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陈世旭
题记
李芙蓉是我们小镇可以考证的历史上的三个女镇长之一。关于她的小传，我曾经公开发表过。这回想把她的后传也随时推移写出。为了使人对她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便决定给她写出一个年谱。这样，已经发表过的那些材料有些就难免重复使用。这一点，我想读者是可以鉴谅的。
1964年1969年
小镇农业大队先前的地名叫李八碗。李八碗这地方在传说中颇有些来历。李八碗自古穷。穷的原因据说是这个地方阴盛阳衰。这里的男人好吃懒做。他们自己这样唱：“吃八碗饭，挑八蔸秧，过八个坎，跌八个跤。”李八碗因有其名。而这里的女人则很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法，一般人当面语焉不详，谁要说破，搞不好会惹出人命。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日来到李八碗（当时自然不叫李八碗）地面，即被卖大碗茶的李凤姐迷倒，颠鸾倒凤之时，趁龙颜大悦，讨得娘娘封号。只是这位风流天子返回朝廷便不认帐，害得一个龙种只好随母姓了李。这自然终究是传说而已，无论正史野史，都决没有出处的。游龙戏凤，戏的是苏州的凤，李八碗连边也沾不上。然而却传得极神。甚至说当年御赐的一条白绫子腰带还一直在李八碗世代相传，乃至文革破四旧才抄出来付之一炬。这样的来历虽然使李八碗人难免要蒙一些羞诟，但他们心里头还是认可并且有些得意的。要不然，白绫子腰带有哪个晓得？既是这样真真假假，事情总多少有些缘故。起码证明，李八碗的风水对女人有利。
李芙蓉是李八碗土生土长的人。
李芙蓉小名叫“黄毛”（当了镇长以后就没有人再叫了），取其形似。小时候屋里穷，又生了诸多女儿，等到她投生，差一点溺了马桶，满了月就开始喝菜汤，长大了，像一匹黄菜叶子。跟她一样年纪的人奶子像麦粑一样发得老高，她的怀还像瘦伢子一样瘪，洗澡时看一看，平得跟搓衣板子一样，直想哭天。头上几根稀稀黄毛，扎一把辫子也不如别人扎两根辫子一根粗。哪个也想不到她日后会成为一镇人的父母官。
李芙蓉长到十三岁，屋里就给她说了人家。一定了亲，就是别家的人了。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屋里就让她退了学，回来作田还生养债。要是中间不发生什么事，李芙蓉一旦嫁过去，也就跟无数的生灵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生自灭，无人知晓。世上多一根黄毛不为多，少一根黄毛也决不为少。李芙蓉平常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事十分麻利泼辣：从田里归来，要割柴，要做饭，要掏猪菜，要洗洗连连，夜夜熬到鸡叫，第二天又上工，并不比别个误时。能干归能干，娘老子不抓政治思想，也就没有人给她评劳模，更上不了报纸广播。在田里做事，李芙蓉最厉害的是一张嘴。她敢跟生了伢子的老表嫂一起扯开男人的裤裆往里边抹牛屎，再村草的话，在她嘴里从来不晓得打顿，一串一串，放炮仗一样。只不过狗肉包子上不得席面，这种话，说了一箩筐也当不得一句正经话，没有哪个会把它当成本事的。
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包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李八碗屋场上，走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看就晓得是老干部：一件灰色干部装扣子全部敞着，一双圆口布鞋，露出粗纱的袜子。他来找的是李芙蓉的公公，原来他跟李芙蓉的公公在同一家人帮过几天工。那时候他是搞革命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来避风头。李芙蓉公公并不晓得这些，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却终生记得他刚到那家人家时，李芙蓉公公把碗里的一个半麦粑匀了一个给她。他现在是专员，刚调到这个专区来，上任没有几天，就抽了空下乡来寻当年共过患难的人。他以前多次写过信，不晓得怎样没有回音，只没有想到老人家已不在世上。老人是1960年春荒时死的。外头人说是饿死的，家人说是得隔食病（胃癌）死的：煮了粥都是先尽他吃，他总是吃不下，硬逼着喝了两口，又吐回碗里，让端给小的。后来就干脆咬紧牙齿骨，一直到死都不开口。专员不胜唏嘘，在老人坟头站了好久，直到陪同来的县长请，他才离开。
专员走了没有几天，就从专署和县政府来了好几位干部，说是来写李芙蓉的典型材料。什么叫“典型材料”？不晓得，横直是好事情，要上报上广播，说不定还有许多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要用小包车接到城里走一趟，要跟许多干部一起吃一桌“加餐”，起码是八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尽吃）。李八碗于是像一锅开了锅的粥。
李芙蓉被从田里喊回来，泥手泥脚站在自家的堂屋中间，对着几位端端正正的干部，一时哑了口，背脊上好像有条蛇在爬。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别人屋里，手脚不干净，被当场捉住。捻了半日衣裳角，才忽然转身用扫帚把围在门口的人赶了个燕儿飞，然后进灶间抱出一摞麻兜碗，给干部们一一冲上茶水，拖过一只三条腿的板凳，低头坐下：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好。”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饱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粑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
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她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
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
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
1969年1970年
当时，私下里正流行一则政治笑话，说是中央有位女领导，一次接见一伙外国郎中。那伙人说很敬仰贵国的名医李时珍。那位女领导马上问在座做陪的中国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县城闭塞。但那时的小道消息却是无孔不入的。人们把这则政治笑话传得沸沸扬扬，是别有用心的。影射的是县革委主任李芙蓉。
县城人刻薄，李芙蓉自己也确有笑话。到县革委机关上班后，她一口气买了好几只保温杯，就是人们编了小曲唱的那种：“干部神又神，抱个牛卵瓶，嫌瓶不好看，包层尼绒绳。”实际是用尼绒绳编织的套子套上的装过酱菜的玻璃瓶。因为流行，商店也专门备了这种货。李芙蓉先前在镇上见县里下来的干部总是随时从提包里拿出这么一只牛卵瓶，觉得很神气，以为这是县以上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标志。这想法原是没有什么错处的，只是她不必一下买那么多，办公室、会议室、宿舍、手上的提包里，到处都是。把那标志强调得有些过分。
笑话归笑话。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李芙蓉却是极精明的。
李芙蓉上任接到的头一个政治任务，是不折不扣地落实省革委关于按照“早、小、密、矮”四字方针种谷的战略部署。“早”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