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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同一的目标而战斗。社会主义、自由性爱、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诗——群众把所有这些信念混为一谈：所有这一切实行起来都有实际的危险。独眼大汉比尔·海伍德，这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①的库克罗普斯②定期在梅布尔·道奇的星期三夜晚聚会上出现在各种诗人和立体派画家之中；这些人听着他的缓慢的演讲，可能会想象自己是置身于克达伦的斗争③之中。在1915年的面包暴动期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员把他们的总部设在第十街上的玛丽·沃尔斯的艺术工作室里；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们很可能在联合广场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缠着血渍斑斑的绷带到自由俱乐部去朗诵史文朋的作品。自由俱乐部是格林威治村的社交中心，正如两种倾向都代表的《群众》杂志是格林威治村的智力中心一样。
但是战争，特别是征兵法，把这两股潮流分开了。人们突然被迫决定自己是哪一类的反叛者：如果他们仅仅是清教主义的反叛者，就可以继续安全地生存在威尔逊先生④的世界之中。政治反叛者在那个世界之中可没有容身之处。其中的一些人屈服了，参加了争取民主的进军，在阿干折和布尔什维克作战，或者自告奋勇去帮助情报机关监视他们从前的朋友，并把有关他们的汇报用打字机打出，送到军务局长办公室。另一些人回避兵役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有一些从前的唯美主义者和他们会合，这些唯美主义者突然发现他们也是政治反叛者，还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见解，进了利文沃思监狱。不管他们走哪一条道路，几乎所有1917年的激进分子都让所发生的事件挫败了。穷文艺家的倾向在格林威治村得到胜利，人们不再谈论革命，而是谈论精神分析。《群众》杂志在被查禁之后改用《解放者》的名称复刊，没过多久就让位于《花花公子》、《异教徒》（这些名字就足以说明它们是什么货色）和《小评论》之类的杂志。
战后，格林威治村里尽是些从前的人。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制造军火赚了大钱；从前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员，他们正准备开非法酒店；从前的贵妇人，她们离了婚或成了寡妇；从前的主张妇女参政者，她们因站在白宫前示威而遭逮捕；从前的凭良心行事的人，他们从利文沃思监狱假释出来；从前的飞行员和为了冒险、寻乐而参军的人；从前的社会工作者，德国间谍，罢工领袖，诗人，社会主义者日报的采访部主任，等等。但是那些1914—1917年在格林威治村工作过并赋予这个聚居地以新特性的杰出的外国艺术家与积极的工会领袖一起消失了。现在除了哀叹时代衰微之外，似乎没有人在干任何事情。一时间，格林威治村里找不到青年人。
但是随着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或士兵复员退伍，每周都有青年人来到。青年人来到之后首先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俱乐部的最终解散。
自由俱乐部的会员们已经纷纷退会或不付会费。作为偿还债务的措施，俱乐部表决通过举行一次舞会——不是那种在韦伯斯特厅举行的普通舞会，而是一个大型舞会，在上城区的舰队司令饭店举行，有壮观的表演，卖出几千张入场券，不发免费入场券。可是到后来入场券当然是免费送掉的。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人都指望被邀请参加村里举行的每一次正式集会，就因为他们有居住权，于是自由俱乐部被迫屈服于群众的要求；群众一面要求，一面还威胁要打破大门冲进来，要闹事。
我们拿到一些免费入场券，用其中的一张带一位刚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年轻小姐参加舞会。
