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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回来，身体非但十分健康，且他在任桃园党部书记长时期，曾大有久后成为国民党接班人之势。那时如日中天的蒋孝文，不亚于当初在江西搞‘青干班’一跃龙门的乃父蒋经国。可是，像蒋孝文这样极可能成为蒋家继承人的后起之秀，后来为何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这与大家现在所说的王升大有关系！只有王升才能真正成为蒋孝文的加害人。有人说王升在蒋孝文将跃上政坛前，就用毒药麻醉蒋孝文的神经，此话绝不是无稽之谈。因为王升早从几十年前，就打算如何在蒋经国身边施行他梦想多年的‘清君侧’了！……”
第八部分：病殁早逝正英年王升与蒋孝文之死（2）
蒋孝文死后，坊间确对其死亡原因生出种种莫须有猜测。在台北剑潭山附近的一所普通公寓里，有位满头白发的退役外交官，他几乎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之中。他就是刚从巴拉圭回台湾不久的王升。从前在蒋经国时代红极一时的王升，如今再不见他昔日飞扬跋扈的嚣张倨傲了。王升头发在出国几年中几乎全白了，在巴拉圭任“外交官”的年月里，他虽然名义上是“大使”官职，但对于南美洲非常陌生的王升来说，这所谓的“大使”，从上任时起就成了个被人划地为牢的囚人。他在巴拉圭任期中因不会西班牙语，在那里没有任何人与他交谈；小小使馆内外只有他和两个参赞、一个秘书维持着清淡无聊的馆务。而他在那里的地位也不受对方重视，因为作为“大使”，王升早已看到巴拉圭周边国家，如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都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巴拉圭对他这个台湾来的“大使”始终持轻视的态度，国家首脑对他的到来连理也不理。王升向巴拉圭元首递交“国书”时，该国元首借故不出，让他只向外交部长递交了事。王升在大使任上度日如年，他恨不得马上辞掉这个倒霉的职务，回台湾过寓公生活。
可是那时蒋经国还没有死，他不敢回台湾。如今蒋经国终于故去，王升好不容易回来了。可他没有想到，回到台北以后深居简出，希望永远疏远可怕的国民党政界，想过一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但是，就在王升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把他和蒋孝文的死联系在一起了。记者多次叩门，但王升不想接受采访。
王升越不想说话，报上有关他的各种新闻越多。这是王升心里无限苦恼的根源。当初报上只说蒋孝文死因与王升有关，他并没有在意。在王升看来心中无鬼，不怕鬼叫门。后来发展到有人说蒋孝文当年生病也和王升有直接关系，这就不能不让王升心里害怕。这时，有人在报上发表一个让王升看后大吃一惊的消息：蒋孝文的疾病，系与一位“西贡玫瑰”的妓女发生关系所致。而暗中指使这位“西贡玫瑰”向蒋孝文靠近和设法把身上病毒传染给蒋孝文的，就是对蒋经国时时心存不满的情治机关头目王升！王升对此叫苦不叠。
台湾《××新闻》1989年6月11日载文《蒋孝文身边的幽灵》。该文写道：
1961至1966年，是蒋孝文人生辉煌的时期，那时他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受其祖辈的荫庇，本可在孙运璇先生的指导下，在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位置上，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这时蒋孝文忽然萌发进入政界之念。特别当蒋孝文出任桃园国民党部主委后，事业如日中天，这时，有人发现王升正设法让这位蒋家大太子入瓮。谁都知道，那时的王升手中操纵的权力有多大。王升时刻想除掉这个可能阻碍自己飞升的人，但一时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王升不敢明目张胆向蒋经国的儿子下手，是因为他一时难以找到下手的机会。后来，王升终于发现蒋孝文不是无懈可击的正人君子。他发现，就在蒋孝文春风得意的时候，同时又染上许多恶习。其中最主要的毛病，是他的嗜酒和贪恋女色。这两大嗜好恰好可以被王升利用。
