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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已经涉及到画师的主观艺术世界的技法、修养、经验、灵感、天赋……等等一系列问题。雕塑家、画家没法避开美的脸蛋了。
十年前——1993年初，罗丹的雕塑真品来到北京展览，许多知识分子都在美术馆门前那座托腮凝神的塑像前，与这位千古不朽的《思想者》合影。没有任何神仙在思想者的背后替他思考。人们终于亲眼目睹了自强不息的《行走的人》、具有但丁神韵的《地狱之门》、面对命运的《加莱市民》，还有早已熟知的巴尔扎克和雨果塑像……引起了观赏者无声的心灵震撼。特别令我惊讶的是许许多多青年男女在一组组双人塑像前的流连驻足。《吻》、《拥抱》、《罪》、《永恒的偶像》（男青年紧贴着那美女裸露的胸部）、《我是美丽的》（男青年把住少女臀部托起她全身来亲吻，题目来自波特莱尔的诗句）……如此逼真、如此大胆、如此热烈、如此高超地表现性爱之美，使中国观众一下子跨越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来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似乎是在指给我们看，眼前就是最真实的可触摸到的美女！她们既不是神仙，也不是祸水，她们是女人中的精灵！她们的七情六欲更强烈、更炽热、更生动、更可爱！她们的美貌是极富个性的，绝不似庙里的观音大士那样千人一面。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的洛神的相貌较模糊，周身的环佩飘带、背景的山水龙凤把洛神的秀美掩盖了，这大约是由于真迹失传只剩北宋摹本难以传神的原故吧。唐代周肪的《纨扇仕女图》、明代陈洪绶的《仕女图》、唐寅的《王蜀宫妓图》，技法无疑是第一流的工笔，然而这些美女难免给人以呆滞之感。明代崔子忠和永乐宫壁画两幅不同的玉女图，我觉得太缺乏人间气息。与明代正德年间同时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只被誉为最美的右手，那为后人永远解不开的神秘的、温柔的、讥讽的、永恒的微笑，向观众展示了一位可以感触到的亲切的美女的面容。美女难画这个问题，在这里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
再看有关维纳斯同一题材的百花争艳。画了数百年而不衰的这位美女，不同时代的不同画家，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形象。意大利有博蒂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乔尔乔涅的《睡着的维纳斯》、提香的《乌尔俾诺的维纳斯》、亚里山德罗的《维纳斯和丘特》……法国有卡巴奈的《维纳斯的诞生》……西班牙又有委拉斯贵支的《镜前的维纳斯》……所有的维纳斯都是裸体。不用说在明清时的中国不可能，即令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5年也不行。刘海粟在美术学校中设置人体模特写生课，引起卫道士们的大哗，刘被斥为“艺术叛徒”。这场模特风波一直持续了十年，面对大军阀孙传芳的问罪，刘师仍然我行我素。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有美术教育用裸体模特的反对者，是毛泽东说了话才告平息。
达·芬奇如果不亲自解剖尸体，他就不可能了解人体各个部位的和谐之美。你不正视美女，不了解每个美女不同的美，你怎么画美女？熊秉明教授在《关于罗丹》的日记摘抄中，大量双人做爱的群像是爱的七巧图，肉体的缱绻，人的生存的本能的相互追逐，是羞耻而又严肃的游戏；深夜，茫茫尘世，人们躲躲藏藏地在秘室里进行的，罗丹好像顽童，揭开了屋顶，展示出人们所不敢正视的爱的诸相。他们有些正是——罗丹与情人、学生克劳岱尔做爱的艺术体现。
意大利大画家拉斐尔的数十幅圣母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体现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她们具有母性的温情、健美的青春气息和生动的世俗人情味，是人战胜神的活的见证。但在这神圣的背后却并不神秘。原来号称“圣人”的拉斐尔创作圣母像，据说有五十幅是以他的情妇或最漂亮的妓女做模特完成的。这一众所周知的内幕并未影响杰作的品位。拉斐尔放荡的行为，也没有影响他作为一名良好的基督徒的崇高声望。这些个圣母同洛神、玉女比较起来，更加接近美女的本来面目，即神的韵味人的肉体，其创作灵感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的美女，直到创作完成，并没有把她拔高成为站在人间之上的高大全。她们来自生活，经过艺术创造，又回到生活中去，所以就永葆艺术青春的魅力。但如果把陈洪绶的《仕女图》不标明朝代作者弄一个临摹画，我想很难受到赞赏，那仕女的头部几乎与胸部相等。如果不是文物，我还以为是个畸形女人呢。本文开头引钱锺书关于“窈窕”与“淑女”二者如何兼备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即主要是画窈窕丰韵；如果画得像慈眉善目的观世音，那女性的魅力恐怕就消失了。
