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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见深厚，幽默中见智慧，洒脱中见缜密，足见行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学识渊博。其善于设譬取例，亦可见一斑。他往往用寻常事物比喻，生动、亲切地表述深奥的诗理。例如，在最后一讲“勤和慎”中，行公强调写诗词要注意保持旧有的形质，说：“比如用瓶子装饮料，传统的酸梅汤喝腻了，可以改装可口可乐，至于打破瓶子，那就不必。”接着，他引述今人杨宪益先生的《自题》诗和启功先生的《沁园春·自述》词，说“两首的意境和用语，都大异昔人，这是酸梅汤换成可口可乐；可是瓶子没换，格律仍是唐宋人严格遵守的，一丝一毫不含糊。……诗，称绝称律，词，标明某调，当然都是旧的。旧有旧的形和质，例如孟子的束发加冠，口不离仁义，如果换为西服革履，满口卡拉OK，那还是孟子吗？”可谓喻妙理明，风趣横生。读这样的说理文字，简直是美妙的享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信然哉！
本书还有个附编，是自选诗词《说梦草》。名之曰“说梦”，颇耐人寻味。行公解释说：“这是由成语‘痴人说梦’来，其中有梦，也有痴，痴是根由，梦是表现。”说到家了。梦自然是幻想，是无着落的希冀。但既然有梦在，幻想也就在，希冀也就在，因而弥足珍贵，值得保存。我们想，一切尚未完全丧失幻想和希冀的人，读这类抒写幻想和希冀的作品，当会因心灵感应而引起共鸣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行公己身的哀乐，己身的感受，“虽微末而没有因求合时宜而掺假”。人间有真情在，实属可贵。这就启发初学者，要以真情入诗词，当有一颗赤子之心。否则，回家去烤白薯，巷口去卖西瓜也罢，何必作诗填词？从写法上看，行公心中有些幽微、复杂的感情，欲说还休，也不免有难于下笔的情况，于是采取了若隐若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纳须弥于芥子”的写法。怨不怒，哀不伤，不失“温柔敦厚”之本，这固然是儒家的传统诗教，但这种诗风，在当今，却可以避免暴怒乖张和感伤消沉，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利而无害，似还有继承和发扬之必要。行公的作品，体裁、风格丰富多样。就诗来说，有古体诗（包括五古、七古），今体诗（包括五、七律绝），还有次韵，集句；就词来说，有小令，有长调，有豪放之作，更多是婉约之作：可供初学者从各个方面学习、借鉴。总观今人作诗词，多作或只作今体诗，罕写古体诗，多作豪放词，罕写婉约词，风气未免偏颇，《说梦草》中的古体诗和婉约词，尤其值得重视。倘要说我们的偏爱，在行公的诸体作品中，窃以为：诗，以五古、五绝最佳；词，以小令居上。行公的诗词，由于他学识渊博，有的作品用典自如，初学者是学不来的。我们可以多品味那些朴实无华，于家常中见永恒的篇什，体会其中的真情，厚情，正情，乃至痴情。如“残年何所欲，不复见焚书。”（《七九年尾颂辞》）“旧业应随黄叶尽，空余梦影碧山中。”（《庚申晚秋偶过香山口占》）“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新下榻处为母校二院工字楼与玄翁同室题壁》）“姑妄言之姑听之，夕阳篱下语如丝。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消掩泪时。”（《负暄琐话完稿有感》）“中原常水火，下里少胭脂。有感皆成泪，无聊且作诗。”（《自伤》）“渴饮鸡鸣露，饥餐枸杞花。”（《香山漫兴四首》其四）“诗书多为稻梁谋，惭愧元龙百尺楼。”（《己未伏夜简南星二首》其一）“青箱自检焚余册，白首谁怜死后名。海内几番寻鲍叔，天涯何处吊田横。”（《十年二首》其二）“远树啼莺动客魂，渡头前月送桃根。垂襟紫帕谁能识？上有深房旧泪痕。亲婉丽，记温存，丁香小院共黄昏。等闲又是清明过，冷雨敲窗独掩门。”（《鹧鸪天·别意》）等等，有的抒写悲欢离合之情，有的抒写苦中作乐之景，表现的都是平凡的人生，但有血，有泪，有切肤之感受，动人肺腑。再有一点初学者须注意的，行公一再强调诗的天职是抒情，对重理轻情的诗多有微辞，无疑是中肯的。但不能误会为写诗就不要理性了。我们想，有情的，是诗；有理无情的，不是诗；有情有理的，也应当是诗。古人谈诗趣，就包括景趣、情趣和理趣。比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乃是情、景、理水乳交融，意蕴深隽的佳作，历来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又如苏轼的《题西林壁》，应当说也是好诗。就《说梦草》说吧，也有不少富于理趣的篇章。此外，音韵相协，是诗歌艺术的重要因素。本书主张格律从严，从旧音，当是老先生们轻车熟路的一条“易”路。但初学写诗词，难度就较大。旧音指中古音，采用“平水韵”。其中有些韵部，现在看，读者相同，而分在不同的韵部里，是因为当时读音有分别。京剧所用的“十三辙”，则是按今音划分韵部的，适用于新诗的押韵。我们想，不妨基本上从旧音，又在大原则下来点小自由，比如“东之冬”“江与阳”等通押，写今体诗大致模仿写古体诗的办法，减少一些限制和束缚，庶几能保持旧体诗的形质，又有利于表情达意。此路也通吧？