“据一位靠近王升的人士提供：在那一时期，王升是蒋孝文酒桌边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可为这位太子提供任何供其消遣的场所和资金。据说，有次蒋孝文随王赴阿里山归来途中，相偕去八卦山游览。不料，在山洞里偶遇一位绝色女子。她是越南人，且又生得天姿国色。蒋孝文那时风华正茂，在王升的纵恿下，孝文同意与那陌生女郎跳舞。王升即命人在八卦山酒店开一高级套间，在酒后供其淫乐。就在这次意外艳遇过后，渐渐传出蒋孝文身体不适的消息。
“后来有人证实，蒋孝文就在八卦山和‘西贡玫瑰'的苟合中，无意染上可怕的性病。那是非常可怕的性病，人只要染上它，从此就陷入无边的昏迷。神志不清的蒋孝文，从此疏离他可能跃上国民党情治机关首脑的地位，一个年轻有为的蒋家后继者，就这样缠绵病榻，永无出头之日了。有人说，当年蒋孝文在八卦山幸遇的越南女子，就是有人预先安排在那里的诱饵。这个幕后指使者，就是日后被蒋经国发配到巴拉圭的王升。……”
王升看到这里，气得七窍生烟。他没想到自己失势以后，身边居然会跳出这么多可恶的煞星。他们不但冷淡他，而且中伤和陷害他。特别是把蒋孝文本属正常死亡一事，也无端和他这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硬扯在一起。王升本想公开站出来向新闻界辟谣，但王升想想他现在的处境，早已不比以往了。于是他只能面对媒体对自己的指责和无中生有的泼污，以沉默对待了。
第八部分：病殁早逝正英年王升与蒋孝文之死（3）
让王升更不能容忍的，一位署名“坦克”的作者，竟在《金岛旬报》上，把所谓“西贡玫瑰”说得更为离奇，同时对王升的指责也更加放肆。这篇《王升与“西贡玫瑰”》的文中说：
“诚如各报所载，当年蒋孝文没生病之前，确有位人称‘西贡玫瑰’的越南妓女被王升收买。为除掉自己继续升迁中的障碍，有人向王升献策，最好对蒋孝文施以‘美人计'，以便把病毒染于孝文一身。此招不可不谓之毒辣也！因那时谁都知道蒋孝文正是事业飞腾之际，又经常出没风花雪月的舞厅酒肆中，身边的美女如云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如若让带有性病的漂亮女人接近蒋孝文决非易事，因此有人向王升献计，寻一姿色独特的外国女郎。王升之所以采纳，一因外国妓女更能让孝文上当；二是如果万一事情酿成后果，也可把外国妓女送出境外，防止蒋经国的追查。王升此举，不谓不妙，不能不称得上一箭双雕之策！……”
由于“西贡玫瑰”事件的出笼，一时视听难辨真假。而且报刊上继续以讹传讹，越传越广，越传越奇。后来居然又有人将王升如何通过手下特务到香港引来越南妓女，又如何在台湾圆山大饭店设计诱骗蒋孝文进入圈套，以及“西贡玫瑰”缠上蒋孝文以后，致使蒋孝文沉溺酒色，不思进取，最后当“西贡玫瑰”把性病传染给蒋以后，王升等人又如何设法把那个身染恶性性病的妓女秘密送往马来西亚等情况，都说得神乎其神，维妙维肖。简直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后，都在惋惜蒋孝文的不幸。而且也越加憎恨这“西贡玫瑰”事件的始作俑者王升！
当年8月21日，王升终于忍不住这无中生有的诬陷栽赃，不得不公开面对新闻记者。王升对记者说：
“我常检讨我的一生，发现自己最向往的就是读书、做学问或教书。但是当年中国大陆那么乱，百姓的生活那么苦，如果不从军从政的话，个人又如何能生存下去呢？但是说也奇妙，我立志从军以后，从来没有直接带兵用兵。当年我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因为我的成绩好，就被经国先生选到赣南参加青年团的干训班。……我说这些是说经国先生对我有提携之恩。后来经国先生虽然抛开了我，那也是他迫不得己。依当时的政情看来，也只能把我放到地球的那一边去。因此我从不怀恨经国先生，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加害自己的恩人之子呢？……”
王升痛苦地说：“所谓‘西贡玫瑰'事件，是个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之事。我从前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件事，在台湾当时虽有许多越南妓女入境，可是我敢保证，孝文先生的病与越南女人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孝文兄的生活确是难免有些放荡，可由于有老先生和经国先生在世，又有老夫人不时管教，我相信孝文不至于公开和一个越南女人姘居，至于他在八卦山宾馆和越南女人开房间，更是不可能的事。那时孝文虽然已在阳明山上立了新家，可他身边有徐女士管得很严，经国先生又不时对他进行垂询。孝文又怎么能像报上说的那么放肆呢？”
