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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的？
不是社会性的；这是他的本性，他个性的；跟“社会性”没关系。他喜欢记住好事，忘记坏事，这是他的本性；而我恰恰相反。
你喜欢忘记好事，记住坏事？
一般情形如此。我总是记住不吉祥的事。好事如过眼烟云，特别是荣誉。而所谓的坏事，总是带着惨痛，它同我有一种生命上的关系，它持续影响着我，我自然会记住。
那么在创作风格上，具体到诗歌上，你和你爸爸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父亲呢？早年也是一个很热烈地喜欢诗的人，我想。但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之下，所以写的就都是比较跟那个时代有关系的诗。那么我同他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他写诗是比较面对社会、面对人的；而我呢，写东西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事儿。
自己的事儿？
哎。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了吧？就是说他具有社会性意识吧，写东西时会从读者方面想得比较多；而我觉得呢，现在说“灵魂”也说得太滥得可怕了，写不说“灵魂”，就说是自己心里的事儿。
你觉得写诗是和社会无关的，是你自己纯个人的事情？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我”并不是通常观念上的个人，“我”可能是宇宙，可能是花鸟虫鱼，也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人类，这个不能确定。诗中的“我”是一个精神状态的我，是个精灵的我，它没有名字，它可能变化成各种事物。
这是你和你爸爸最大的区别吗？
我想是的吧。还有就是他觉得写诗，做诗人是一个荣誉，我不这样看待诗。
你认为做诗人呢？
我觉得被人称为诗人是个偶然现象。社会这么看你就这么看你，如此而已。你可能被称作各种东西，“名可名，非常名”嘛，不过是姑且有之，它并不是事物的本质。
那你们的共同点呢？
共同点我想也是有的。他也喜欢好诗，他也读唐诗，这都是共同点。他有时候看我的诗也很惊讶，比如小时候我写诗，他说：“啊，唯美主义的呵！”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美主义，但是有一点儿“臭美”，小孩儿总有点儿虚荣心嘛，听见这么一句带“美”的莫名其妙的话，总觉得有点儿得意。而且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唯美主义”的概念。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与穗子谈（2）
我想他要是不写诗的话，我不会把写诗当成一回事情。因为他写诗，所以我就也把写诗当成一回事情了。有些诗呢，我就抄下来，保存下来；要不然可能就全都丢掉了。
是你的诗呵？
我的诗。他的诗倒好多文化革命中间就丢掉了。我们写了诗，他就都扔到灶里了，我的也烧掉了不少。他的烧掉的诗我现在还记得零星一些呢，就是说，
背下来了？
哎，对；我清楚记得的，比如一个春天，在外边……
他不记得了哈？
他忘记了，后来我背给他，他全都忘光了。有的我背一句他还能模模糊糊有点儿印象冒出来。像有一回春天里，外边是好多耕地，我们在那儿烧猪食，用稻草烧猪食，他就拿起纸笔写了一首诗，大概是：大地是一个棋盘，生命是一粒粒棋子，没有输赢胜负，麦穗和花朵是我们的旗帜。——他那时候倒经常写一些这样的句子。还有一首《沼泽里的鱼》我记得很清楚，我和了一首《中枪弹的雁》，我父亲说应该叫“枪弹下的雁”或是什么，对仗嘛。我们因此经常对对子，我想我“对仗”的概念就是在那时特别清楚起来的。
那么好像你对东方文化道、佛，好像比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更浓一些，这是承接了你爸爸的遗风还是……
我爸爸一点儿这个风格都没有。我父亲有时候生起气来就让我剃了头当和尚了事，但是并不是因为对佛、道有什么兴趣。他相信气功的“气”，有时候把“气”想成宇宙中交流的秘密，跟现在流行的说法很像，但是我想这跟“道”的思想、“佛”的思想全都没有关系。
你相信气功吗？
我能感到“气”。一个人在放松的时候，他会感到“气”的推动，这不稀奇，对于我来说比起写诗的奇迹感，这可要差远了，比起做梦、写诗感受的神奇差远了。
你欣赏你爸爸的诗吗？
嗯，我应该说差不多全都读过。他早年的诗是有激情的。我们一起煮猪食时他写的那些诗，我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词我原来都还没想到，像他说“时间的车水马龙”什么的，他说“让我们像燕子一样回来，重新衔起一丝泥土的芬芳”，这样的词，在当时一个荒凉的地方，读来还是很明亮温暖的。
他欣赏你的诗吗？
他感到很矛盾我想。忽然有时候他会觉到惊奇，但他会立即告诉我，到此为止！不要再往“奇怪”里写了，因为没有人再能懂你了。现在我想他会彻底地认为我那诗已经不知所云了。
……
1992年12月18日
德国
（编者据录音整理）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从自我到自然（1）
五年前来过这里，五年后又来这里，一切正像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人还是人。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自己。今天我想讲一讲这个改变和它在我诗里的表现。
我是在文革中开始写诗的，我们可以从电影和书中看到那个时代背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毁灭文化秩序的时代，它以西方的方式消灭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又用中国的方式打退了西方文明，使近代人类史上出现了这么一个罕见的文化空白。我有幸生活在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现代的原始状态中间，我开始走我新鲜的道路。
一九六九年我离开了北京，在山东昌邑县的一片土地上放猪。那里人很少，只有大片荒凉的白色碱地，也没有很多草。我在天地中间，感觉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什么也没有，天地间只有我。我知道我是非常渺小的，像昆虫和草一样微不足道，可是我的心并非草木石头。在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感觉就醒来了，在我的心中升起。
一条细线在天际飘动，渐渐成为一群鸟向我飞来，它们飞到我头顶上的时候，并没有过去，而是降落了下来。在我周围成千的鸟儿对我叫着，我感到一种激动。很多很多眼睛看着我，它们都看我；也许因为我不是它们，我不是一个鸟，是一个人，它们感到奇怪；我却有一种快乐，一种想说话的愿望，我想回答它们，回答它们的叫声。我觉得它们用它们的语言召唤我，但是我不懂，我说不出和它们一样的话来。后来鸟飞走了，本来安安静静、永远不变的土地，忽然像张白纸那样飘动了一下。
