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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这样开头的，“你到哈佛大学去的途中当然要在我这里停留，小住数日。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没有钱来招待你，也没有性格来爱你——除了散步、打网球和看书。这也没有什么妨碍。我喜欢和你一同去从事几次真正艰险的散步；你知道，出发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及时回家吃晚饭。你可以把轻便运动鞋带来。也许我们可以打打网球。 a se voit①，你打得糟糕极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至于看书，我可以借给你一些写得合你心意的书，因为我差不多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法国小说的权威。”
肯尼思已经是个评论家和权威，尽管他不愿意教导别人，或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教导。在大学里呆了一年之后，他回家跟他父母一起住，他认为待在家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并且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伯克一家人搬到新泽西的威霍肯，住在一所位于帕利塞兹丘陵上、俯瞰赫德森河和曼哈顿的公寓里。在那里，肯尼思上午写作——写故事、诗、随笔、寓言、剧本，这些都是不大正常、有才华、不成熟的作品，里面尽是些用似是而非的话来自我解释的人物。下午，吃过他母亲替他烧好的午饭之后，他看书或写像这样的信。除了偶尔打打网球之外，写信是他唯一的社交生活。
可是他现在有一个计划可以夸耀。“顺便说一下，你是否知道我到法国去的事已不再是个Eintagsfliege②？这事不仅已经肯定，而且甚至成了实际的动力，成了能左右我的行为的目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一部分工资我要积蓄起来，一部分工资我要花在书籍和啤酒上，还有一部分工资我要投资于贝立兹的法语教程。J’ai une idée fixe。 Dame！Mais oui。①”
那时法国在打仗，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所知道的法国是小说家和诗人的非军事的法国。“我不打算到那里住下，像我当初想的那样。那可太极端了。如果我到法国住下，钱用完了，又没有工作，那我只能饿死，或者丢脸地回家。再说，我不愿如此决然地离开我的父亲和母亲。你知道，我很喜欢他们两人。由于我丧失了性格，我觉得我爸实在聪明。不，”这就像那种散步，出发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及时回家吃晚饭。“我不在法国住下去。我要到法国去访问。我要积蓄起一笔钱，用这笔钱支付这次访问的费用。然后，如果我有机会在法国找到一份工作来延长我的访问，我就接受它。如果这个工作失败了，我有机会另找工作，我就接受别的工作，略为延长我的访问时间。只要我能弄到钱，我就延长我的访问，等到钱没有了，我的访问就结束。这样安排，我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是用灌了铅的骰子赌钱的。我在服了兴奋剂的马的身上下赌注。我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而无须踌躇。Nom d’un chien，me je suis habile！②
“我就写到这里，mon cher M③；今天下午正是打网球的好天气。可是今天晚上，也许我会再给你写信；因为很可能只有我独自一人，而且有个诱人的月亮，une me toute nue④，它这些天夜里老是出现在林阴道上。M，她是个给人以美妙的哀愁的慷慨的施主，我愿意和你一同在一片思睡的寒冷的农田上望着她。我爱月亮，爱ma petite jolie⑤的回忆，爱肖邦的次要作品，爱隔壁的斗鸡眼姑娘。马尔科姆，所有这些不能使我适合于从事文学，可是，啊，天哪，这些却又使我难以放弃文学。”
月夜沿着东林阴大道散步是他生活中的黄金时代，也是他青春期的最美妙时刻。多年以后，他在另一封信里描写他的散步时说，“当我认真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认真的），我就沿着帕利赛兹丘陵散步，走过石碑，在那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放下他那历史上有名的、领人走错路的头①——然后我在街的尽头止步，街在那里消失。正对着四十二街，俯瞰那些半沉在水中的驳船的裸露的肋骨（在战后的繁荣时期用混凝土船坞代替了那些驳船，我相信银行家们已经顺利地从债券的重压下解脱出来），我默默地光着头站在那里，此时万种愁思向我袭来。这里是恩底弥翁②的厕所——必然如此，因为诗人在寒冷的秋风中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儿。”