王升也为自己辩污洗冤，说：“至于我会不会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暗中利用女色加害孝文，我想不必自己过多表白。是非自有公论。在从前那种时候，我虽然可以经常和孝文兄在一起，有时也吃吃喝喝。可是，如果我真有那种如报界所说的阴险打算，也无法在孝文兄那里实施。因为我如那样作的话，就等于马上给自己套上一副至死的枷锁了。有头脑的人会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至于孝文兄的病，究竟如何染上的，只有他自己晓得了。但我可以坦荡地对世人说：‘我王升绝没有落井下石，我不可能以恶报德，不可能做任何有害经国先生的事情！……'”
王升的出面澄清，让那些对蒋孝文死于越南妓女的种种奇谈不攻自破。然而，媒体对蒋孝文在蒋经国死后仅仅一年，就出人意料地猝死仍然难以释疑。在有些人看来，蒋孝文正值人生盛年，如果蒋经国不去世，他绝不会在50多岁就悄然死去。特别是那些和蒋家有某种旧交的国民党袍泽们，对蒋孝文的忽然死去更是难于接受。当然，对蒋孝文死因心存疑虑的人们中，也有些人是出于对没落蒋家的心理仇恨。这样的人在台湾不在少数。所以他们在蒋孝文死因上大作文章，尤其对王升所作的解释不以为然。
第八部分：病殁早逝正英年王升与蒋孝文之死（4）
蒋孝文就像一个神秘的影子，忽然从台北阳明山上消失了。当人们议论蒋家公子到底为什么过早离开人世的时候，有一批香港记者又来到蒋孝文生前住过多年的阳明山别墅。记者们在小楼里没找到死者的妻子徐乃锦，现在她已走出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在台湾的生意场上寻求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了。据女佣向记者介绍，徐乃锦自蒋孝文病故后，已到一家期货公司供职，因其杰出才能很快得到总经理的青睐，并已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再次走向社会的徐乃锦女士仍然保持低调，她对社会上对夫君蒋孝文死因的种种猜测一律不加理睬。她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在记者打给她的电话中，徐女士避而不谈有关蒋孝文死因的任何问题。她表示：“我对那些猜测感到无聊。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丈夫这些年究竟是怎样过来的。至于他的死因，将来大家会清楚的。何必一定要刨根究底？”
死者蒋孝文的惟一女儿、当时在英国渣打银行供职的蒋友梅，在伦敦对发生在台湾的媒体炒作不以为然。她仍处于父亲殁后的无边悲哀之中。当台湾舆论纷纭之时，蒋友梅在英国一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父亲的死》的文章，她是以平和的心态回忆已经作古的父亲。从蒋友梅的语气中看不出对父亲死因有丝毫怀疑。她的文章被台湾报刊转载以后，起到了平息社会舆论的作用。蒋友梅写道：
“人之生死，如同信仰，全仰仗主、配角人物不同的处事态度而异。万道归宗———天下只有一个死亡，只有一种信仰。……先祖父崩逝，悲怀缠缠至今。多少日夜已去，自知必然去接受死亡的猛兽，不然它会将你无情的咀嚼，贪馋的吞食。悲痛随着时光慢慢化成细细的哀愁，偶尔浮上脑际，流入心头，再化作热泪流下，心中一阵酸涩，又和着多少回忆，吞了下去。仍是不惯在吃饭时，他的位置是空的。如今在生死边缘挣扎已久的爸爸也撒手西归了。他的位子也空了，再也听不到他唤我一声‘小宝'，也没有人会再喊我‘小宝'了。阿爷走时，也带走了‘妞妞'的小名，他们父子应该就快团圆了。那日为爸爸做了头七，我心中直念着他的好，他的仁慈与善良。一群爸爸生前的好友和至亲再聚一堂，送他平安上路。当时心中感到特别宁静，一阵阵爱的暖流注入心灵。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感悟。诸法因缘而生，亦从因缘而灭。我将凝至眼角的泪水拭去，告诉自己不能哭，活在人世，生死都由不得他，让他安心去吧。被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