在舰队司令饭店举行的这次舞会在格林威治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那么多的年轻人参加，那样兴高采烈，那么多的人喝酒，不是像从前那样安安静静地喝，而是发狂地想喝个痛快，享受一番。半夜以后，舞厅里到处都发生些小骚动。劳伦斯·维尔认为人人都叫他感到讨厌，他极有礼貌地把他的想法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中有些人不愿意被说成是自鸣得意——四名侦探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扔出大门；他留下了一大把沾着血的黄头发。我注意到人们赞赏地围在那位拉德克利夫小姐身旁，后来又看到他们避开她；原来她有一种咬他们的胳臂并发出尖叫的习惯。一次，她咬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化装成哑剧丑角的人，然后尖叫一声朝后一跳，撞在一个中国大花瓶上。花瓶倒在地板上打碎了。
从这一夜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她。她碰上一个报馆编辑，后来我听说这位先生在打听一个堕胎医生的地址；又过了一些时候，她在信里说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像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格林威治村露面，使自己成为一次舞会或一群人中的中心人物，人人喜欢过或恨过他们，沸沸扬扬地谈论他们；然后他们突然离去，住在弗拉特布什、皇后区或基奥卡克，找到了工作或是推着婴儿车。但是那个花瓶却带来了自由俱乐部的末日，为了赔那个花瓶花去了许多钱，而且入场券是免费的。在舰队司令饭店举行的舞会极为成功，可是却把资金耗尽了。在这以后，格林威治村的社交中心是两家酒馆：六号大街和西四街转角处的“地狱的洞穴”及格林威治大街和克里斯托弗街转角处的“女工之家”。“地狱的洞穴”粗陋而肮脏；酒馆主人在地窖里养了一头猪，用免费食物柜台上的残羹剩饭喂它。在内室里的人是些小赌徒和小偷，但是普罗文斯敦剧院的演员和剧作家也是这里的顾客，这家剧院就在转角上。有时这两类人也会混在一起。这些歹徒们赞赏多萝西·戴，因为喝起酒来她可以叫他们醉得趴在桌子底下；但是他们和尤金·奥尼尔在一起感到更无所拘束，他听他们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从不批评他们。他们也可怜他，因为他瘦弱、衣履破旧。其中有个人对他说：“金，你随便到哪家百货商店去给自己挑选一件大衣，把大衣的尺码告诉我，我去替你偷来。”在禁酒的开头两三年里，“地狱的洞穴”一直在营业，后来关门了，我不知道这家酒馆关门后那些歹徒到哪里去碰头。演员和剧作家们转移到“女工之家”去了，这家酒馆的前门是锁上的，可是在克里斯托弗街上有个边门仍然可通往一间房间，卢克·奥康纳在那里供应威士忌鸡尾酒和他能从非法酿酒厂买到的最好的啤酒以及烈性黑啤酒。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我们这伙青年人（2）
我第一次意识到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是在“女工之家”。这里有两种人：1917年以前在格林威治村住过的人和刚从法国或大学里来的人。我第一次把这两种人看成是“他们”和“我们”。
“他们”的服装奇特：这是他们给你的第一个印象。妇女们创造出一种地区性的服装，那时的杂志上流行把这种服装画成漫画：头发剪成荷兰式的短发，帽子拿在手上，用颜色鲜明的料子（通常是绣花的俄国麻布）做的罩衫，比当时流行的尺寸更短的裙子，灰色的棉纱长统袜和凉鞋。脚跟牢牢站在地上，腹部微微挺出——因为她们不穿紧身胸衣，而节食则尚未流行——她们看起来无比结实；如果她们六个人排成密集队形朝你走来会叫你感到惊恐。但也不是普遍都穿这种服装。有些女人更喜欢穿带有时式衣领的紧贴身躯的定制套头女服；有一个妇女有一顶牛仔帽，她在任何场合都戴这顶帽子，还有个年轻女人总是穿马靴、挥动一根短柄鞭，好像她从第六街骑马奔驰而来，给马饮水，然后把马拴在高架铁路的柱子上似的；我用赶马的声音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她“唷”。男人通常穿得比较老派，但很随便，衣服也不烫。他们不让头发长得拖到衣领上面，但他们的头发比流行式样所允许的要长得多。他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人穿俄罗斯式的宽大短罩衫，有少数人打真正的温莎丝质领带，这种打成松散蝴蝶结式的宽领带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穷文艺家的标志。
“他们”力图使自己具有独特个性，但有时候独特个性不由自主地变成千篇一律的制服。“我们”习惯满足于穿美国中产阶级的制服。我们尽可能穿得不引人注意。