文学与美术调动读者观众的想像力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一者借助语言，一者借助图像。古往今来，文学家都知道扬长避短，不越位到美术手段中找表现力，所以从来不说美女究竟多高多矮多胖多瘦长得什么模样。美术家呢，也不能放弃构图线条色彩的表现力，同时画上也伴之以诗歌奇横、书志精卓的题跋取胜。自元代以后在画上题书诗文固然增添情趣相得益彰，然而归根结蒂，还得靠直观的形象。文学贵含蓄，而雕塑和素描出现裸体，不但无可指责，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回到本文的题目释义。美女难画否，如果加个问号，是疑问句；如果在“否”前加个问号，在后加个惊叹号，则变成“美女难画？否！”让文学画美女，难。让美术形容美女，也难。美女这一头——难画难说难表现；作家画家这一头——画难说难表现难，然而难中有易。除了生活、技巧之外，就看你艺术思想解放与否。在两难之间，蕴含着深广的美学课题。
注释：
〔1〕《孟子·告子·章句》。
〔2〕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第66页。
〔3〕弥尔顿：《失乐园》，第4卷。
〔4〕《弥勒下生经》。
〔5〕张祜：《集灵台》。
〔6〕苏轼：《西江月》。
〔7〕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第1004～1005页。
女权：个人与自由
？ 艾 云
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和迫害呢？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以及对妇女的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呢？
——理安·艾靳勒
以上题记摘录于美国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1987年出版的她的精心之作《圣杯与剑》〔1〕。她在该书开头部分以一连串的诘问震聋发聩。她问：“人类怎么能对他们自己的同类如此野蛮残酷呢？什么东西使我们顽固地倾向残忍而不是友善，倾向战争而不是和平，倾向破坏而不是建设呢？”
发问不是寻找敌人，而是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她看来，女权的争取与人权和正义相关。在人权和正义不在的地方，女人很难有自己真正的权利；而当女人被罢黜缺席时，人权和正义也将不复存在。
一、法律的范本还是优雅的范本
在艾斯勒这种女权的争取与人权相关的理性态度里，其实包涵男性在内的自由主义女权观。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明白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无论男女。这再一次涉及制度。尊重人权的制度一定是给个人以发展机会、是自由而非专制的制度。女权的争取也才有所可能。在非理性的专制制度下，一部分人支配、统治、压迫，另一部分人只能服从、驯顺、受制。这也就是艾斯勒所发问的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以及对女人的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艾斯勒提出女权即人权问题之前的一百一十八年，也即1869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发表了《妇女的屈从》一书。这是他和继女海伦·泰勒合作写出的书，并宣称此书的写作主要是受到他妻子哈丽雅特·泰勒的激励。书中有关女性心理的知识确实需要女人的帮助，但全书的风格与逻辑毫无疑问是穆勒自己的。〔2〕在书中，穆勒试图用自由主义的原则系统地理解妇女问题。他也是惟一对妇女问题给以理论关注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家。该书与他的《论自由》一样论证有力，充满了穆勒式的恰到好处的人道主义愤怒。