他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年轻人一样，爬上蒙马特高地打量他要去征服的城市，根据街上的灯光描绘出巴黎街道的地图；可是他的雄心具有另外的性质，是忿然地带有防御性的；他头脑里没有要去征服的想法，纽约也不是他选中的城市。可是他不久就要投身于纽约的生活中去。下一周，他将去当银行外勤员——这是在那天晚上吃饭时决定的——可是他不会由于兢兢业业地工作而升迁，去管理公司或在交易所中占一席位；也许他会提升为银行办事员。以后，他可能到巴黎去（但这仅仅是访问），他可能住在阁楼上（但不会在阁楼上引人注目地饿死），他可能写剧本（但不会使全世界拜倒在他的脚下，一时也不会有漂亮的女演员们伸出双臂来把他紧紧搂住）。光荣和热闹有趣的场面由那些不带疑问地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去享受。生活在自我之中，他只能希望保全他的独立个性——如果必须让步的话就让步，可是要使他的敌人们为他们的胜利付出代价；在万不得已时才去撒谎或欺骗，但决不写草率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他所失去的东西感到一阵伤感的悔恨。——“眺望着这座城市（夜色——让河水衬托出的耀眼的灯光），诗人冥想纽约的累累罪恶，它的挥霍无度和它的冷酷无情，没有他竟然也能过得很好。他想到地点不明的树林中的秋日狂欢，想到娇柔的、气喘吁吁、鼻尖冰凉的姑娘们，想到晶莹的、睁大着眼睛的月亮，在它的法兰绒般的光辉下，嬉耍的人形抖颤着紧贴在一起。记住保存在济慈诗中的（我是否应该说保存在《英诗荟萃》中的？）希腊诸神的词汇，他犹豫不决地思考阿耳忒弥斯①和用煤气灯照明的炒杂碎店，剧院后台入口和园林中的大理石像，歌颂酒神的舞蹈和他那银行外勤员的工作。”
人行道上的寒气穿透了他的鞋底。半夜时分他回到家里，在浴室小橱的镜子前面刷牙，检查脸上是否有新的粉刺，背诵一句拉弗格，然后上床。他独自一人，离他的童年有四百英里之遥。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美国文学（1）
4．美国文学，1916年
我总觉得，我们在中学里和离开中学后、在大学里和后来在军队里的那许多年可以看成是一个漫长的除根的过程。回顾过去，我感到我们所受的全部训练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我们在泥土中的那一点根，在消除我们乡土的和区域性的特点，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无家可归的公民。
在中学里，除非我们凑巧是南方人，我们被剥夺掉一切的地方自豪感。我们读古代史和美国史，而不读，就我来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历史。我们知道西伯利亚各条河流的名字——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阿穆尔河——可是不知道俄亥俄河和它的可通航的支流，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支流不再能通航，或是为什么匹兹堡要建于它的分岔处。我们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德语、化学，这些都是很好的课程，还有一门公民课，教我们列举宪法的修正案和最高法院成员的名字；可是从来不教我们总统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或者法律是怎样在国会里通过的。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将来要接触到政府的实务方面——这就是说，如果他希望使一条街铺上路面，使征税金额定得低一些，使朋友免遭警察的麻烦，使亲戚担任公职——好啦，幸亏选区的政客用不着费很多时间就能使他明白怎样做。
我们学过的英语课文中我只记得一篇《睡谷的传说》，这篇课文使我们知道美国的山谷能够像艾凡赫①的城堡或亨利·埃斯蒙德②的伦敦同样地富有传奇色彩。我们觉得好像美国没有资格写出伟大的小说。我们觉得似乎一般的文学，以及艺术和学术是离开我们日常生活极为遥远的东西。对我们中自行阅读的人来说，这种印象甚至更强烈：唯有外国作家才值得崇拜。我们终于觉得智慧是希腊所特有的，艺术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只有巴黎或维也纳才能使人心醉神迷，光荣只属于朦胧的过去。尽管这样，如果我们尝试写眼前的题材，就会被迫使用那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有人作出不容置疑的努力来把方言或地方口音消灭干净，并要我们说话“正确”——这就是说，用像世界语那样毫无色彩的标准美国英语说话。我们的有些教师自己也是通过勤学苦练才学会了这种公立学校腔的语言，现在他们学究气十足地提出死板的规则，好像他们正在教一种已死亡的语言。
