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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好不容易跟苇岸先生联系上，我才得知他已经去北京地坛医院和肿瘤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并且在协和医院化疗了一次，因为他供职的学校对口医院是昌平县医院，无法诊治他的病。他说：在县医院那只能等死！所以他只好到城里大医院自费看病，4月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介入化疗手术，住院仅八天就花费了一万多元。对于一位仅有七千元存款的清贫的教师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在北京还有一帮文朋诗友如林莽、宁肯、冯秋子、周晓枫、杜丽、于君、王家新、田晓青、黑大春、树才、彭程、邹静之等人经常去看他，给了他精神上的许多慰藉和一些帮助。他谈到病情确诊后，他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四天，什么都想过了。他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到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起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强力劝阻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先生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对生命的留恋、热爱等至高信念使他留了下来。5月3日，我跟他最后一次通话，他告诉我《谷雨》那篇文章，刚开了头，就生病了，化疗后吃了一段时间中药，练了一段时间气功，他感觉好多了，就强撑病体，又用一个星期将这篇840字左右的文章续写完成，这或许是他此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很怅惘地告诉我，二十四节气怕是完不成了，这是一生中的最大遗憾……我安慰他要静养身体，不要惦念文章。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春节的时候，他给我父母亲家里打过三次电话，想告诉我一些最后告别的话，但我搬到新居的电话没通，我父母亲问他要不要我的call机号码，他说我住的楼层太高，时间又太晚，怕我复机太麻烦，所以他只好作罢。他还说：上次你来我家晚饭没招待好，我一直很内疚，没法弥补了……听到这里，我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哽咽着不能言语，但我还是强忍悲痛，宽慰他要乐观，要战胜病魔，日子长着呢！他也高兴起来，他说他正在整理这一生的作品和手稿，大约十七万字，准备托付给友人林莽、冯秋子和宁肯，又说我现在可以下楼，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自己还可以做饭，不需要麻烦亲人。其实他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五楼两室一厅里，生活看病都不方便，但他仍不愿麻烦别人，那怕是自己的三位亲兄妹！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句：我不知道该不该问，您妻子李松来看过没有？他告诉我他前妻李松在他生病的时候来照看他几次，他说以前只顾自己写作和吃素食，没有给为他作出很大牺牲的妻子以更多的爱，他太自私了，协议离婚也是由他几年前主动提出来的。他觉得很对不起李松，现在李松要照料她患癌症的母亲，又要照顾他，还要担心来多了，怕苇岸家人以为她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此时苇岸先生说话的声音气若游丝，停顿了一下说，现在说话很费劲……歇了好一会，然后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其实小松也不容易啊！从这点上，我又感受到苇岸先生作为男人的柔情一面和他对前妻愧怍和感激不尽的亲缘……
苇岸先生原名马建国，汉族，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昌平县北小营村。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起主要进行散文写作。他的笔名最初来自北岛诗句：“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也有另外的因素。他说：“这个名字在视觉上是一片朴素风景；还有它原本的谐音可警我在灵魂上自励一生。”从这个笔名的由来中，我们可以窥见苇岸先生是以布雷兹·巴斯尔所称许的“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来自况并自勉的。布雷兹·巴斯尔曾说：“人类只是一根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宇宙全副武装地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涓水，足以灭亡他。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布雷兹·巴斯尔这段话就像是苇岸先生短短39年人生历程的谶语式地写照：苇岸先生——这个世纪末大陆上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在溷浊的空气中不幸被潜伏在肝脏里的癌细胞蚕食殆尽，他摇曳生姿的躯体经受不住尘嚣飞旋的一股气流的席卷，他正直磊落的心灵也如芦苇一般不堪重负地嘎然折断……虽然苇岸先生的肉身已经火化，但他优美、睿智、温善、木质的灵魂将永世长存，他为数不多的作品和对于汉语写作的贡献也会随着时序的迁移愈来愈显示出它金子般贵重的光泽，愈来愈散发出宁静自然、鲜活馥郁的芬芳。
在《大地上的事情》这部精粹的散文集扉页上，苇岸先生写道：“我欣赏这样的两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苇岸先生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族类”的作家（这类作家即是“木质的、温善的、心灵的、精神的、导引的建设型作家”）：在物质/精神、技术/人文的文明冲突中，苇岸先生用他39年“厉行节俭，抑制贪欲”的俭朴、素食和“内心精神上提高〃的自我完善的生命之旅，温和地表达了他对物质的实利主义、对人文环境及产品的技术化和商品化的拒斥与抵制；还用他对大自然心脏律动的倾听以及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大地上的事情的书写，委婉地表示了他对工具理性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困惑、忧虑和不满。他对列夫·托尔斯泰和“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促进和践行的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并推崇备至，而且表里如一、身体力行地积极倡导梭罗、托尔斯泰、萧伯纳等人主张的素食主义。他服膺和笃行的素食主义不仅仅是弃绝杀生、粗茶淡饭、所求有度的深居简出的日常生活，也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特殊癖好，而是得之于一种深刻的理念和对人类的忠告，那就是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对物欲的节制和对精神自我完善的崇高追求。他并非主张禁欲主义，但他教人简化生活，“根据条件（资源）许可来生活”，即节制、“悔过和自我克制”并遵循自然的法度，从而将自己诗意的官能保持在最澄澈的状态之中，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先生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马建秀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在死神君临之前，他忍受着内心剧烈的挣扎和煎熬，再次将自己置于更高、也更苛刻的生命尺度之下。针对某些人质疑他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提供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虚伪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