穆勒自由主义的女权观开宗明义：如果法律规定一种性别将压制另一种性别，这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不允许向一性授予权力或特权，也不允许使另一性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穆勒斩钉截铁地说。但自由主义的呼声从来都不是那样顺利地被人们听到的。穆勒本人在此书出版之后遭遇诋毁，被人指责为疯子和道德败坏者。有评论家指责穆勒竟然对这一时代所有大众情感中最下作、最有害和最离奇的东西感兴趣。有评论家十分惊讶穆勒竟然会想象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按照自发的原则发展。有评论称这书至少有失体统。即使在此书出版三十年后，它仍被咒骂为是一本宣扬道德败坏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书。这些诅咒者当然都是男人，女人对之十分欢迎，把它看成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并且是一件精工雕琢的作品。〔3〕
穆勒是要为女性建立一个法律的范本。他认为两性平等的实质是自由和公正。他从社会和家庭诸方面论证出给人以机会均等选择自由的社会，才更有利于女性的成长。如果说女性被人说成没有能力胜任社会工作，那不是先天禀性，而是在扭曲的环境下被压抑的结果。女性被剥夺教育的机会这一事实，使她们的理性不能得到很好发育。女性不是天生低劣。她后来所受的教育只是让她可以欣赏肤浅的装饰性文化的最低程度的教育，这种只学习表达情感而不是传播知识的教育，只能使女性愈加屈从于卑微地位。
与穆勒著作同时出现且观点冲突的是罗斯金的一本书，叫《女王的花园》。这是一个优雅的范本，目的是在骑士风度的欺骗性殷勤中，让女人永远甘于屈从地位。罗斯金依靠的是感伤而不是理性，他用华而不实装饰感极强的语言掩盖着两性间统治与服从的事实，并让女人甘于做后花园甜蜜与感伤的梦者。他忽略掉女性生存的实际情况，把女人都视为养尊处优的“百合花”。他认为女人所受的教育只要能够分享丈夫和好友的快乐就够了，他急切告诫她们不要追求成就。他命令她们在困难面前止步，如果到达痛苦的屈辱深谷的边缘必须停伫，因为只有最聪明最勇敢的男人才能进入这个深谷。他用浪漫抒情的笔墨写那几乎是居住在花园的女王般的娇妻，那是他优越的另一半，保持着她应有的一切美德，随时准备向他补充正从他身上消失的那一部分人性。在一个严酷的商业社会，这真是完美的伦理，是人类的田园诗和牧歌。〔4〕
罗斯金用这种优雅的范本掩饰了女性生活的真实。哪个社会会有如此的好事让女人尽情游玩消受？他的这种鼓噪在当时得到众多男人的赏识，他的得宠命运与穆勒的四面受敌形成鲜明对比。
穆勒以诚恳和真实吁请人们在制度和法律上确保女性的平等地位。女性不要恩赐的特权，只要平等，平等的就业、家庭地位和社会选择。罗斯金则以花言巧语制造了一个女王的美妙神话，他对女性不是关心而是利用。因此米利特分析这两个人及两种范本对女性的命运影响时这样说：“罗斯金的目的是通过使用充满希望的言词使女性屈从的制度变得崇高，而穆勒的目的则是揭露这一制度。”〔5〕
穆勒一直强调女性应有接受更深入教育的机会。这样她的个性自由才有可能，并在自由选择职业上拥有优势而非劣势。他说除体力上的两性差异外，并没有证据表明两性在理智和道德能力上的差异。〔6〕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可以愉快胜任一切向所有人开放的职业；在家庭内部，她的不平庸她的进取和向上的崭新精神风貌，必然会正面影响到她的丈夫及子女。这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家庭是培养未来公民的学校，公民所具有的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应当在家庭中被首先培养出来，并且夫妻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也才能有和谐美妙而不是奴役丑恶的关系。相较之下，罗斯金所说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浅薄男人放牧着他那眼界狭窄的娇小妻子，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其实在此争论之前，女性自己早已在实践中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而准备着条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发表了《女权辩护》，集中体现早期女权主义的要求和主张。她认为女人的美德是理性而非单纯是天性。她对卢梭的女性观十分反感。卢梭在《爱弥儿》这本论教育的小说中，说妇女受教育的问题全部与男人有关，目的为取悦于男人。她们所做的一切应该“对他们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