它们走了，那个瞬间，人世间的“五音”——“五音使人聋”的“五音”将我绝然于外，这时我听见了另外的一种声音——天、地宇宙万物在轻柔地对话。它们做着手势，它们之间流动着相思和默契，草因此生长，开出花朵，鸟因此飞来又飞去。这是自然毫无遮掩的秘密，而“五色使人盲”，我一直就没有看见。我拿起笔找到一些字，开始写诗。
将近十五岁的一个夏天，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写下了这个声音，就是一九七一年我写的《生命幻想曲》。我在这首诗中写：“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没有任何目的，我在这自然的天地里，在水里，光把我一点点晒黑。
那个夏天，我在潍河岸边，我感到我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音响，就像在钢琴的琴键上行走一样。我累了就躺下来，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天上睡觉；它睡着了就慢慢落下来，在接近河水的地方，被自己的影子惊醒。这时皮肤已不再是我同世界的界限，我感到了另一重我——远处的树林在响，就像是我的手在抚动，河水在流淌中轻轻冲击沙地、冲撞粘土的河岸，就像我的手抚摸着我的膝盖——我像阳光一样在大地上行走，宁静如云。作为一个人的恐惧、害怕、矛盾都没有了——像是我要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所以一切正在开始。
我说：“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我说：“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 ／我的生命”。在我成为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就成为了我，这声音就是我的语言。
这是个很好的自然生命的感觉，这是人在年轻的时候，生命幻化出的梦想、光明和花朵。
但这个光明并不能在时间中持续下去。十七岁回到北京城里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危险。我说：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我说：在一片淡漠的烟中，我继续讲绿色的故事。这时候我要开始对人说话了，我遇到了困难。鸟说话从来是自然地鸣叫，而人说话则是要遵循规则的，所谓语言的法则。
语言使用规则，便于传导实用的信息——我们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内做什么事——传达给一万个人不能出现不同的解释。规则形成于多次语言传导尝试，而过程中最初的新鲜思路也就逐渐固化成了观念。这时再要想用语言表达你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写诗的时候，就会障碍重重。规则不能总是帮助你，它还会使你误入歧途。
人在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中，呼吸和心跳都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人的声音，使人在选字和排列字的时候与平时不同，这是自然的表达。它和语言规则并存在生活中。在人们缺乏精神默契的时候，这种自然的表达和传导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就突现出来。这也是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矛盾，生和活的矛盾。
我在这种矛盾之中，我无法对人说话，可我必须说话，并且生活。我开始读书，我躺在一个顶楼上读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慢慢开始有书了，我是在做木匠的空隙中开始读书的，我感到了一种亲切。尽管在现实中间人和人难以对话，但是在书里我却看到了别人的故事、生活和他们要说的话。李贺说：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那时我十九。
后来又读洛尔迦的诗，他说：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最后当哑孩子找到了他的声音，却穿上了蟋蟀的衣裳，变成了昆虫。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变化一下，哪怕变成一只昆虫，我要找到我的声音，说自己的话。后来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反复过程。
第一部分：剪接的自传从自我到自然（2）
当时西方文化在大陆解禁，造成了一个时尚，冲击力很强，叫“寻找自我”。我当时也陷入到这个思想逻辑漩涡中去了。那时候中国很流行J·S艾略特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这话并没有错，但是对于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我寻找属于我的声音，我同时想对人说话；这竟然是一个悖论。
在最绝望的时候我放弃了对别人说话的企图。因为我的话说出去，别人赞成，可赞成的并不是我，并不是我以为传达出去的意思；别人不赞成的，也只是他们想象的我，是扭歪了的我的表达。
我在一首诗中写：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一个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决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说：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有看见过它／也不可能／但知道她很美／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她／而熄灭的心。
那时候我觉得艺术精神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想要的，而现实的世界不是我想要的，我把它们分裂开来了。在这首诗最后我写：最后在纸角上／我还要画下一个树熊／它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在我写了《生命幻想曲》十年以后，一九八一年，我好像看见了自己。我看见自己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像树熊那样，坐在澳洲的树枝上，安静地放弃了一切希望。但是那时我并没有放弃我，我说：我任性，⋯；⋯；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了