“他们”年纪大一些，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我早已不再注意他们的服装之后，还继续引起我的注意。他们的年龄从六十岁起直到二十三岁；而“我们”这一类人的年龄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在格林威治村里普遍有一种人到中年的气氛。战争时期住在纽约比在军队服役更使人感受到精神压力：你要作出更多的决定，而不容易为自己的决定寻找理由；你还要掩盖你的失败。1919年的格林威治村好像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村里的居民灰心丧气，他们落落寡合地喝酒。“我们”带着未曾用过的精力来到他们中间：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留在家乡，两年来我们的精力按复利的方式积累着；现在我们渴望花费掉我们的精力，甚至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
村里年纪大一些的文人和艺术家对我们怎么个看法呢？我们有着富有朝气的脸，我们有从军队里收集来的新的笑话和猥亵的歌；我们很适合让他们带去参加交谊会，给他们逗乐，给他们吹一通大道理。他们有时故意漫不经心地对我们残忍。他们有时给我们忠告，但这种忠告我们从来不予采纳，因为它是吹牛的一种形式。我相信他们根本看不起我们。
但是服装上的、年龄上的和情绪上的差异只是另一种差异的象征。尽管我们的道路暂时汇集在一起，但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走的是大道；“他们”反叛过，曾经试图开辟一条新路。
“他们”一度是反叛者，是政治上、道德上、艺术上或宗教上的反叛者——不管怎样，他们曾付出过反叛的代价。他们脱离了父母、丈夫、妻子；他们像《玩偶之家》中娜拉那样毅然出走；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家信。而“我们”则从未和父母决裂，从未暴怒地走出教堂，从未因写论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而被学校开除。我们避开争议的问题，只要伸手去拿，就安安静静地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战前的十年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居住在格林威治村里年龄较大的一些人和他们的父母很亲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被迫和父母争吵并丢掉他们的。“我们”和我们的长辈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我们可以喜欢，甚至爱他们，而丝毫不去尊重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是南方人，我们就说“是的，先生”，如果我们住在北部城市，就说“行啊”，然后去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
“他们”曾经是反叛者：他们要改变世界，要在为了正义和艺术的斗争中做领导人，要帮助创建一个在其中个人能表现自己的社会。“我们”当时却相信社会根本不可能用意志的力量来改变。
“他们”曾经是反叛者，他们充满自豪的幻想。他们向生活本身提出要求，要求生活给他们美妙的冒险奇遇、忠实的友谊、在适当的环境中慷慨给予爱情并得到爱情。现在，幻想破灭后，他们成了愤世嫉俗者。“我们”则与此相反，我们十分谦逊，不要求自然为我们的幸福时刻增添光彩，或使我们的激情狂热回荡。我们并不感到自己关于美学的辩论应该在美的环境中进行：我们满足于两三个年轻人坐在厨房里，两腿搁在光桌子上，讨论关于抽象美的问题，一面把布尔·德拉姆牌的烟草卷成纸烟，让烟草屑子落在我们的腿上。我们在早年就失去了理想，而且失去得并不感到痛苦。如果经过这场战争还有些理想遗留下来的话，这点理想也都在凡尔赛的争吵声中，或随着钢铁工人罢工、帕尔默搜捕、森特雷利亚大屠杀①而消失殆尽了。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痛恨。我们相信我们为了空洞的目标打了一场仗；我们相信比起协约国来德国人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尽是傻瓜和无赖，统治着他们的也是傻瓜和无赖；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可以用钱收买的；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和别人一样坏——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仍然一样有趣。我们满足于在“他们的”失去的理想的残骸中建立我们小小的快乐，一所在宫殿废墟中的小屋。
这所小屋的陈设——比较有可能的是一幢几家意大利人合住的房屋顶层的三间竖起的棺材形状的房间，墙壁漆成绿色或棕色，冬天生起煤气炉子时热得出汗，夏天三十家意大利式饭菜的气味在走廊里混在一起，穿过开着的气窗渗透进来——渗透进大学课本、交叉的德国刺刀、朱尔·拉弗格全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