盔队队员。从此在柏林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政权，拷打、暗杀、肆意捕人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2月24日，戈林下令按查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警察在大楼地下室发现大量反纳粹宣传材料。于是，一场更为疯狂的镇压和逮捕开始了。冲锋队在奥里亚南堡设立了“秘密”集中营，而戈林的柏林警察局则在帕佩街哥伦比亚大夏建立了一座不受司法部长古特纳博士制约的“私人”监狱。
1933 年，纳粹党人为取得政权首先必须挫败共产党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准备向社会“证明”共产党人在策划一次政变。他们下令禁止了共产党人的竞选集会，还以每个共产党人都是新德意志国家的叛徒为理由，动用警察在街头殴打共产党人。
戈林在他的竟选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谈到这一点， 1933 年2 月17 日，戈林这样说道。
谁格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订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不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与此相反，谁在争论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他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庸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射出的每颗子弹都等于是我射出去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我敢为此承担责任，我是无所畏惧的。”
共产党人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得不看到，在他们的竞选会场上，如果发生褐衫打手队寻衅捣乱，警察不再保护他们了，而这种街头殴斗和会场捣乱往往导致流血事件，意志脆弱者往往就会屈服于这种暴力。2月22日，戈林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队伍，他声称在危急时刻需要对正规警察给予支持。辅助警察在制服上佩戴便于识别的白色袖章，他们乘坐的车辆畅通无阻，谁也不敢阻挡。戈林还注重提高现有政治警察的地位，把他们置于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鲁道夫·迪尔斯的管辖之下。2月24日，戈林授意搜查柏林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当时，绝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逃走，戈林派去的人查封了材料，这些材料将来可以成为纳粹党人企图强加于共产党人的罪证之一。
纳粹党诬陷共产党人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33 年2 月27 日晚9 点5分，一名大学生经过国会大厦。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半裸露身体的男子手执点燃着的火把站在大厦二楼的一扇窗户后面。其他过路人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并且立即报告警察局。从大厦的一楼可以能看到灯光透过房间在移动。消防队在9点14分得到报警，9点21分赶到现场，但警察已在9点17分冲进国会大厦。当时，会议大厅已是一片火海，火势向四周迅速蔓延。到9点27分的时候，大厅里面发出一阵阵爆炸声，高高的火柱已把会议大厅的玻璃屋顶爆裂，直冲夜空。9点35分，戈林从普鲁士内政部办公室赶到现场。
这时，新闻界人士已汇集到现场。戈林像其他人一样被炽热的烈火逼得直往后退。他事后却声称曾听到有人喊“放火！”他说他当时设想到会有人纵火，以为这场火灾只是由于疏忽引起的，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背后有共产党人在捣鬼。十分巧合的是，在现场还确实为戈林的这种说法找到了证据。人们从着火的大楼里拖出了一个光着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