在大学里，这种除根的过程无情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是被训练成一个城镇、一个州或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不是被训练得能从事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实业或职业；相反，我们得到的劝诫是进入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雅典、佛罗伦萨、巴黎、柏林和牛津等地的传统为其传统。进入这个高超、脱离现实的王国的移民应该像入伍的新兵一样，两手空空、脑中无物。他的教师们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他们只向他提供智力上的最好的供应品。任何未经加工的东西都不得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过时间和空间，经过理论和学术研究使之变得高雅，直至它丧失自己的特点和活力，而转变为了无生气的文化。理想的大学被认为应该没有地域的和经济的联系。这所大学以及它的教员、学生、教室和体育场，似乎由于凑巧才存在于某一城镇之中，它的真正存在应该是在虚无缥缈的学问的世界之中——至少，任何敏感的学生当年所得到的印象就是如此。
以我个人在哈佛大学的经验为例。哈佛是一所直接适应当地情况而创办的大学，当时的移民们需要大学来训练传播福音的牧师。哈佛大学一代又一代地随着新英格兰文化的变化而改变。农业上赚的钱、渔业上赚的钱、商业上赚的钱、私掠巡航抢来的钱，羊毛、棉花和银行业所赚的钱，都为哈佛大学的巨额基金作出过捐献。哈佛大学随着波士顿一同发展，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录就写在它的建筑物的外表上。有时，我惯常在星期日漫步走过灯塔山和北区等老城区，欣赏那些用经营中国茶叶赚来的利润，按照最纯正的清教徒风格建造起来的壮丽的门廓。在一些这样的门廓后面，现在住着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老北方教堂在离银匠保罗·里维尔的房子不远的意大利人居住区。后湾是从沼泽地开拓出来的，在内战后的兴旺岁月里（制鞋，军服，铁路，政府债券投机等行业繁荣），这里盖满大厦。剑桥的布拉特尔街上的朗费罗故居对公众开放，而我本可以去参观布鲁克农庄。所有这一切，爱默生、门廓、工厂的工人和财产、选课制度，波塞尔俱乐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化，可是我对这种文化毫不领会。我正在读歌德的《诗与真》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也许我在上午去上课的路上走过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外面站着两个爱尔兰男孩，他们用不友好的目光朝我看。为什么剑桥，几乎像科克或利默里克一样，是个爱尔兰外省城市？在波士顿四周的所有地方，“有教养的人”和“粗俗人”之间存在着敌意，其原因何在？在萨默维尔的大街上给剑桥的有教养的人们造房子时，为什么房子背朝着街（有一幢房子就是这样），并紧靠着人行道砌起一道砖墙，房子的正面则对着内部的草坪，保姆们能够在草坪上看着有教养的孩子们玩耍？我不知道；我正在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欧洲史课的分组讨论会，不知道自己是否说得出历次德国农民战争的日期。
我并不是建议应该鼓励我们去选更“实际”的课程——簿记，或饭店管理，或污水处理，或大型大学课程表上列得满满的几百门课程中的任何一门。这些专业技术可以暂缓，等到我们选定毕生事业之后再说。作为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我们在寻求的是一把能打开世界的钥匙，一张能指导我们把世界的交错的个别部分拼成整体的图。我们的教授恰巧也渴望向我们提供这样的钥匙或指南；他们受过极好的训练，热心，忠于职守。问题主要是教授们为我们描绘的世界是个学问的特殊世界——无时间界限，无具体地点，复杂繁琐，并不完全，而且和另外的一个世界关系甚微，而在那另外的世界中，人们发财致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