到此该打住了。忽然想到，人生的幸运，莫过于能够发挥才智。知识分子的希冀，唯此唯大。行公晚年可算幸运的了。他受过德先生赛先生的熏陶，沙滩红楼出身，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如按社会上兴说的黄埔几期几期论，不知他属于北大几期。30年后，笔者求学于西郊燕园，念的也是中文系，行公当是老师兄了。他放开笔写东西，是近10余年的事，其满腹经纶远没有写完。我们尝为他动手“晚”了而惋惜。他听了沉默片刻，报以轻轻的一句：“那时能写吗？”真教人不知说什么了，只有相对唏嘘。《诗词读写丛话》脱稿，近水楼台，我们先睹为快。想到行公的亦师亦友之谊和本书满目珠玑，总想说点什么，可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拉杂说了上面这么些，又不知说到哪里去了。奈何？
1991．10．北京
诗词读写丛话》上场的几句话》
上场的几句话 己巳年的中秋又匆匆过去，月影淡了，人影远了。可是生意似乎并没有净尽。虽然昼渐短，夜渐长，如果面对窗外的长杨枯坐，短昼也就成为长日。所以不能不干点什么。干什么呢？也曾想改行，有时甚至想试试。结果是不能如愿，年事已高，一也；除拿笔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以外，什么都不会，二也。语云，人苦于不自知，我接受这个教训，把改行的心猿意马收回，甘心守成，做本分事。于是问题化简，只剩下考虑还能写点什么。
先想到原则，是忙事不好说，最好谈闲事。于是立刻就想到诗词。这里要加个小注：诗指旧的，平平仄仄平一类，因为还有新的，还有所谓散文诗；词当然指旧的，因为没有新的。想到诗词是有来由的。其一，还是几年以前，沪上的撝公来信，说是要出什么期刊，约写谈诗词的文章，重点要讲如何写。他有知人之明，推断我必坚辞，于是在信的末尾说：“如不慨允则赴京，当着嫂夫人的面坐索，不得就不离开。”我只好答应写，并想了想大致写些什么。可是没想到，那个未降生的期刊终于没有降生，我也就落得个想了想而没有写。但终归是想了想，心里还有个印象，现在旧事重提，多少会省些力。其二，诗词是地道的闲事，有古人之言为证：韩文公是“余事作诗人”；项莲生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三，闲事也可以有闲事之用。近证是我自己，有时候忙里偷闲，或苦中作乐，作一两首歪诗，填一两首歪词，说思说梦以代替禅悟。远证是我的一些相识，当然都是还未发白的，有时来问，想作诗词，要怎么学。谦退吗，人家说我是不愿成人之美；讲吗，一言难尽。这是进退两难的燃眉之急，想救，饥不择食，就说，等我有时间，写出来，再全面谈吧。现在是真有时间了，能还债不是也好吗？
而说起还债，就不免很惭愧。诗词，我念过一些，也有所见，或说偏见，即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这所见未必对；即使还有些道理，而眼高手低，东施效颦，写出来总是不像样。这是为天资、性情和学力所限，着急也无可奈何。现在要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行吗？但既已决定挣扎着上讲台，只好勉为其难，多由如意处着想。这是无论如何，曾经有偏见，曾经效颦，就以之为还债的资本，也许能够招架一阵子吧？盖偏见，在异口同声高喊民主的时代，和钦定的意见一样，也可以供参考，而效颦，就说是亦步亦趋吧，总是步了趋了，也就会多多少少窥见其中的一些奥秘或说偷巧之道，这对于喜读而尚未有偏见、未曾效颦而也想效颦的人，不会毫无用处。这样考虑的结果是大胆写。深挖，这大胆还包括三种意思：一是打破拘束，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问是否合于破题、承题的传统；二是怎样想的就怎样写，不问是否离有大力的时风太远；三是讲作法，有时难免触及用心和招数，近于泄底，或说杀风景。总之是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期对上面提到的那些不耻下问的相识，以及他们的同道，舍得花钱买各种诗词选或集来读，并舍得花时间学写，以求樽前月下哼自诌的平平仄仄平的，会有一点点用处。所有这些，有的偏于介绍常识，有的偏于抒发偏见，都分题写，排个次序，算作正文。
这个“正”字，与大量的所谓正一样，其中不免藏有歪，或私。且说这里的私是想留一席地，把自己的一些效颦之作，集为《说梦草》，算作“附编”，实为夹带，也印出来。为什么要这样？理由之一是，确是有不少相识想看看，零抄不如集印。之二是，不夹带，孤军出战，必没有人印，没有人买，不得已，只好学流行的热货搭配冷货之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又，效颦之作，估计有些词语，去日苦少之士会感到生疏，所以酌量加了注。注限于典实，多数是古的，来于古语古事，少数是今的，来于今人今事；至于意义，董仲舒云，诗无达诂，乐春之男见花，悲秋之女见泪，六经皆我注脚可也。
附编之后还有个“附录”，是借王力先生之光，把《诗词格律》后附的《诗韵举要》印在后边，目的很明显，是看了此书真就效颦的人，有时难免要查查诗韵，就不必另翻一本了。
1989年10月作者于燕园
诗词读写丛话》一 家有敝帚，享之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