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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里面，我们看到当时最重视的六类知识，可是，现在思想史只研究三类，其他三类被扔掉了。我一直说，所谓的思想史的中心、主流、线索，其实是后来被逐渐描述和建构出来的，如果重新回到过去，就会发现后三类所占的比例比前三类还大，至少不比前三类小。因为普通民众是大多数，而且日常生活是最重要的。你从竹简帛书材料就可以看出，战国秦汉时代，人对于医方非常重视，好多地方都出土了医方药方的材料，而在张家山、放马滩、睡虎地都发现《日书》，可知《日书》一类的知识，像时间分配、吉凶宜忌等等，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何不把注意力从过去虚构的中心转到现在所谓的边缘？这是我自己很强烈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何不把注意力从过去虚构的中心转到现在所谓的边缘？这是我自己很强烈的感受。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思想文化史可能要重新设定自己研究的范围。
这就是第二个大问题，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
三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才能回应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
可是，麻烦也来了，按照过去思想史的写法，新的考古发现，大多数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上次我们说到过，过去的思想史是按精英和经典的单元来书写的，一个单元是高明的思想家，一个单元是高明的思想著作，除此之外，大家看，好像有个套子，前面是背景，中间是思想家生平、接着是思想一二三，最后面是影响。按照这样的写法，考古资料基本上用不进去。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上用的还不算是很多，只有郭店楚简因为《老子》和那些据说是子思的内容，才被热闹地用到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来。而房中术、日书、医方、导引书等等，还是无法用到思想史里面来。因此，我一直在强调，思想史的观念应当有所改变，应当开始较多地关注边缘，使思想史能够融入更多的内容，融入很多长时段的东西，而不仅仅包括人和书。
这种转变既得益于考古文献资料的刺激，也需要有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上次课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参看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载《读书》1995年11期。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参看葛兆光《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中》，分别载《读书》1992年第9期、1994年第10期。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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